瞿秋白：丁玲眼中最好教員，毛澤東尊之為老師，中共早期領導人

2021年04月17日23:36:05 歷史 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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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出生於常州，家境貧寒，中途輟學、母親自殺，禍不單行心茫

瞿秋白在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據說頭上有“兩個旋”，於是家裡人給起了個乳名為阿雙，名霜，號秋白。

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平日里喜歡畫畫、吟誦詩歌等，從1922年起在濟南私立山東美術學校做教員，1932年病逝。瞿秋白的母親金璇，對詩詞歌賦也是情有獨鍾，而且寫了一手好字。可以說，幼年的瞿秋白雖然家境不怎麼寬裕，但父母所營造的文化氣息是相當濃郁。

瞿秋白和其父親瞿世瑋

6歲的瞿秋白得以進入常州的新式學堂——冠英小學讀書。在1910年，升入常州府中學學習，在中學結識了日後也參與革命的同窗好友張太雷。兩人在1911年還一同上演了剪辮子，共同慶祝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

正在中學讀書的瞿秋白，因為家裡的兄弟姐妹多，加之沒有其他經濟收入，因付不起房租，一家人只得搬到自己家宗祠居住。據說在1912年的中華民國的國慶日10月10日，13歲的瞿秋白做了個白燈籠，並用筆寫了“國喪”兩個大字，以表達對袁世凱治下的中華民國名存實亡的不滿。

1915年，對於畢業季的瞿秋白來說本應該是個幸福快樂的日子，可是家境的貧寒實難維及其學業，萬般無奈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放棄學業。好在瞿秋白的表姐夫在無錫江溪給謀得一個小學教員的職位，雖然工資微薄，但畢竟多少可以貼補家用，在母親的催促下去，16歲的瞿秋白五無錫江溪任教了。

可是這次與母親的分別，卻成為了永久的離別。瞿秋白離家沒幾天，在1916年的正月初五的夜裡，母親金璇在債主的逼迫之下，走投無路，帶孩子熟睡後自殺了。

聞噩耗回到常州老家的瞿秋白是悲痛萬分，不能自已。雖然在打理母親後事之後的瞿秋白又回到了無錫江溪任教一段時間，終因獨居異鄉，加之思母頗深，在1916年的暑假，瞿秋白辭去無錫江溪的教員職務，回到了家鄉常州。

此後的半年時間裡，瞿秋白面對家境的貧寒與不幸，內心茫然不知所措；面對家旁的覓渡橋，不斷地叩問自己，將身往何處……

求學於北京，勤勉努力，參與鬥爭、創辦刊物，積極上進心明朗

正當瞿秋白無所事事，內心茫然之際，受其同窗好友張太雷的啟發，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了免收學費的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在校期間，瞿秋白勤勉努力，發奮讀書，其所寫的作文經常被油印在校內傳看；另一方面瞿秋白在加緊學習俄文的同時，也開始主動接受進步思想。

在1919年，瞿秋白和北京好多進步青年學子一樣，在最為樸素的愛國主義感召之下，參與到“五四”愛國運動之中，奮起進行“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救亡鬥爭。也正是因為受“五四”愛國運動的激發，在同年的11月1日，瞿秋白牽頭和鄭振鐸、耿濟之等人聯手創辦了抨擊封建腐朽禮數、呼籲社會改造的刊物——《新社會》。後因反動當局多次阻擾，在1920年5月停刊。

在1920年的3月，瞿秋白主動加入了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學創辦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正式了解、接受、研究馬克思主義。之後瞿秋白一方面為了生計，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了解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現狀，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到了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俄記者的一職。

啟迪於赤都，閃亮登場，邂逅同窗、偶遇列寧，隨陳回國始革命

1921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俄記者的身份來到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際首都——莫斯科。非常巧合的是，在瞿秋白到達莫斯科的10幾天後，全俄的華工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了，參會的200多名華工，代表了在俄國各地的4萬多華工。這200多名華工代表，有的是經商的，有的是從法國流轉到俄國的，也有參加戰爭的……當他們聽說從中國來的新聞記者，高興異常，並要求瞿秋白等人參加會議。

或許是瞿秋白有當教員的經歷，在全俄華工大會上，瞿秋白髮表了即興講話，向遠在異國他鄉的華工們介紹了國內正在蓬勃開展的愛國運動。這一即興講話，也引起了華工代表的共鳴，激發了華工代表的愛國之情。

1921年5月，瞿秋白與來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同窗好友張太雷在莫斯科邂逅了，在張太雷的推薦下，瞿秋白加入了俄共，並以“來賓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正式在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瞿秋白在會場的走廊遇見了列寧同志，並與列寧做了簡短的交談。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列寧可是神一樣的存在，這次偶遇列寧給瞿秋白留下極深的印象。

他在報道中說道：電氣照相燈打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被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標語上……

1921年9月，瞿秋白被派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工作，負責中國班助教和翻譯工作。這批學員中有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等學員。估計當時的瞿秋白也沒有料到，他所負責的中國班日後會走出多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在蘇俄工作期間，恰逢中國共產黨派出的以陳獨秀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作為隨團翻譯也出席會議。大會期間，瞿秋白為陳獨秀翻譯大會的講話和文件。

估計是在大會期間，陳獨秀與瞿秋白兩人建立信任與友誼，陳獨秀處於國內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的考量，要去瞿秋白一同回國投身革命鬥爭。就這樣，在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胸懷滿腔熱忱，跟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啟程回國，由此也正式開啟了直接參与中國革命鬥爭的序幕。

亮相於三大，擔任主編，職教上海、否極泰來，秋之白華成佳話

回到祖國的瞿秋白，最初寄居在北京堂兄瞿純白家裡。在西湖會議之後，擬定要開展“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為了進一步落實，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瞿秋白不僅作為代表出席了大會，還負責起草新的黨的綱領，並向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作了報告。

在1923年的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新青年》改為季刊，瞿秋白擔任主編。在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由瞿秋白撰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在這個新宣言里，首次提出了革命領導權的問題，明確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

即使資產階級革命，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地位。

國共在上海合辦了上海大學，校長由於右任擔任，瞿秋白則出任社會學系的主任，主要負責黨的宣傳與理論工作、校務整頓等工作。他一直夢想將上海大學辦成——南方文化運動的中心。

34歲的瞿秋白出席南京的青年團“二大”期間，結識了丁玲和王劍虹，他們共同談論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等作品，相同的愛好使得他們感覺相見恨晚。之後在瞿秋白的引薦之下，丁玲和王劍虹到了上海大學讀書。

在上海大學期間，瞿秋白經常與丁玲、王劍虹聊天交往，也正是這段時間，瞿秋白與王劍虹萌生愛意，在1924年1月，瞿秋白與王劍虹結為夫妻。婚後不久，瞿秋白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南下廣州準備參加國民黨的“一大”。在國民黨“一大”上，瞿秋白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後，瞿秋白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留在廣州負責有關事務。這段時間，分居廣州和上海兩地的瞿秋白和王劍虹只能靠書信和詩的往來，傳遞相思之情。瞿秋白在給妻子王劍虹的一首詩這樣寫道：

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讓瞿秋白萬萬沒有想到的，1924年7月，得知妻子病重的消息，瞿秋白從廣州回到上海，在照顧妻子時，他也沒有放棄工作。當妻子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時，瞿秋白寫信給丁玲：我好像預感到什麼不幸。不久之後，王劍虹因病離世，料理完妻子後事之後，瞿秋白又回到廣州繼續工作。

1924年，楊之華作為上海大學的青年團支部的代表，向蘇聯顧問鮑羅廷彙報上海婦女運動情況，瞿秋白作為翻譯結識了楊之華。之後在瞿秋白作為楊之華的入黨介紹人，楊之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楊之華與沈劍龍的婚姻關係早已破裂，但尚未正式解除婚姻關係。而瞿秋白與楊之華在相互交往中也是心生情愫，為此能夠與楊之華確定戀愛關係並結為夫妻，瞿秋白曾與沈劍龍坦誠相談。最終不僅沈劍龍與楊之華解除婚姻關係，而且沈劍龍還與瞿秋白正式結為朋友。

1924年底，瞿秋白因遭受當局通緝而轉入地下秘密工作，而其妻子楊之華作為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委員，也經常穿打扮成普通女工，進行宣傳工作。瞿秋白和楊之華夫妻二人的工作受到組織表揚，黨內同志也將二人的名字連在一起，稱之為：秋之白華。

瞿秋白與楊之華

轉折於四大，創辦日報，敢於批評與、認領錯誤，領袖生涯新高地

1925年，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對於瞿秋白來說是人生的一次大的起轉。在中共四大上，瞿秋白進入了中央局，與蔡和森共同擔任中央宣傳部委員，成為了黨的領導人。在同年由英國巡捕製造的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後，中共中央決定組織由瞿秋白、蔡和森、劉少奇等人參加的委員會，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組織領導全上海民族開展“罷工、罷市、罷課”，抗議帝國主義恣意屠殺中國人民。

在總結“五卅”運動教訓時，瞿秋白指出：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缺少農民參加，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

在1925年6月4日，瞿秋白出任中共中央機關黨報主編，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日報《熱血日報》，報道了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消息。瞿秋白撰寫了《熱血日報》發刊詞：

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在蔣介石悍然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予以應對。會上，陳獨秀還以《政治與組織的報告》為題，為自己的右傾錯誤進行辯護。仗義執言的瞿秋白立場堅定地直接而尖銳地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上，瞿秋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7.15”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後，瞿秋白在漢口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也稱“八七會議”。會上，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批評並免除其職務，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選舉了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也如瞿秋白後來所說：沒有它（“八七會議”）——共產黨簡直要“亡黨”的。瞿秋白對“八七會議”的召開、方針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次會議也是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帶領全黨探索革命道路的新起點。

“八七會議”之後到中共六大召開，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時間裡，成功地發動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為此瞿秋白曾指出：中國革命，經過南昌八一暴動，兩湖、廣東最近的農工暴動，而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但隨着廣州起義的失敗，瞿秋白也意識到自身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僅如此，瞿秋白在臨時常委會上對自身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在革命路線也由城市武裝起義轉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避免了中國革命更大損失。

迫於國內瀰漫的白色恐怖，加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要在莫斯科召開，基於以上兩點考量，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5月，瞿秋白前往莫斯科為中共六大召開做籌備工作。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鄉間別墅開幕。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大會客觀地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社會現狀，確定了中國仍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所進行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全面總結了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堅決反對“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

中共六大之後，瞿秋白雖然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也離開中共權利核心，而是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長繼續留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裡，由李立三和向忠發兩人把控對中國的領導權。而在1927年，王明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原名：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俄語：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勾結在一起，先是捏造了“浙江同學會”事件，後又藉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展的聯共反右清黨運動，將“左”、右傾錯誤的兩頂帽子扣在瞿秋白的頭上。

1930年春天，在王明和米夫等人的攛掇下，撤銷了瞿秋白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致，瞿秋白與妻子黯然地取道德國柏林在8月26日回到上海。然而對於瞿秋白的迫害還沒有停止，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王明、米夫等人操控下，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領導職務。

瞿秋白回到上海的一家三口

轉身於文化，領導左聯，奉命回歸、出任校長，轉移長汀遭屠殺

被解除職務的瞿秋白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全身心投入到左翼文化活動，與矛盾、魯迅、馮雪峰等人並肩作戰，後來又領命趕赴蘇區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直至在福建長汀被俘就義。

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領導職務，此後瞿秋白因為身患肺結核，夫妻倆人在上海借住在矛盾家中養病，又時也偶爾到魯迅家中小住幾日。在這段時間裡，瞿秋白與矛盾、魯迅等人圍繞中國革命進行了深入交流，結下了深厚友誼。

瞿秋白與魯迅

1931年年底，“左聯”執委會根據瞿秋白的建議，將“左聯”創辦的《前哨》改名為《文學導報》，同時還指導創辦了文學刊物《北斗》。不僅如此，瞿秋白還經常為《文學導報》和《北斗》撰寫文章。可以說，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國文壇佔據了重要位置，也為中國革命文學的發展貢獻了積極力量。

1932年，瞿秋白還憑藉出色的文學功底和高超的外語水平，根據蘇聯共產主義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學遺產》，編譯了《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一書。

在與魯迅的交往中，兩人也是一見如故。在1933年4月，瞿秋白抱病為《魯迅雜感選集》撰寫了長達1.7萬字的序言，科學、客觀地對魯迅及其思想進行了評價。而魯迅也是“報之以李”，以清代學者何瓦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句，書贈瞿秋白。足見二人友誼至深。

1934年，瞿秋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趕赴蘇區瑞金，出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員兼國立蘇維埃大學校長。據統計，在瞿秋白的領導組織下，蘇區先後建立了3000所小學，有10萬多學生，還建有掃盲識字班23000餘個。此外，在瞿秋白的建議下，在蘇區還創建了高爾基戲劇學校。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不得不離開蘇區開始長征，瞿秋白被委以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留守蘇區開展工作。面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拉網式”的清剿，中央分局為了保存幹部，決定將瞿秋白等人取道福建，送往香港或上海等地。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等人途徑福建長汀縣，東渡汀江，在趕往小徑村的路上時，被保安團團長鍾紹葵發現，鄧子恢突圍脫險，何叔衡犧牲，瞿秋白被捕。

由於叛徒告密，瞿秋白身份暴露，在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轉押到長汀國民黨三十六師部，蔣介石受命師長宋希濂勸降、利誘瞿秋白，結果宋希濂窮盡一切手段，使出渾身解數，瞿秋白也不為所動。不僅如此，瞿秋白依然堅持鬥爭，以筆為槍，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而且還在獄中每天堅持篆刻圖章，在被關押的40天里，共刻圖章78枚。

瞿秋白的篆刻

1935年6月2日，蔣介石發出密令要求槍殺瞿秋白。6月18日，瞿秋白在被押往刑場的路上，用俄語高唱《國際歌》《紅軍歌》，當步行至羅漢嶺的一片草坪時，他盤膝而坐，笑着對劊子手說：此地很好，開槍吧。然後瞿秋白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年僅36歲。

金錶換鋼表，文字改革，譯《國際歌》、最好教員，毛澤東稱之為師

瞿秋白短暫的一生，對於中國革命在建黨初期、大革命時期的道路探索、理論探索，對於中國革命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貢獻，著作等身，留下了豐富的理論遺產。不僅如此，瞿秋白在諸多領域也是建樹頗豐，也留下好多趣聞軼事。

莫斯科金錶換鋼表。在1921年，正在莫斯科工作的瞿秋白積極響應蘇俄政府捐獻錢物的號召，將祖傳的一塊金殼懷錶捐獻給政府，蘇俄政府回贈給瞿秋白一塊鋼製懷錶。在1931年，瞿秋白將這塊鋼製懷錶送給了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沈澤民，後來這塊表又轉到了紅二軍軍長徐海東。在瞿秋白犧牲後，徐海東又把這塊錶轉給彭德懷。直到1946年，彭德懷又將表鄭重交還給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

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間，受蘇俄掃盲工作的啟發，着手研究漢字拉丁化，並完成了《中國拉丁化字母》。在1926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在這一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制定出台了中國新文字方案。

《國際歌》中文歌詞的譯制者和推廣者。我們現在大家所熟知的《國際歌》中文版，就是瞿秋白翻譯的。……這是我們的最後決死爭，同英德納雄耐爾人類方重興。其中瞿秋白創造的轉譯international為“英德納雄納爾”。此後，《國際歌》的各種中文譯本都採用瞿秋白的這一譯法。在中共三大上，瞿秋白和自己的同學張太雷還教參會代表學唱《國際歌》，也是從中共三大開始，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奏唱《國際歌》成為延續至今的傳統。

作家丁玲眼中最好的教員。作家丁玲在回憶瞿秋白在上海大學執教時說：可是，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談話的面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而且也講活人……講社會生活，將社會生活的形形色色。

瞿秋白被毛澤東稱之為老師。在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退出蘇區瑞金，面對留下的瞿秋白，毛澤東握着瞿秋白的手說：瞿老師，你身體不好，我們走後，你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是我的老領導，又是我的老師，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鐘情和厚愛。毛澤東之所以稱瞿秋白為老師，是因為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被中共中央所看好，是瞿秋白將其翻譯成俄文和英文在《共產國際》上發表。其後瞿秋白又力排眾議，不顧陳獨秀的壓制，親自安排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印刷單行本，並號召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毛澤東是由衷地感謝瞿秋白，尊稱其為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