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馬斯克這兩位“盟友”間的衝突，呈現出急劇擴大的態勢。
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6月5日，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馬斯克開始公開罵戰後，馬斯克又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態，認為特朗普應該被彈劾。馬斯克還爆料稱，特朗普在愛潑斯坦文件中，他不敢公開有關材料。
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稱，馬斯克已開始“失去耐性”。特朗普稱他要求馬斯克離開，並撤銷了馬斯克強推的電動汽車“強制令”，結果“馬斯克瘋了”。
兩天前，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主導的標誌性稅收與支出法案，馬斯克直言“厭惡”，並抨擊這項法案“令人作嘔”。
5月下旬，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全面稅收和支出法案。這項法案計劃兌現特朗普的諸多競選承諾，例如在小費和汽車貸款領域推出新的稅收減免，並增加軍事和邊境執法方面的支出等。
5月31日，馬斯克結束了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不過，特朗普當時並未表現出要和這位盟友“斷交”的意思。他表示，馬斯克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一路提供幫助”。
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馬斯克一路支持特朗普，捐款數億美元。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執政後，馬斯克牽頭組建政府效率部（doge），致力於精簡聯邦政府機構，削減政府成本。
特朗普和馬斯克此番分歧公開化的背後，是其經濟團隊內部暗流涌動的派系鬥爭，也體現出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一場圍繞權力、信任與政策取向的博弈，正在牽動美國經濟政策的神經。
這種混亂和震蕩更直接的表現是，美國政府在不到百天里對外掀起大規模關稅風暴，打出了一套設計粗糙、目標模糊、節奏混亂的關稅亂拳，引發國內外劇烈震蕩。
5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馬斯克在白宮舉行新聞發布會。圖/視覺中國
關稅政策突變背後的權力博弈
特朗普政府將關稅問題作為其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心和主戰場，對主要貿易夥伴發起輪番攻擊，試圖顛覆美國對外貿易乃至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底層邏輯。然而，其一系列政策在設計上粗製濫造，在執行、暫緩、恢復的循環中來回橫跳，混亂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例如，1月26日，以哥倫比亞拒絕接收被遣返移民為由，美國宣布對所有從哥倫比亞進口的商品加征25%關稅，但該決定僅維持了幾個小時便被撤銷。2月1日，美國宣布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然而，僅過了不到24小時，就將該徵稅措施暫緩執行30天。在30天到期後，美國又給予兩國進口汽車一個月的關稅豁免。3月11日，美國以報復加拿大對美國北部三州加征電力關稅為由，將對加拿大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提高至50%，但不久後該措施被撤回。3月26日，美國宣布對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但符合《美墨加協定》的整車和零部件則分別在4月2日和5月3日被豁免加征關稅。
4月2日，特朗普政府拋出的“對等關稅”計劃，成為其政策混亂的集中體現。當日，特朗普宣布美國對貿易夥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某些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該計劃以各國對美貿易逆差占其出口總額的比例為基準，簡單粗暴地劃定關稅稅率，完全忽視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差異和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
更滑稽的是，就連印度洋上無人居住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也被納入徵稅名單，還有不少美國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也被徵稅，這種“拍腦袋”的做法招致外界對特朗普政府政策專業性的嚴重質疑。
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多日大幅震蕩下行的情況下，特朗普於4月9日突然收回成命，宣布對“未採取報復行動的國家”暫停實施“對等關稅”90天。這種巨大的反轉，使全球各國對美國非理性關稅政策的擔憂不減反增。
自2月以來，美國還巧立名目多次對中國進口商品徵稅且不斷報復性加碼，對華關稅稅率一度高達145%，個別商品被徵稅率累計近250%。如此離譜的關稅政策，顯然也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就在對華“對等關稅”生效後的4月11日，特朗普就簽署備忘錄將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0類電子產品排除在徵稅商品類別之外。
在中美經貿團隊於5月10日在瑞士進行談判前夕，特朗普政府官員多次放話稱對華稅率不會大幅削減，特朗普更表示80%左右比較合適，但美方最終同意將125%的對等關稅驟降至10%，令外界感到意外。
特朗普政府在關稅問題上的反覆橫跳，看起來並不是其刻意為之，更像是戰略搖擺與政策失靈的必然結果，實則是其經濟團隊權力博弈的外在表現。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白宮內部就關稅政策分裂為兩大陣營，分別是以財政部長貝森特、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為代表的溫和派與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貿易代表格里爾為代表的強硬派。兩股力量明爭暗鬥，試圖爭奪特朗普的信任及經貿決策影響力。
溫和派對市場反應更敏感，強調將關稅作為談判槓桿而非終極目標，主張根據各國貿易行為的不公平程度，按計劃、以不同程度徵收關稅，並給企業和供應鏈留出調整時間，其代表人物貝森特也被稱作“漸進式關稅主義者”。強硬派則堅持全面高關稅戰略，反對任何形式的豁免，哪怕可能付出經濟代價，認為通過實施普遍高關稅可以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將製造業帶回來，其代表人物納瓦羅被視為關稅政策的理論設計師。
而億萬富翁馬斯克屬於兩大陣營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公開反對關稅政策，呼籲美國和歐洲之間實行“零關稅”。這引發納瓦羅的激烈抨擊，稱馬斯克為依賴進口零部件的“汽車組裝商”，馬斯克則回罵納瓦羅“蠢得不如一袋子磚頭”。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左）與財政部長貝森特。圖/視覺中國
溫和派站上前台
從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演變過程看，其經濟團隊的權力博弈至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月20日至4月2日。在這一階段，兩大陣營均處於就職之後的角色適應期，雙方分歧尚未激化，但立場已有明顯分野，強硬派來勢洶洶。除了針對個別國家和行業領域的關稅政策外，納瓦羅和盧特尼克極力遊說特朗普推出針對所有國家的高關稅政策，貝森特等溫和派則忙於為特朗普發出的各項關稅威脅背書。
不過，就在特朗普多次表示計劃於4月2日徵收“對等關稅”的情況下，貝森特也試圖發出相對和緩的聲音，表示各國關稅數字各異，一些關稅可能不會繼續徵收。這與強硬派寸步不讓的姿態有顯著差別。但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形容的那樣，貝森特就像“被綁住手腳的消防員，眼睜睜看着火燒起來”。
在4月2日“對等關稅”方案出台前夕，特朗普曾在普遍關稅和對等關稅之間搖擺不定，最終選擇了兩者並行的混合關稅政策，但針對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對等關稅稅率遠高於10%的普遍關稅。這表明強硬派總體更佔上風。
第二個階段是從4月2日至9日。“對等關稅”政策出台後，在美國國內外引發軒然大波，尤其是金融和債券市場的劇烈震蕩，表明華爾街對該政策的不滿乃至否定態度。作為華爾街出身的政府官員，貝森特第一時間感受到這個重要信號。在公開場合，他為關稅政策辯護，但私下迅速行動，試圖推動政策轉圜。
4月6日，貝森特飛抵佛羅里達州，當面勸說特朗普調整政策，將重點轉向與主要貿易夥伴談判貿易協議，以防止市場崩盤。9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臨時會見貝森特、哈塞特和盧特尼克。這場會議成為經濟團隊權力格局變化的重要分水嶺。
據多家美媒披露，貝森特拉攏盧特尼克，伺機進入橢圓形辦公室，成功說服特朗普暫停徵收部分關稅，並通過社交媒體當場發出相關貼文。而彼時納瓦羅正忙於其他事務，格里爾正在眾議院就關稅問題接受聽證。格里爾與在場議員一同獲悉關稅政策調整的消息，尷尬處境引發議員現場嘲諷，稱他“被人從腳下抽走了地毯”。
這一重大轉變表明，貝森特成為特朗普眼裡有能力安撫金融界的關鍵人物。納瓦羅為首的強硬派則由於打法過於激進而遭受反噬，內部更出現分裂，納瓦羅本人的影響力也顯著受挫。在這一回合中，溫和派走上前台，這固然有貝森特等人的功勞，更代表了市場的選擇。
第三個階段是從4月9日後至今。“對等關稅”進入90天暫停階段後，美國迅速開展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談判，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決策格局趨於明朗：貝森特總攬談判大權並主抓對華談判，盧特尼克負責與其他國家的具體談判，格里爾成為談判助手，納瓦羅則有點銷聲匿跡，似乎淪為可有可無的技術顧問。迄今為止，這一權力格局暫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人事即政策
特朗普政府經濟團隊的分裂，並非始於政策博弈，而是早在權力格局形成初期便已埋下伏筆。納瓦羅和盧特尼克都是特朗普的堅定盟友。納瓦羅因拒絕配合對國會山騷亂事件的調查，被定罪藐視國會並服刑四個月。出獄當日，他立刻飛往密爾沃基，站上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台，為特朗普競選造勢。他對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呼：“他們可以囚禁我的身體，卻無法動搖我的信念。”這種近乎獻祭式的忠誠，為他贏得重返核心權力圈的通行證，也鞏固了他在關稅強硬派中的象徵地位。
不過，納瓦羅最大的問題在於自視甚高，認為其關稅理論無懈可擊，必然能讓對手快速繳械投降，一勞永逸實現勝利。但他低估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世界各國反抗脅迫的韌性，低估了這種關稅打法對美國的巨大自傷，更忽視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的複雜心態。簡單來說，如果美國對外徵收關稅過高，導致對外貿易大幅下降或直接歸零，那麼美國就什麼也得不到。這是特朗普不願意看到的，也是他願意回到談判桌的重要原因。但納瓦羅顯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抓不住特朗普“既要又要”的實用主義心理。
與納瓦羅的“忠誠換權”不同，盧特尼克與特朗普有着多年私交。他曾亮相特朗普的真人秀節目《學徒》，捐贈近1億美元助力特朗普當選後躋身總統高級顧問和忠誠信徒行列。早在特朗普過渡團隊時期，盧特尼克作為過渡團隊聯席主席就表現十分強勢，不斷插手新政府人事安排。在財政部長人選問題上，他試圖打壓貝森特的上位機會，不斷攻擊其與極左翼金融大亨索羅斯的過往聯繫，質疑貝森特突然皈依“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經濟理念，貶低其對沖基金的歷史回報率，企圖將其排除在核心團隊之外。
然而，盧特尼克的這一波政治攻勢未能如願。隨着特朗普擴大財政部長人選的審查範圍，盧特尼克影響力迅速下滑，最終僅被提名為商務部長。美媒稱，盧特尼克“想成為迷你版特朗普，卻沒明白只有特朗普才能成為特朗普”。
華爾街出身的盧特尼克，本應屬傳統上傾向自由貿易的群體，卻在關稅議題上與強硬派結盟。這導致他左右不逢源，關稅支持者認為盧特尼克在意識形態上不如納瓦羅和格里爾純粹，華爾街認為盧特尼克在經濟事務上不如貝森特專業。這種身份錯位讓盧特尼克在關稅政策的博弈中處境尷尬，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他雖與納瓦羅同屬關稅強硬派，但又與貝森特一同“孤立”納瓦羅，勸說特朗普調整關稅政策。
這一輪人事動蕩中，貝森特的權力上升更顯獨特。在特朗普內閣中，貝森特可謂最不像maga理念代言人的官員。他曾是民主黨人、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人士，為億萬富翁、極左翼人士喬治·索羅斯工作近20年，主導20世紀90年代的英鎊投機交易為索羅斯獲利超10億美元，並在索羅斯支持下於2015年創建個人對沖基金。他的政治捐款記錄也頗具戲劇性，2012年支持奧巴馬，2016年同時向特朗普和希拉里捐款。
在此背景下，貝森特能對特朗普產生影響力，關鍵在於特朗普清楚認識到他能夠安撫華爾街情緒。貝森特與華爾街的深厚聯繫、對投資者心理和市場情緒的精準把握，成為其影響政策走向的重要籌碼。貝森特對勸說策略也拿捏得當，不是直接指出特朗普的錯誤，而是向他說明存在更好的方式實現目標。
此外，貝森特此前與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馬斯克之間圍繞國稅局人事安排展開的角力，也凸顯了他在政府決策中話語權的上升。馬斯克在未經貝森特同意的情況下，提議任命加里·沙普利為美國國稅局代理局長。貝森特則成功遊說特朗普撤銷這一任命，並以自己青睞的候選人、財政部副部長邁克爾·福肯德取而代之。
臨時“勝利者”
特朗普經濟團隊當前的權力重組，呈現出“溫和派主導檯面、強硬派退居幕後”的特徵，但特朗普的個人意志仍是決定內部格局的終極變量。正如美國財政部前高級官員馬克·索貝爾所言：“特朗普在任何一天說出的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最後與誰交談。今天他聽貝森特的，明天也可能聽納瓦羅的。”只要特朗普仍是這場政策博弈的唯一裁決者，每一次關稅的加征或撤回，每一次經濟團隊要員的地位上升或出局，仍將更多取決於“他今天的心情”和“他最後聽誰說話”。
貝森特目前正佔據關稅政策舞台中央，但這種地位能持續多久，仍是未知數。因為其角色本質上並非源自製度性授權，而是建立在特朗普個人“信任”與“需求”的不穩定基石之上。這種影響力本質上是一種交易性的親近，完全依賴特朗普的短期需求，即當市場波動加劇時，貝森特可以成為安撫華爾街的“救火隊長”；當特朗普認為政策風險短期可控、賭徒心理上升，貝森特的地位可能就迅速被納瓦羅等強硬派取代。
這種權力依附關係，也使得整個經濟團隊都始終處於不確定性之中。一方面，貝森特與特朗普在溝通上的錯位已經出現。在5月初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貝森特公開“拆台”特朗普，坦言“美中之間目前並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貿易談判”。而此前，特朗普在多個場合不斷釋放美中正在談判的模糊信號。另一方面，納瓦羅等強硬派雖然暫時被邊緣化，但沒有完全出局，仍控制着貿易代表辦公室等關鍵機構。他們對特朗普的忠誠以及在部分選民中的影響力，可能使他們在合適的時機捲土重來。
美國媒體報道指出，若就關稅談判問題詢問納瓦羅、貝森特、盧特尼克和哈塞特，將得到四種截然不同的答覆。特朗普非常清楚團隊內部存在的分歧，但並未做過多協調和干預，而是讓各方“各說各話”，他最終來選定最優方案。因此，無論貝森特，還是納瓦羅，抑或是盧特尼克與格里爾，都只是某種時刻的臨時“勝利者”。而不變的，只有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
（張騰軍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聶未希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作者：張騰軍 聶未希
編輯：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