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2021～2025年）收官之年。明年“十五五”（2026～2030年）就要拉開帷幕。
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時，對gdp年均增長沒有設定量化的指標，提出年均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這在中國五年發展規劃史上是第一次。
之前的“十三五”規劃，年均增長指標設定為“保持在6.5%以上”。
“十四五”之所以不設年均增長指標，不是gdp不重要，更不意味着可以任由gdp增速下滑，而是希望各地政府在工作中更加務實、更加兼顧速度和質量，不要單憑增速去判斷發展“好不好”；要從“速度焦慮”和“數字包袱”中解脫出來，實事求是地面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圍繞高質量發展多下功夫。
“十五五”如何考慮gdp增長？我覺得，還是不應該設定年均增長指標，而且要進一步淡化gdp增長優先的意識，更全面地推動合規律、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
警惕“當期帶動了gdp，債務也遙遙無期”
先講一些切身體會。
我經常在各地調研，能真切感受到奮鬥、創新與進步的力量，也能清晰地感知到增長的壓力和招商引資的焦慮，以及壓力和焦慮孵化的“另類政績”。
在內地某市，我看到一座十幾年前開始建的“古城”，裡面的居民都遷走了，附近還剩一小片，財力不夠，再也遷不動了。“古城”建得很古，但裡面沒有煙火氣，人氣很淡，正在找外地的運營方重新定位業態。
本地居民在網上的論壇留言，說“一塊磚頭也認不得了”，說“本是有生命的古城，現在變成人造的殼，失去了精氣神，從古至今的氣韻，被一張規劃圖紙改成了所謂景區”。
因這個項目，在這一兩年化債了上百億元後，項目所在區仍有數百億元負債，財政壓力山大。
在沿海某市，採訪一家有環保新技術的民企時，得知外省某地方政府最近多次來招商，希望用他們的技術在當地建一個環保產業園，並由他們來運營。該市拿到200億元化債資金，決定拿出一半，投資環保產業，拉動增長。至於用新技術到底做什麼最終產品，如何商業閉環，來招商的領導並不在意。
企業負責人說：“我們還在猶豫，因為算來算去，商業上不成立。我們的技術放在自己產業鏈里是能賺錢的，單獨拿出來，沒有合適的場景，賺不了錢。”
在長三角某著名景區，我住在由省交通投資集團建的一家酒店，早起慢跑，發現佔地面積真的很大，但從早餐看，客人並不多。我想，要是一個民企運營這麼大規模的資產，估計早就熬不下去了，幸好是國資。
以上這些情況，我毫不懷疑主事者們謀發展的熱忱，但如果大量項目都是“重投資不重運營”“有資產缺現金流”“當期帶動了gdp，債務也遙遙無期”，則整個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註定很低。
這就像一個企業，如果規模做大的背後是庫存在不斷增加，並沒有產生現金流，那一定會落入“規模增長+效益下降”的困局，只能靠更多融資維持。
這些年，我們發布的gdp增速並不低，但看一下全部上市公司的盈利情況，看看企業的所得稅情況，和gdp增速並不同向。
根據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的報告，2023年滬深北5327家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5.71萬億元，2024年滬深北5412家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5.22萬億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發布，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1.3%，其中稅收收入下降3.4%，企業所得稅下降0.5%。
做大規模並不難，在做大規模的同時保持效益的增長，這更重要。
信心、擔心、平常心
因為關注中企出海，我也常去國外調研。
相比而言，我們的發展已經很快，居民消費的性價比也很高。我感到，中國很多城市（包括三、四線）居民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包括商品和服務），並不比很多發達國家的居民低。
回顧“十四五”，中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上了一個新台階。經濟總量從2021年接近115萬億元，今年預計將達到140多萬億元；產業競爭力、基礎研究能力、關鍵核心技術都有明顯進步，經濟也更高更綠更新更智了（高端、綠色、創新、智能）。
在我看來，“十四五”最突出的成績是國強，企強。
國強體現在，在關乎國家安全、命脈的許多領域，做了不少難而正確的事，國家能力更強了，而且更加高水平自主可控。
企強體現在，無論是大國重器還是民生日用品、智能硬件、新能源、數字技術、文旅文化等，企業的創新力、競爭力更強了。
所以整體上，我們不應該還為經濟增速這麼焦慮。現在全世界不少發達國家的年輕人羨慕中國的創新產品，不少政府羨慕中國的增長，他們可能想不到，中國人比他們還要焦慮增長的問題。
當然，也要清醒看到，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不少。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
就日常所見所聞，房地產，地方債，就業壓力，通縮和競爭性內卷，投資回報率下降和財產性收入縮水，市場主體因為政策波動和執法隨意性而信心不足，等等，各地都有體現，只是程度不同。
看完成績看問題，看完問題看成績，對自己要有一個基本判斷，才不會迷失。既不迷失在驕傲里，更不迷失在氣餒中。
展望“十五五”，我的看法是，大國競爭、大國博弈會加劇，自身的困難挑戰會增大，但給定已有的“國強，企強”的大前提，再加上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要奮鬥的精神，以及工程師型、創新型的新型人力資本的厚積薄發，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前景，中國經濟堅韌前行的大趨勢和轉型升級的新空間，完全是可期的。
如果這樣的判斷基本成立，就要更有定力，不要太在意gdp增速，而要更關注新質生產力、綜合國力、民生福祉如何才能更上一層樓，更關注整個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更關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以及如何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辯證看待“硬道理”
凡是後發的追趕型經濟體，為了趕上前面發達經濟體，總是會追求更高的增速，這沒有問題。定出一個指標，也有利於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但本質上，gdp只是宏觀經濟核算的統計指標之一。如果賦予它過高的正確含義和政績含義，並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增長=正確”“不增長=不正確”“增長=政績=升遷”等範式，那麼增長就會異化，變成“為增長而增長”，不計代價，不講效益。
還有一個我們都很習慣的範式，就是“發展是硬道理”，並簡化為“增速是硬道理”，即只有維持高增長，才能在發展中解決各種問題。
今天，對於“硬道理”，應該更加辯證地去看。
首先，硬道理不是全部的道理；
其次，很多方面的問題，也不是單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的。比如，我和不少精神衛生領域的專家交流過，抑鬱問題現在有全齡化趨勢，而且並不是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抑鬱的問題就越少，程度就越輕。可能恰恰相反。
這涉及教育、溝通、關懷、自我充實與平衡等大量社會範疇的工作。而我們的很多領導，在此類“非經濟”方面花的時間精力明顯是不夠的。
我問過從市長升到書記的地方領導，在不同崗位上的精力分布。結論大致是：市長大部分精力用於經濟發展，書記精力花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內容就是招商引資並為此提供各種配套政策，以促進gdp增長和產業發展。
“現在的考核都是數字化排名，細到每個縣、每個開發區，省里的領導隨時看得到。如果一個地方增速不行，老掉隊，領導就會給你提要求，恨不得你下個月就前進幾名。這種壓力下，誰敢不講速度？至於你這個地方的客觀條件究竟能不能很快進步，那是不管的。”類似這樣的說法，我聽過多次。
在gdp增速優先的驅動下，就會出現種種不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弊端：
1、習慣於投資驅動和大項目帶動。前者往往是負債驅動的，後者往往是補貼帶動的；
2、只考慮當期快速見效，不考慮代價和效益，經常抱着“這個項目將來應該可以”的僥倖心理；
3、在數據統計中，要求被統計單位“應報盡報”，如果數據還是達不到增長要求，就選擇性地披露數據，盡量不披露“不好的”數據，覺得礙眼；
4、政府過多地參與和干預市場活動，總想儘快見成效，見大成效；
5、由於過多關注gdp增長，在民生保障、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社會公平、環境質量等方面就會有所忽視，甚至長期忽視。
糾正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目標設計、考核體系、幹部激勵等多方面認真推敲，重新校準，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如果口頭上強調高質量發展，實際上還是繼續沿着單向度的gdp增速優先的方向，動作變形和行為扭曲是無法真正消除的。
讓預期更合理，讓民企更好地發展
目前，“十五五”規劃正在編製中。對未來的gdp增速，專家學者也在建言。
有人提出，為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25～2035年年均增速要爭取保持在4.8%左右。“十五五”保持經濟年均增速5%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有人提出，經濟能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十五五”面臨的最核心的挑戰。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
也有人認為，考慮到當前國際環境的複雜性，國內正處於房地產和債務等周期性因素與市場信心不足等結構性因素交織的困難時期，“十五五”期間不適合提出高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如果能在有效增長基礎上儘可能擴大就業效應，並有效控制總體債務槓桿率的進一步上升，能實現4%左右的年均增長就很好。
一個國家的潛在經濟增長水平，受到勞動力供給、資本供給、通脹率等多重因素影響，也和政策與制度環境相關。
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中國的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30%，未來還有大量投資空間，還能繼續保持較高的gdp增速。
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宏觀槓桿率已接近300%，雖然整體上基礎設施還有投資空間，但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超前投資”“債務規模過大”“光有路沒有車”的情況，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不應繼續加碼，應該更多地“投資於人”，即醫療、教育、社保、養老、就業等等。
依我看，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樣的體量後，不宜再把gdp增速作為優先、前置的大目標；合規律與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最重要；不合規律、不可持續的增長，將來都是隱患，是留給後人的債。應該堅決把“好”放在“快”的前面。
只爭朝夕，作為一種精神是可以的，在實踐中，留有餘地才是科學態度。對後人負責，今天就是要留有一定餘地，不是看到有什麼空間和資源，就想着都用完，都變成gdp。
最近看到不少學者關於“十五五”的懇切建議，如果只提一條，我的建議是，要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更穩定、更公平的發展環境，讓民企更好地發展，以此優化整個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
2024年，在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中，民企佔比為55.7%，外企佔比為29.2%，國企佔比為15.1%。在出口部分，民企更佔到64.6%。這說明，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民企效率更高，競爭力更強，也能為國家創造更多價值。
同時我們看到，在國內，2024年民間投資佔全國固定投資的比重為50.1%，而2015年曾達到64.2%的高點。
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創業者、企業家的發現與創新的經濟學。統一大市場，基礎是市場。如果效率更高的市場主體的投資佔比在不斷下降，可發揮的空間不足，這是值得反思的。
4月30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5月20日起施行。我把這視為一個歷史性的新起點。我確實認為，創造好的營商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廣大市場主體的創造力真正湧現出來，這比定一個gdp增速指標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