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超
來源:商業人物(ID:biz-leaders)
一家市值接近2000億元,背負大額債務的巨頭,因一筆不翼而飛的存款,僅用7天便徹底崩塌。只將責任甩給被抓的CEO等高管,讓輿論的唾沫星子淹死他們,就夠了嗎?
崩塌的巨頭名叫Wirecard,又名:德國之恥。
一位較真的德國記者,以這家巨頭為切入口,著書《失控的野心》。書中認為,那些追逐政績的官員,參與放貸的銀行等群體,也在助紂為虐,需要擔責。
Wirecard成立於1999年,並逐步發展出兩張矛盾、對立的面孔。
第一張是公司最願意宣傳的面孔:它跟知名品牌開展支付業務合作(類似歐洲版本的支付寶),是無數德國人心中的新物種代表。第二張面孔就是個小丑:它與色情、賭博、洗錢等灰色、非法業務綁定,並且在資產負債表上填上大額數字進行造假。
自2019年1月開始,在Wirecard新加坡分公司一位吹哨者的幫助下,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做了40多篇報道,揭露了Wirecard造假等問題。股價暴跌。
當年10月,在股東軟銀的要求下,公司從外部聘請畢馬威進行特別審計。畢馬威在2020年4月公布的報告,對公司造成暴擊:幾個分公司的銷售收入存在疑點,在調查業務是否屬實時遇到阻礙,無法對公司三年的財務報告做出準確論斷。
一直給Wirecard做年度審計的安永此時警惕起來。公司宣稱在菲律賓銀行的信託賬戶上有19億歐元的存款(約150億元)。安永4次要求Wirecard轉賬1.1億歐元出來,來測試存款真實性,但這筆錢並未到賬。
6月18日,安永報告稱,這筆錢不存在。7天後,Wirecard火速申請破產。股民損失了200多億歐元。它欠其他銀行近17億歐元的貸款債務也無力償還。
奧地利人希特勒開創了德國史上最大的醜聞。
而兩個奧地利人,模仿喬布斯穿衣風格的馬庫斯·布勞恩以及跟多國特工都建立友誼,行事神秘的揚·馬薩勒克,分別作為Wirecard的CEO與COO,攜手開創了二戰後德國最大的經濟醜聞。
Wirecard前CEO馬庫斯·布勞恩(Markus Braun)
公司偽造了一半客戶以及四分之一的資產。CEO等高管被抓,而COO卻逃跑消失了。
接下來,讓我們來欣賞一下,在《失控的野心》中,醜聞波及的諸多群體,所表現出來的懦弱無能、瞎扯淡以及搞笑。
第一個群體:審計機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醜聞之所以敗露,是因為畢馬威採取了跟《金融時報》的記者差不多的調查方式。他們飛到菲律賓等地,實體探訪,見到了大額資產存單保管銀行的草頭班子模樣:毫無知名度,總部又破又小,如同一個小小的銀行網點。
而安永最終發現19億歐元財報造假的手段,卻又如此樸實無華。它僅要求Wirecard做一個轉賬測試,看看錢到底在不在。可是,作為四大會計事務所的安永,承接Wirecard的審計工作有11年,它為何不早幾年進行轉賬測試呢?
德國總理朔爾茨當時是財政部長,連他都在電視台上說:“我真的想不通,為什麼明明定期由會計事務所進行常規審計,審計師卻沒有看到這些問題。”
安永說:深表遺憾,它也是被Wirecard的花招所蒙蔽。
安永曾經收到匿名文件的舉報,開始懷疑Wirecard管理層的清白,並試圖展開調查。能深刻體現安永由硬到軟過程的,莫過於書中提到的一處會議細節:
2019年初,安永收到舉報,發現Wirecard在亞洲“確有違規行為”,並想寫進審計報告,但後來審計人員遷就了Wirecard,將“確認有違規行為”改成了“切實懷疑”。經過進一步的談判,措辭最終改成了“目前沒有確切的發現”。
於是,在2018年審計報告即將公布的關鍵節點,安永就提供了跟往年完全一致的,並且證明財務數據沒有問題的審計結果:數字已確認,無保留意見。
安永一直辯解,它曾儘力調查過,但Wirecard沒有配合,調查權限受阻。但它不敢提出意見也與錢有關。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給出否定意見,就會面臨Wirecard的天價索賠。審計人員說,Wirecard多次威脅他們,將提出賠償。
但它還是得承擔損失。官方調查它,股民罵它並發起大規模訴訟。
最新消息是在2023年4月,媒體稱,德國審計行業監管機構認為,安永違背了專業職責,官方對公司和員工進行了金錢處罰,安永在德國兩年內不得接受上市的新客戶。
其實知名會計律師的表現真的差不多。
普華永道對Wirecard下屬的銀行業務進行多年審計,從未提出任何問題警告;德勤審查Wirecard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後說,基本符合要求,給的評價甚至比安永還要高。當然,這兩家機構都沒有就這些“污點”發表評論。
第二個群體:監事會群體
在德國的上市公司奉行雙重管理制度。董事會負責日常事務和管理。監事會則對公司進行監督,並有履行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的義務。
在Wirecard,公司的監事會形同虛設,毫無作用。
醜聞敗露前的那位監事會主席,幹了12年,退休時已經76歲。他在股東大會上好幾次差點睡着的洋相,聲稱Wirecard在“德國經濟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的肉麻話,都不及瀆職對他個人形象造成的傷害大。
他將監事會主席的責任拋在腦後,成為CEO的跟屁蟲。他從未在監事會上提出過重大問題。他忽視各種預警信號,比如,早期離職的監事曾提到,公司有兩次審計報告都是在最後時刻才通過的。事有反常,他卻並沒有注意到。
監事會拿着Wirecard提供的遠超於同行的年薪,並且隨着公司發展而不斷加薪。閉一隻眼,不履行監督職責,大概率是為了錢。
Wirecard監事會角色之尷尬,類似國內上市公司的獨董。中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本就為監督管理層而設置,但淪為“花瓶”的角色。因為獨董是靠大股東和管理層通過私人關係選聘,並且拿着所監督公司支付的薪酬。吃人嘴軟,何談獨董之“獨立”呢?
震驚A股的康美葯業財務造假案,公司的獨董們被民事判決負有責任。媒體隨後發現,上市公司的獨董們迎來短暫的離職小高潮。
第三個群體:市場金融機構
這種市場機構有一個顯著的搞笑特徵。當企業出現危機或者倒閉後,你去翻翻他們以前的觀點合訂本就會發現,他們的打臉程度堪比國內的某些大v。
評級機構穆迪一直對Wirecard給出積極評價,15家大銀行為它提供貸款。在破產的2年前,29位分析師觀察Wirecard股票,其中23位推薦買入。
書里說:“鋪天蓋地,到處都在推薦購買Wirecard的股票,而且這種狂熱的炒作一直持續到Wirecard倒台前不久。”
有兩個小細節還挺有意思。
德國巴德爾銀行的首席分析師,在畢馬威那份對公司極端不利的審計結果公布後,還堅持認為,“公司目標股價也遠遠高出現在的股價水平”。等公司破產後,巴德爾銀行立即就把這份報告給刪掉了。
德國商業銀行的分析師海克·鮑爾斯的表現完全就是飯圈粉絲了。她將關於Wirecard的所有負面報道歸結為“假新聞”,並且完全拋棄了分析師的中立性,成為企業的免費公關,寫文章逐條反駁媒體的報道,更搞笑的是,她化身特工,只要有投資人或媒體說了不好聽的話,她就報告給Wirecard的CFO。
她最後被開除了。
第四個群體:監管部門
Wirecard之所以成為國家醜聞,還多虧官方部門的表現。
醜聞被揭發,與《金融時報》記者和編輯的努力有直接關係。Wirecard的公關針對“負面新聞”,自然是採取了各種合法以及不合法的手段進行圍追堵截,而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簡稱監管局)卻是當起了幫凶。
作為官方機構,它對《金融時報》的記者提起了刑事訴訟,理由是懷疑記者與做空者合作,操縱市場。
但起訴書卻暴露監管局對媒體生產方式的無知。它指責《金融時報》多篇文章總是隔幾天發表,直白講就是認為媒體故意利用時間窗口帶節奏。但媒體刊發的時間是根據傳播規律以及調查進展來確定的。
它懷疑媒體與空頭合謀,但空頭頭寸是在《金融時報》發表第一篇報道之後。直到公司破產後,針對媒體的調查才停止。
Wirecard因《金融時報》報道,股價暴跌,監管局還以保護德國證券市場為由,發布了為期兩個月的禁令,禁止做空Wirecard股價。這是德國首次禁止賣空單一股票。
後來還有消息稱,監管局內部官員還利用Wirecard進行投機和賭博。
作為上級領導的財政部長朔爾茨,為了平息輿論,很快就解僱了監管局的兩位負責人。這很難平息人們的疑問:Wirecard在德國享有多大的特權?監管機構是否涉嫌內幕交易?德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在幹什麼?反洗錢機構在幹什麼?審計監管機構又在幹什麼?時任總理默克爾出國訪問時,為何會推銷Wirecard?
在Wirecard破產後的10個月內,德國聯邦議院Wirecard醜聞調查委員會已經向證人詢問了300多個小時。其中的一個星期,經濟部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乃至德國總理都來接受詢問。
結語
《失控的野心》是一本教訓總結之作,除了將醜聞波及群體的弊病全盤呈現並提出自己的建議之外,作者還隱晦地批評了德國的輿論氛圍。
以製造業聞名的德國,終於盼來了以互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興科技巨頭Wirecard。它是德國人的驕傲,是德國的民族之光。
自2008年起,國外的投資人便懷疑Wirecard的財務問題。而Wirecard一直採用的公關套路是:國外這些無恥的做空者,是故意誣陷和抹黑企業。
德國的投資者以及官方部門也站在Wirecard一邊,認為這些懷疑的言論有損公司乃至德國的形象。
本書作者,作為一個德國人,因為寫稿批評“民族企業”Wirecard,不僅被網暴,還收到過一個威脅性的包裹。
也許正是因為德國這種群體性的護犢子心態,揭發醜聞的重擔就交給了外國人。
Wirecard新加坡分公司某位勇敢的新加坡人成為吹哨者,將公司的黑材料透露給了英國《金融時報》的英國調查記者,日本人孫正義的軟銀資本作為投資方,向Wirecard施壓,要求進行特別審計,死亡倒計時開啟。
新加坡人、英國人與日本人,打了德國人的臉,推倒了德國的“民族企業”。
*題圖購買於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