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假，二年級小學生琪琪過得很寬鬆，每天的作息都緊緊圍繞校內老師的要求來完成。但她的鄰居，同樣也是二年級的瑤瑤，還是像上學一樣忙碌，每周上機構的英語錄播課，媽媽還給她報了好不容易才聯繫上的數學補習“私教班”。
“‘雙減’後家長之間出現了分化，焦慮情緒整體也有所緩解，但還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自2021年7月下旬教育“雙減”政策正式落地，一年過去了，首都師範大學中小學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長薛海平這樣評論一年來的變化。
從2005年開始，薛海平就致力於研究課外補習，著有《我國基礎教育課外補習研究》，關注課後補習究竟有沒有用、課後補習對“寒門貴子”的影響。基於研究結論，多年來他也一直呼籲加強課外補習機構監管，確保階層流動順暢。
“後雙減時代”，資本運作下的學科類課外補習機構不復存在，學校教育也在做出積極變化，家長沿襲之前的“雞娃”思路是否可行？為什麼努力實現階層逆襲的“小鎮做題家”，卻成為某些人嘲笑的對象？針對這一年來與教育相關的熱點問題，第一財經再次採訪了薛海平，請他談談“雙減”政策發布後的變化和思考。
研究“董宇輝”們的轉型
第一財經：就你的研究和觀察來看，“雙減”政策出台一年，家長還有以前那麼“雞血”和焦慮嗎？
薛海平：“雙減”政策里提到，要在一年內有效減輕學生負擔與家長經濟精力負擔。通過整頓校外培訓機構、學校推出課後服務等政策可以看到，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和之前相比在下降，家長的焦慮情緒整體也有所緩解，但目前還沒有根本上的改變，而且“雙減”後家長之間出現了分化，“雞娃”現象在城市中上階層依然存在，他們中有些人會想方設法避開監管去團課、找私教繼續補課。
家長為什麼依然感到焦慮呢？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確實現在的中考、高考有篩選作用，主要也是看分數。但是，今年很多省市的中考難度在降低就是一個導向，告訴家長選拔不是靠奧賽、偏題、難題、超綱題，降低校外培訓的應試價值。第二，家長的教育思維有慣性，很多人還停留在“雙減”之前的“雞娃”思路，需要隨着周圍環境變化才能慢慢改變。從這一年來看，教培機構和學校教育變化都較大，家庭教育這一塊的變化卻相對較小，當然它改變的難度也是更大的。第三，疫情帶來的影響。上半年北京、上海等地幾個月都沒有上線下課，家長既要居家辦公，又要操心孩子上網課的效果，焦慮情緒自然也會增加。
第一財經：你和團隊現在還做哪些與“雙減”相關的研究？
薛海平：“雙減”大家都很關心，這方面的研究肯定要持續下去，所以首都師範大學在今年6月成立了中小學生校外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委託我們做了一些課題研究。比如對非學科類培訓的規範和治理，現在家長普遍反映，“雙減”後有些非學科類培訓的價格反而趁機漲價了，也有機構出現資金鏈斷裂“跑路”的現象，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政策去規範、解決。現在新東方的直播帶貨很火，很多人都是董宇輝的“粉絲”，他們確實做得不錯，我們也會研究教培機構的轉型，還有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很多“雞血”家長都說，自己其實一點不想“雞娃”，是因為強大的“劇場效應”才不得不被動捲入。我的碩士研究生徐丹誠做了一個“別人家的孩子”的研究，這個研究很有意思，專門談“劇場效應”中班級同伴、學校同伴，還有鄰居的影響。結果發現，“劇場效應”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只發生在中產階層家庭，而是對社會經濟地位相對偏低的家庭，還有鄉村學生影響更大。原因很簡單，優勢階層的父母有機會獲得更加全面的教育信息，他們對校外培訓的投入相對理性，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更希望通過投資子女教育獲得階層躍遷，就更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擾，出現從眾“雞娃”行為。
補課有無作用？今後會更明晰
第一財經：在你所著《我國基礎教育課外補習研究》一書里，專門研究了家長非常關心的“課外補習究竟有沒有用”，但當時並沒有得出明確結論。現在大規模的課外補習已經很少，拿“雙減”後的升學數據和之前相比，今後是否會得出最終結論？
薛海平：目前國內對學習成績長期影響的追蹤研究十分少見，學術界的實證研究最後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沒有一致性結論，因此很難簡單地給出家長非常期待的“有用”還是“沒用”的答案。
我的一項研究結果是，在義務教育階段，課外補習對數學和英語有正向影響，但對語文成績影響不大。在課外補習與考大學結果的關係調查中，沒參加課外補習的高中生，77.8%進入大學，參加過課外補習的高中生中，88.4%進入大學，他們的本科率分別為55.4%和57.4%。也就是說，雖然參加課外補習的高中生升入大學本科的比例，高於沒有參加課外補習的高中生，但彼此之間的差異並不大。
“雙減”後大規模的課外補習機構沒有了，拿新的研究數據和之前相比，得出的結論是否更加清晰？這個問題大家都非常關心，這方面的研究我們也在做，但是因為政策才實施一年，相關調查數據還在收集過程中，可能需要積累幾年的數據才能得出最終明確的結論。
第一財經：去年“雙減”政策剛出來時，很多人還抱着觀望的態度，認為會像韓國當年那樣越減負，私下補課越厲害，最後政府不得不放棄。結合這一年的情況來看，你覺得這種現象在中國會出現嗎？
薛海平：應該這樣說，像以前那樣培訓機構有資本運作，大家都很焦慮，去公開補課的現象在減少。當然不符合“雙減”政策的私下補課現象還是存在，但這種情況有多大規模存在？現在沒有權威數據。至於說政府是否會放棄“雙減”政策，我覺得不會，因為我們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提出要“減負”，最多可能就是現有政策隨着時間，還有教育環境變化不斷完善、調整，這也是正常合理的。
“小鎮做題家”不應該被嘲笑
第一財經：這兩年關於“小鎮做題家”的話題比較受關注。前段時間易烊千璽陷入國家話劇院編製的輿論漩渦，有評論替他喊冤，嘲笑“小鎮做題家”沒有資格；江西有國企員工在朋友圈炫富炫家族社會關係時，也有不少對“小鎮做題家”的嘲諷。年輕人靠自己努力，怎麼在一些人眼中反而被嘲笑了？你怎麼看待“小鎮做題家”現象？
薛海平：這些年我也在持續關注“小鎮做題家”現象，“小鎮做題家”實際反映的是農村、鄉鎮這些底層家庭的子女憑藉勤奮刻苦最後考上好大學，實現階層向上流動。我們國家過去幾十年來長期都存在這種現象，也是社會公平的體現。網絡上曝光的國企員工炫富中，看得出來是優勢階層憑藉自己的階層優勢，在升學、就業等機會中讓子女也佔據優勢，所以國家要打破這種階層固化，包括對課外補習培訓機構的整治也是這樣。因為我們研究課外補習就發現，它已經成為一種階層固化的手段，只不過更加隱蔽，而且“雙減”前還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來實現。
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小鎮做題家”的出現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國家一些傑出科學家可能就是“小鎮做題家”，只不過之前幾十年沒有人去談。國內一些研究發現，重點大學裡農村學生不像之前那麼多了，這些年國家也出台了很多針對農村地區學生的招生傾斜政策，北大、清華等許多高校都在農村地區有招生指標投放。國家還在扶持縣城中學發展，也是想改變“縣中塌陷”，打破阻礙階層流動的因素，因為很多農村孩子是在縣城上中學，家裡沒有經濟條件讓他們去教學質量更好的市裡。
當然，我們也看到，成長環境和教育水平的影響，會給“小鎮做題家”帶來一些限制，比如更偏向成績，個人能力沒有得到全面開發，有些人的創新能力也與國家要求有點不匹配，這些都是客觀存在。但很多時候也可以通過後面的高等教育去改善，“小鎮做題家”也沒像一些人想的那麼悲觀，“高分低能”的人畢竟是少數。就拿我來說，在農村讀初中，當時很多能力，如人際溝通、交流能力都沒有發展起來，但是到了大學，後來又讀了碩士、博士，自己有意去彌補提高，自認為和以前相比還是有很大變化。
至於那些嘲笑“小鎮做題家”的聲音，我不認為是多數人的看法，絕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努力和上進是支持的，只不過少數人的聲音通過網絡放大了。
第一財經：那在“後雙減時代”，教育應該朝什麼方面改革才能夠適應未來國家發展？家長的思維要做怎麼樣的調整？尤其很多70後、80後家長，都是通過高考來到大城市，他們要想打破“唯分數論”會不會很難？
薛海平：“雙減”目的最終落腳在學生身心全面發展。未來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應該差異化發展，各有特長，能夠適應不同崗位的需求，比如有些教育培養從事技術工作的人，有些教育培養科學家，還有些教育培養思想家。總之，教育應該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拿一個分數去統一衡量所有的人才標準。“雙減”之前，可能絕大多數學校和家長追求的都是一個目標：成績。但這樣明顯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所以教育才要改革。
你對家長心態的分析我挺贊同的，確實很多家長因為自身體驗，會更加堅定“重成績”的信念，認為這樣可以幫助孩子在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但是現在孩子面臨的時代，很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國家對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樣了，家長一定要看到這一點，才能真正幫助孩子走得更遠。我在《我國基礎教育課外補習研究》中談的一個研究結論，尤其需要現在依然還在“雞娃”的家長引起重視，那就是“課外補習提高的分數，是以扼殺孩子的休息、健康和創造力為代價的”。
問題是很多家長還沒有意識到這些代價，沒有改變思維方式的動力，還是沿襲以前的老路子，想辦法繼續找機會給孩子補課，覺得多抓分數更踏實。他們要是真正看到未來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就會發現花這麼錢、這麼多精力在課外補習機構繼續“雞娃”，很大程度是得不償失。
《我國基礎教育課外補習研究》
薛海平 著
科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