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依戀能夠有效緩衝童年壓力對個體發展和適應的不良影響

文|章魚哥

編輯|比奇堡

體力活動不足或缺乏體力活動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非傳染性疾病致死因素，這表明體力活動不足在成年人群體中變得更加嚴重。

體力活動不足是眾多疾病的風險因素。此外，體力活動不足不僅對個體的健康造成了威脅，而且在國家層面上也造成了經濟負擔。

以往研究顯示體力活動不足在全球範圍內直接導致540億美元的醫療支出，其中57%由公共衛生機構承擔，據估計大約有1%-3%的國家醫療保健支出可歸因於體力活動不足。

充分的體力活動則可以有效降低罹患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有益於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等。

儘管體力活動有益於身心健康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但體力活動的實際參與情況並不樂觀。

為了促進大眾更多地參與體力活動，健康和運動領域的學者通常採用健康行為模型，這些模型多集中在對個體的當前或短期內的狀況進行橫向分析，對個體生命歷程的回溯較少。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從生命史理論更加綜合地考察體力活動的影響因素。

20世紀末期在進化心理學基礎上發展形成的生命史理論能夠解釋個體的發展和適應過程。

它認為個體的生命歷程不是隨機的，而是受到遺傳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個體在生命早期受到的影響，包括遺傳、母嬰關係、童年經歷等。

這些因素導致了發展的個體差異，並且會塑造個體獨特的心理和行為傾向。

生命史理論從物種進化、生命歷程、環境狀況、資源分配等角度系統分析個體的行為傾向和決策機制，在人類生育、進食、求偶等行為研究中已得到廣泛應用。

也有學者基於生命史理論提出了體力活動的生命史因素模型，系統論述了生命史因素如何影響個體的體力活動水平。

因此，研究擬結合生命史理論研究體力活動的影響因素。

一、童年壓力與鍛煉承諾的關係

NikolaasTinbergen將進化心理學和運動心理學相結合，認為體力活動的行為模式可以用最終機制和最近機制來解釋。

最終機制建立在自然選擇的結果上，“節儉基因”學說認為：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經歷了長期的糧食短缺和困難時期。

一方面為了獲取食物而進行大量的體力活動，另一方面為了節約能量而減少其他不必要的活動，為了適應環境人類進化出了增加存儲營養物質的基因。

具體而言，在自然選擇的壓力下，為了應對食物匱乏和更好地繁衍後代，人類不得不進行“強制性”的體力活動。

例如：通過展示力量和能力來吸引伴侶和社會夥伴或獲得更高的地位和認可、滿足懷孕、分娩、哺乳等生命活動所需要的機體能量、養育後代所需的精力。

由此人類基因的發展傾向於儲存能量和節約能耗，例如瘦素、胃飢餓素等。

同時有研究顯示，現代人類與舊石器時代的祖先的基因差異僅相差0.02%。

因此，舊石器時代晚期祖先基因的選擇決定了基因表達所需的體力活動水平，絕大部分的人類基因組可能仍是在身體活躍的狩獵環境中進化而來的，並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不變。

然而，現代社會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與舊石器時代截然不同，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不再需要通過大量的體力活動來獲取食物。

相反，獲取食物的方式變成了以坐姿為主的腦力活動，信息化社會進一步減少了大家在交通、家務等方面的體力活動，曾經的食物匱乏也演變為如今的食物過剩。

遵循“節儉基因”原則的機體極易儲存大量的能量，造成能量過剩的結果。

上述的現象被稱為生物進化與人類文明進化產生的“錯位”，這種“錯位”是現代人類體力活動不足的核心原因。

正是由於這種“錯位”，人類偏好高水平的能量儲存，但卻需要長期的體力活動才能維持身體健康。

值得慶幸的是人類也發展出了具有適應性的應對方式。

在最終機制的基礎上，生命史理論解釋了個體如何發展出適應環境的能量分配和體力活動行為模式，建立了體力活動的最近機制。

生命史理論認為，個體會根據能量獲取的可得性及自身所處環境的惡劣程度對自己的能量進行權衡。

童年壓力會建立個體對生長環境的基礎感知，進而影響其資源分配的策略。

童年時期面對的食物匱乏或食物獲取的不穩定性都會使得個體的能量分配體系產生預測性的適應反應。

這些反應會從生理和心理上影響個體的能量分配，從而幫助個體適應成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能量不足。

例如，有醫學研究表明新生兒的體重代表了在胎兒期的能量壓力水平，體重越小代表胎兒期的能量壓力越大。

這種能量壓力會影響個體成年後對能量需求的敏感性，使他們更傾向於儲存能量。

有元分析也顯示新生兒體重低於平均值的個體在成年後鍛煉行為水平是顯著低於其他人的，這表明胎兒期母體的能量供給情況就足以對個體的能量分配體系產生影響。

童年時期兒童的食物獲取主要依靠父母，此時的體力活動涉及到軀體成長，有動物研究顯示，猿猴幼兒時期的玩耍雖然有助於增長運動能力，但是過度的玩耍也會妨礙其生長發育。

總體而言，生命史理論認為如果個體兒童時期面臨的壓力較小，食物來源健康且穩定，生活環境安全，那麼兒童會更多地探索周邊環境、更多地與父母同伴互動遊戲。

從而更容易獲得常態性發展，例如以往研究揭示了生命早期環境的不可預測性會通過影響額下回連通性進而影響個體的進食問題。

但是如果個體兒童時期面臨較多的生活負性事件，長期處於壓力環境中，那麼童年壓力會降低個體的體力活動水平，這種負面影響也會持續到成年期影響個體的體力活動水平。

在控制變量上，除了考慮年齡的因素外，以往研究指出女性的生殖功能使得女性對能量需求上的反應更加強烈，同時身高體重等參數會影響個體體力活動的成本與收益的權衡。

具體而言，身體質量指數偏重的個體在進行體力活動時身體負擔較大，感受到的機體疲憊、肌肉酸軟等負面體驗更高。

此外考慮到童年壓力的測量方式採用的是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方式。

因為我們還在控制變量中納入了被試當前狀況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以控制當前社會經濟地位對模型的影響。

因此，我們在對主要模型進行研究的同時，對被試性別、年齡、BMI、主觀SES等變量進行了控制。

二、基於生命史理論的體力活動行為機制

生命史理論認為生命早期的環境會影響到後續一系列的關鍵事件的發生和持續，其核心內容涉及權衡和適應。

權衡是指有限資源的前提下進行資源分配，權衡過程不僅涉及對現有資源的分配，更重要影響權衡的因素是對環境風險進行預測，而權衡的目的是為了適應。

研究證明了童年壓力能夠影響鍛煉承諾，並且也能夠通過控制感間接影響鍛煉承諾。

結合生命史理論的權衡和適應主題，生命早期環境對鍛煉承諾的負面影響及控制感的中介效應可以從下面兩個方面來解釋。

首先，生命早期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代表了物質能量的不穩定，為了適應不穩定環境個體會儘可能多地積累能量。

同時不會將能量耗費在無益於適應結果的事件上，類似的適應性改變使得個體能更好地在不穩定環境中存活和繁衍。

這種適應性改變也會延續到成年期，從生理上，生命早期環境的適應性改變會使得機體習慣於盡可能多儲存能量。

這種情況下增加體力活動會導致較高的疲憊感知，增加體力活動的成本。

從心理上，生命早期環境的適應性改變會使得個體對未來環境的風險預測比較高，導致較低的控制感，從而有較低的鍛煉承諾水平。

其次，在生命早期環境中的權衡在產生適應性結果的同時還會使個體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不同的生命史策略也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快生命史策略個體更容易及時行樂、享受當下、習慣於即時滿足，慢生命史策略個體更傾向於規避風險、注重未來收益、能夠延遲滿足。

能量的儲存和消耗反饋在行為上就是進食和體力活動，而進食是具有享樂屬性的行為，體力活動是具有延遲滿足屬性的行為，從能量取捨的權衡中。

高童年壓力會使個體形成快生命史策略，快生命史策略個體傾向於即時滿足，無法做到延遲滿足，即從持續體力活動中收穫長期的健康收益。

過去研究也證明了生命早期環境惡劣的個體會有過度進食的行為傾向。

三、死亡威脅和親子依戀的調節作用

操縱當前環境在以往關於研究生命早期環境對個體成心理和行為傾向的研究中已有文獻積累，無論操縱形式是經濟威脅、死亡威脅還是資源稀缺。

當前環境的變化的確會引起生命史相關聯的心理和行為的變化，由此可見，當前環境也會對體力活動產生影響，糟糕的當前環境變化會激髮根植於童年環境的心理和行為傾向。

對此比較普遍的猜想是生命早期環境會塑造個體對壓力的反應敏感性，高童年壓力個體會有較高的壓力敏感性。

當環境出現惡化時，他們會有更高的風險預估和較低的控制感，從而激發相關的行為。

親子依戀的調節作用顯示了親子關係在生命早期惡劣環境中的重要意義，在生命早期個體資源非常有限，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會導致個體產生適應性反應。

然而，高親子依戀意味着父母更願意將資源投資給孩子，這種資源傾斜也會反饋給孩子一種穩定和安全的信號，從而緩解了環境帶給孩子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測的感受。

促進了個體的常態性發展，以往研究也發現了父母相關因素對個體能量分配策略的影響，例如，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投入和夫妻關係質量被發現會影響獨生子女的肥胖等體重指標。

親子依戀的調節作用顯示了親子關係對於個體發展和適應的重要性。

父母是兒童和青少年最重要的教育者和保護者，親子關係的和諧和支持對個體的身心健康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此外，除了高親子依戀能夠緩解童年壓力對個體的負面影響外，不同的親子依戀模式也會影響個體的適應性和性格特徵。

以往研究表明不安全型依戀模式在生命史理論中具有適應性，不同的依戀模式會採用不同的資源控制策略來實現不同養育模式下的最大適應性。

例如，迴避型依戀者可能會更關注自己的利益和自我保護，採用獨立的資源控制策略來應對壓力和挑戰。

而焦慮型依戀者可能會更關注他人的反應和反饋，採用依賴型的資源控制策略來應對壓力和挑戰。

這些不同的資源控制策略也會影響個體的性格特徵，例如不安全依戀模式可以預測個體在資源控制方面的貪婪特性。

此外，親子依戀在童年壓力與控制感之間的調節作用也從側面證明了表觀遺傳變化存在的可能性。

表觀遺傳變化是指環境因素可以影響基因表達和細胞表型的變化，包括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修飾等。

研究表明，親子依戀可以影響兒童的神經內分泌系統和應激反應機制，從而影響表觀遺傳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