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证制度，绝对不是中国人的最先发明，而是中国在受到美国人的实体清单制度反复“伤害”之后练就的一件新利器，而且，现在论中国人自己，还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忽然又发现，中国的许可证制度远比美国的实体清单制度更有力量——但讨论到原因，我认为还是在于中国人手里的“干货”太多了。
宇航员头盔面窗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比如，宇航员头盔面窗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的出口已被中国列入出口许可证制度。
出口该产品的中国企业需要提出申请，并注明客户名称和产品的未来用途。这种机制使生产国可以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尤其是在其选择的目的地方面收紧约束，就像一个可以随时关闭的水龙头。
设计一套宇航服需要几十年时间，而设计一个让宇航员能够看到外界、同时又受到保护的航天面窗则更为复杂。据估计，一套美国宇航服的成本为1.5亿美元，中国生产的宇航服虽然成本会低一些，但也昂贵之至，作为一项技术瑰宝，头盔的观察窗是热屏障，还必须防止辐射和射线，同时又能让部分光线通过。它通常由聚碳酸酯制成，然后经过紫外线处理，并带有一个帽檐，以限制微陨石的撞击。
而更为反常识的是，其实在某些工业设计软件领域，中国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战略优势地位，所以，法国媒体评论说，“与商品一样，北京对某些软件的出口也变得吝啬，航空航天领域尤其如此。”2024年7月，中国发布了一份产品清单，这些产品在出口前需要获得宝贵的许可证，其中就包括：与航空航天结构部件和发动机制造相关的软件，以及用于燃气涡轮发动机设计的软件。
另外，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UHMWPE）领域的出口，也必需获得正式许可证。
这是一种合成材料，它在1950年代就开始商业化，两大主要品牌Spectra和Dyneema分别来自美国和荷兰，主要用于绳索市场，为渔业、帆船、攀岩或滑翔伞提供装备。然而，除了这些无害的日常活动，UHMWPE的耐用性使其具有出色的防弹性能，甚至在某些制造中取代了凯夫拉（Kevlar）——即美国杜邦（DuPont）研制的一种芳纶纤维材料产品的品牌名，原名叫“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而基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军用头盔、车辆和防弹衣已经被设计出来了。很明显UHMWPE已经具有了显著的军民两用性质，这就是为什么自一年前起，这些中国产品的出口需要许可证。
大疆无人机
还有，就是近年来最著名的民用无人机。
中国已经把对民用无人机的出口限制作为在俄乌冲突双方中作为公平第三方角色的一种象征，俄乌冲突已经揭示了小型民用无人机的巨大战争潜力，军用无人机自然是要受到特定许可证的限制，然而，从2024年9月起，中国企业所有出口的无人机——包括玩具形式的无人机——都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将其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正如中国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耿爽所言，如果中国真的对俄罗斯实施了所谓军事援助（比如放开对俄罗斯的无人机出口），俄乌冲突绝对不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乌克兰早就被俄罗斯打得稀巴烂了。
当然，即使如此，乌克兰这个美国实质上的白手套国家对中国其实也并不领情，这也是另一种现实。
而且，受这些出口许可证措施影响的不仅是无人机整机，其所有部件，如激光、通信、机翼、发动机等等，现在也同样受到影响。今年4月，中国已将11家美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这些公司都是无人机或零部件的设计商，现在被禁止向中国出口，也被禁止对其进行任何的进口，原因是这些公司“与台湾在军事技术方面进行了合作”。
还有，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以及被特朗普政府反复拿来说事的芬太尼，中国也已限制了药品的出口。中国现在占全球对乙酰氨基酚产量的一半，2022年末，由于国内新冠疫情反弹，政府征用了约10家生产基地，这些工厂被迫停止了国际出口，并将销售重心转向国内需求，国家直接控制其调整生产方向。而口罩和抗原检测试剂盒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
医药产品的出口许可证看似是双刃的，比如芬太尼，美国政府一直呼吁中国限制出口，并经常拿着芬太尼和芬太尼前体的出口找中国麻烦，本质上还在于中国已经在这种药品的生产上拥有巨大优势；但是，现在也不断有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担心，中美关税战、稀土战之后，如果两国的贸易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中国未来也有可能主动限制另一部分的药品或药品前体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那时候美国就会成为完全被动的一方，那时，作为全球最大医药消费市场的美国会受到重大打击。
不过，我相信，通过一次次如此的中美之间进出口关系的博弈，美国终将头脑清楚过来，因为他们正确认识到中国在大多数制造业领域拥有其根本无法撼动的优势地位——那时候中美关系反倒更容易相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