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 躬（1929- ）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科学专家，一级教授，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奠基人之一，提出哺乳动物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的假说，修正了国际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液调节学说”理论，曾任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学校基础部神经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全军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胸中装着一团火焰
鞠躬本不姓鞠，父亲给他起这样的名字，是取鞠躬尽瘁之意，希望他能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
作为出版界一位有影响的文人，父亲在鞠躬的人生选择上给了他重要的指引。在父亲影响下，鞠躬于 1947 年考入湘雅医学院 27 班，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医学生涯。老师和同学们并不知道，孩提时代的鞠躬因为顽皮不用功还曾被迫转学，但自从进入湘雅医学院，鞠躬一下子判若两人，成了一个妥妥的“学霸”“夜车族”。是湘雅有什么魔力，亦或是医学本身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鞠躬自己也说不清个中缘由，只记得经历抗战洗礼的长沙，连供电都成为奢望，但同学们依然挑灯夜读，入学伊始凌敏猷院长“不为追求金钱而开业”的教导时时萦绕于怀。鞠躬说，是湘雅这种公勇勤勉的校风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让我油然而生出一种为国献身的崇高感来。
1953 年，鞠躬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走进军营，成为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员，从此开始了他在信仰和真理道路上的不懈追求。
“对党忠诚，首先要体现在对党讲真话上”，初来第四军医大学，鞠躬在填写社会关系时只写了两条：“父亲在台湾，胡适是我的舅公”。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社会关系是大家都不愿提及的，此后 30 多年，鞠躬不记得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但他从未放弃对党的热爱和追随，终于在 1987 年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生命在于燃烧
上世纪 50年代初，学校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地处西北，“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逢下雨天进城，一脚踩下去泥浆灌满鞋窝；“食堂”没有桌椅板凳，教员们买了饭菜就蹲在泥巴地上就餐；办公室只有 4 平米，书架立在办公桌上，除了桌椅尚能挤进一张小沙发供来人坐，但保持“安全”距离？不好意思，没有可能……
解剖学，医学中基础的基础。获取基础研究入门的钥匙，要靠基本的硬件支撑。然而，教研室能算得上科研设备的只有一台老式蔡司单筒显微镜。没有“枪”，没有“炮”，鞠躬自己造。他和修配所的师傅们成了好朋友，甚至被允许独自使用钻床和车床，还别说，自制的十几种土仪器在他最初的科研探索中派上了大用场。
中枢神经系统有大量的神经元，形成了复杂的三维连接网络，要在显微镜下追踪这些密如蛛网的纤维联系，关键是染色方法。鞠躬经过反复试验，早在 60 年初，在国内首先掌握了当时国际先进的染色方法，开展了一项实验并发表了国内首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然而，政治运动却让初露头角的鞠躬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他已年近半百，不得已拿出了拼命的状态。
他在科学研究时创造了 DAB 染色新方法，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解剖学会上报告后引起轰动，令当时沉寂的国内解剖学界耳目一新……
他研究中枢神经的纤维联系，发现了中缝核向脊髓投射的局部定位关系，脊髓向下丘脑的直接投射……
在从事神经内分泌学研究中，结合免疫组化技术探索垂体后叶多种神经纤维的起源，发现第三脑室及室间孔有投射至脑下垂体后叶的神经，提出了它们有监测脑脊液成分、调节垂体后叶功能的假说。
当了 21 年讲师的鞠躬，1983 年终于以他响当当的教学科研业绩晋升为副教授，不久又并被国家特批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学校机关的同志告诉他，这在国内也是头一份。两年后鞠躬又晋升为教授。人生好像突然间开了挂，但鞠躬心里明白，精彩背后是自己数十年默默的耕耘与付出。
1986 年，在美国费城大学医学院作学术报告后，鞠躬参观了大学博物馆，当他见到那两块流落海外的“唐昭陵六骏”石刻时，心中的感受难以言表：“祖国啊！多少世纪的腐败、落后，致大量文物被列强掠夺！”这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报国的信念。
国际学术界都接受哺乳动物脑下垂体受脑内激素调节的学说，鞠躬在研究中发现哺乳动物脑下垂体前叶腺细胞周围有较多神经纤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数量随体内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可以和腺细胞形成突触并调节腺细胞的分泌。也就是说脑下垂体前叶还可以直接受神经纤维的调节。
基于这一发现，鞠躬提出了垂体前叶受神经 - 体液双重调节的假说，不仅打破了国际上半个世纪以来的定论，而且为内分泌疾病病因及治疗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他的发现受到世界的重视，应邀赴 13 个国家 30 所院校作了 33 场次报告。他是国际权威杂志《神经科学》的第一位中国编委，曾应邀出席观看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从教 60 余年，发表论文 515 篇，国际杂志 107 篇，被他引用 4000 余次。其中，仅 1987 年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细胞和组织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就被国际上引用 600 余次，成为国际感觉神经系研究的经典之作……鞠躬这个名字成为了国际神经科学界一张有名望的中国名片。
照亮战友军旅之路
1991 年，鞠躬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说，“这回到顶了”。他却说：“身份越高，使命越重！”脊髓损伤是战场和军事训练中常见多发伤，轻者运动受限，重者截瘫，历来是各国军事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从 2000 年开始，鞠躬将研究重点转向脊髓创伤与修复。
从文献中鞠躬了解到，早在 3500 年前，古代埃及就有脊髓损伤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的记载。四医大所在的古城西安也有许多厚重的历史展陈，一次在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时，他见到大约公元前 100 年我国西汉时期的一块石质浮雕，上面雕刻着一头公鹿的背部脊柱正中被箭簇射中，上半身直立而下半身已经瘫痪。鞠躬不知道古埃及人是据何而判断的脊髓损伤，也不知道西汉浮雕上受伤的公鹿到底是何寓意，但他从这些中外考古发现中，真切感受到了古代人类对生命脆弱深深的无奈与困惑。
斗转星移，时间跨入到 21 世纪，医学科学有了日新月异的进展。然而脊髓损伤似乎依然是一道解不开、冲不破的世界难题。
有据可查，仅世纪之初的 2001 年，一年间美国就有 25 万人因脊髓损伤致瘫痪。2015 年有论文估计北美每年每一百万人中约有 39 人脊髓受伤，西欧的发生率则为每一百万人中约 16 人。而中国受伤的数字，因边远山区和广大乡村未能纳入统计，没有什么统计学意义。但从车祸、矿难、坍塌、坠落、包括运动、探险等各种天灾人祸造成脊髓损伤的发生频度来估算，这个数字会是惊人的。在部队训练演习、执行任务乃至参与实战当中，这类脊髓损伤更是重灾区，尤其令人惋惜的是，伤者多是正值青春鼎盛，漫漫人生路，却要终日与病床和轮椅为伴，伤病员和家属往往会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中。
脊髓损伤有两种：脊髓全横断和脊髓挫伤。全横断自不必说，即便是脊髓挫伤，严重时也会导致损伤以下身体部位丧失感觉和运动功能。而脊髓挫伤的基本病理变化是从原发损伤区有有害物质渗出，在周围造成许多倍于原发性损伤的继发性损伤，其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一个难以逆转大腔。
2006 年的一天，鞠躬给兼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工科学生讲脊髓损伤课，就放了这样一张脊髓挫伤病理发展的幻灯片。他问了学生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外科医生你们会怎么做？他们的回答是：为什么要等病理变化发展到晚期，应该早一点把坏死组织切掉。年轻人简单直接却又清晰合理的逻辑让鞠躬心里有所触动。
他很早就熟悉这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为什么没有想到应该早期手术治疗呢？作为基础医学科学家的鞠躬，有了将基础与临床相连接的转化医学的超前想法。
一次，昆明军区总医院脊髓损伤科尝试给继发性损伤腔内移植许旺氏细胞，治疗慢性脊髓挫伤病人。他们请了两位国内著名骨科专家，向他们报告了手术实施的情况，并想请专家去查看一下病人。专家们却站起来说“不用看了，不可能有效”。
有人告诉他们，关于脊髓损伤可以问一问第四军医大学的鞠躬，于是昆明军区总院请了鞠躬再去看一看。鞠躬收到邀请，第一反应也是“不可能有效”。但他知道科学结论不是依靠人想当然想出来的，只能依据事实，于是，他接受邀请去了昆明军区总院。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他这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
鞠躬观察了昆明军区总医院脊髓损伤科的手术。外科医生们精巧的手术技法让鞠躬叹服，但他又不得不坦率地告诉他们，许旺氏细胞脊髓移植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的研究，对脊髓损伤确有多方面的疗效，但对慢性脊髓损挫伤几乎不可能起什么作用。接下来鞠躬提出了他的想法，为什么不可以照此思路尝试手术治疗早期脊髓挫伤？
经过潜心研究，鞠躬设计出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的方案和一整套评级方法，在昆明军区总医院筛选病人，进行实施。结果疗效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经治疗全部患者至少可达Ⅳ级！其中大部分患者疗效达到Ⅵ级以上，意味着这些患者已无需住院，可以借拐杖甚至不借助任何支撑自由行走。这项研究对我军战创伤治疗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也开创了脊髓挫伤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国际先河。
目前鞠躬所带领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正用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及转基因、基因敲除等手段，集中力量研究脊髓损伤，包括挫伤和横断伤的外科手术及干细胞移植等治疗方法，为受战创伤后瘫痪的战友们带来了更多康复的曙光。
传递真理的火种
作为“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鞠躬却有着超凡的世界眼光和敏锐洞察力。21 世纪的竞争必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才竞争，然而关于如何才能激励人才更好地产出？鞠躬有他独到的见解。
2004 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鞠躬就对“纲要”初稿中“到 2020 年中国在国际大奖上有所突破”的提法，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他举例说明，有的国家 20 世纪初就取得了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但一百多年过去，没有第二位再次问鼎该奖项，这样的突破又能有多大意义？在鞠躬看来，国家应该追求的是成为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的土壤。他还以体育大奖为例，说容国团在 1959 年第 25 届世乒赛夺冠后举国欢腾，但仅凭这一个体育奖项的突破，又有谁承认中国是体育大国呢？直到中国在奥运会等各种国际大赛上揽金夺银，成为培养体育大奖最广博的沃土，中国才成为国际公认的体育强国。他的发言引起其他科学家的纷纷赞同。值得欣慰的是，在后来公布的《纲要》中相关部分表述修改为“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
鞠躬很早就意识到神经科学将向多学科综合发展，力主学校建立了国内医学院校首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并不负众望把学科带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全军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几十年来，这里不仅产出了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更为军队培养了许多高层次医学人才。
鞠躬带出了 69 名博士，70 名硕士，还有不计其数的本科生和各类学员……他告诉学生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中，鞠躬鼓励学生们对他布置的研究工作提出异议，甚至批评。这样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鞠躬十分看重科研道德的培养，每届新生入学，先组织观看电影《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曾说“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光明的未来”。鞠躬希望这“一小部分”也能更多地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他给研究生立下规矩，凡违背科研道德的一律开除，也不必来认错，要求再给一次机会，他说“我不会给的，因为诚实是科学家的底线，不诚实不配做科学研究。”
要求再严，也还是会有人心存侥幸。鞠躬的研究生里也曾发生过两起违反科研道德的事件，鞠躬终究还是“手下留情”，让犯错误的研究生自己打了退学报告，他不想在学生的档案里留下一辈子抹不掉的印记，希望他们能真正记取教训，走好未来的科研之路。自此之后，鞠躬的研究生再未发生过科学违反科研道德的情况。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鞠躬执着的探索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成就了技术进步，成就了学生成长，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梦想。
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原总后勤部科学技术一代名师、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原第四军医大学首届教学终身成就奖……面对诸多成就和荣誉，鞠躬还是那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