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中美数据对比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癌症负担数据，预计中国2022年将有43万女性确诊乳腺癌；12万例死亡[1]。
近日，神刊CA公布“美国女性乳腺癌统计年报”[2]，统计了乳腺癌发病、死亡、生存以及钼靶筛查数据。今天，医学界肿瘤频道带你细品这份重磅数据。
报告首页截图
30年间，乳腺癌死亡率下降43%！
1 2022年新发及死亡病例估计值
报告预计，2022年美国将有约287850例新诊断浸润性乳腺癌和51400例新诊断导管原位癌（DCIS），将有43250名女性死于乳腺癌。
83%的浸润性乳腺癌是在50岁及以上的妇女中诊断出来的，91%的乳腺癌死亡发生在该年龄组；一半的乳腺癌死亡发生在70岁或以上的妇女中。女性乳腺癌诊断中位年龄为62岁，死亡中位年龄为69岁。
按人种/种族划分的特定年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2015–2019年）和死亡率（2016–2020年）
虽乳腺癌主要为女性疾病，但预计在2022年，男性中约有2710例新发和530例死亡病例，约占所有乳腺癌新发和死亡人数的1%。
2 2022年乳腺癌幸存者人数估计值
截至2022年1月1日，美国约有410万女性有乳腺癌病史。约有4%患有转移性疾病，其中一半以上最初被诊断为早期（I-III期）癌症。
3 目前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
诊断时分期不同的乳腺癌生存率差异很大。2012-2018年期间诊断为I期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99%，II期为93%，III期为75%，IV期为29%。
美国2012-2018年按诊断时分期和人种/种族列出的5年乳腺癌相对生存率(%)。注：生存期基于2012-2018年期间确诊并随访至2019年的患者
傲视全球的高5年生存率是如何造就的？
1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渐行渐远”
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的乳腺癌发病率都在上升：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在乳腺钼靶筛查快速普及期间，无症状疾病的检出率增加。在50岁及以上的女性中，DCIS的发病率增加了10倍多；浸润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则增加了40%。
1975-2019年美国女性乳腺导管原位癌和浸润性乳腺癌按年龄划分的发病率趋势
从2001年到2004年，浸润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绝经后雌孕激素的使用与乳腺癌以及心脏病相关风险的研究结果发表后，激素使用减少。
自2004年以来，浸润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以每年0.5%的速度缓慢上升，有研究将其归因于体重指数的上升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而近年乳腺癌发病率的增加主要反映了局部分期疾病的增加，从2004年的每10万人75例增加到2019年的每10万人86例。从2015年到2019年，局部阶段疾病的发病率每年增加0.9%，区域疾病的发病率每年下降0.7%，这可能反映了乳腺癌诊断趋向早期转变。
2004-2019年美国按分期和人种划分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趋势
相比之下，乳腺癌死亡率自1989年达到峰值以来稳步下降：
从1975年到1989年，乳腺癌总死亡率以每年0.4%的速度增长，但此后至2020年下降了43%。由于这一下降，从1989年到2020年，美国女性避免了46万例乳腺癌死亡。乳腺癌死亡率的下降归因于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及钼靶筛查带来的早期发现。
然而，近期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已从1998-2011年的1.9%放缓至2011-2020年的1.3%，这或反映了乳腺癌发病率的稳步上升和钼靶筛查率的稳定。
图9 1975-2020年美国按人种/种族划分的女性乳腺癌死亡率趋势
1 治疗关口持续前移
2018年，63%的I或II期患者接受了含或不含辅助放疗的保乳手术，33%的患者接受了乳腺切除术。尽管大多数患者在术后接受化疗，但新辅助治疗的使用正在增加，尤其是在HER2阳性和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大多数IV期乳腺癌患者（60%）接受了非根治性放疗和/或化疗。
2018年按分期和人种列出的乳腺癌治疗模式（%）
从三级预防差距，看中国乳腺癌防治如何与“国际接轨”
相比美国乳腺癌患者总体超90%，I期患者接近100%的5年生存率，中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82.8%，仍停留在美国上世纪的水平[3,4]。由此可见，我国乳腺癌防控之路的任重道远。
对于本次乳腺癌统计年报，我们不妨从三级预防逐级比较中美乳腺癌防治现状，捋一捋美国乳腺癌防治的成功经验。
1 一级预防
即病因预防，通过控制病因或危险因素预防乳腺癌的发生，是最积极、最根本的预防手段。乳腺癌的相关危险可分为3类：不可改变（例如年龄）、潜在可改变（如雌激素暴露、生育）以及可改变（如超重、饮酒）危险因素。
年龄属于乳腺癌相关不可改变危险因素。在美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中位数为62岁，并呈持续增长态势。中国女性的发病年龄趋势呈现出两大特点：发病中位年龄提前10-20年，且呈双峰形态[5]。
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趋势
在潜在可改变因素中，美国女性对激素替代疗法（HRT）的使用减少带来了乳腺癌发病率从2001年到2004年的急剧下降；而未育和晚育率持续上升则或与乳腺癌发病率自2004年以来的爬升有关。而中国的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状，无疑将“助力”乳腺癌发病率的节节高。
可改变危险因素撑起了癌症发病的“半边天”[6]，30%的乳腺癌病例可归因于可改变危险因素，如超重、缺乏运动和饮酒。本报告直指，美国乳腺癌发病率自2004年以来的缓升就有“超重”的“军功章”一枚。而在我国，可改变风险因素归因癌症死亡占比高达40%以上，在乳腺癌中也占到23.2%，其中肥胖（16.4%）位居榜首[7]。看到这里，各位，放下手中的奶茶可好哇？（狗头）
2 二级预防
就是我们最常强调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无疑在乳腺癌早诊早筛方面，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乳腺癌钼靶筛查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普及。目前，欧美国家通过广泛推行规范、标准的乳腺癌筛查项目，已将早期发现率提升至80%，其中通过筛查发现的占比超过20%[8]。
反观我国，从2008年和2012年才开始针对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妇女进行大规模的乳腺癌筛查，这比美国晚了将近30年。但随着中国女性对乳腺癌认知的逐步加深，以及筛查的进一步普及，早诊早治无疑是中国乳腺癌死亡下降的一大得分点。
3 三级预防
为康复预防，主要为确诊患者提供各种治疗手段，提高生存率及康复率，包括防止肿瘤复发、转移、减少术后疼痛及其他并发症等。在美国的乳腺癌治疗进展上，“精准化”无疑是近年的最佳注脚。
淋巴结定位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成为乳腺癌的分期依据。尤其是ER阳性和HER2阴性的小（T1）肿瘤的70岁以上女性，被认为可以安全地避免任何腋窝分期手术。
21基因复发评分测定方法Oncotype DX可用于预测化疗对HR阳性/HER2阴性淋巴结阴性乳腺癌患者的疗效。最近，TAILORx临床试验还发现了化疗仅对50岁以下的女性有益，“去化疗”进程再+1。
尽管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进展落后于其他亚型，但最近的临床试验显示，一些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取得了激励人心的结果。例如，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加入标准化疗，可延长早期TNBC女性的无进展生存期并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靶向治疗重磅新药DS-8201显著提高了耐药、转移性、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
在我国，乳腺癌分型而治观念深入人心，国外新药入局步伐加快，国产自主研发不甘人后，治疗端进展日新月异，为中国患者生存获益不断取得突破。
但诚然，“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在防治乳腺癌上，“最好的医生”还得是咱们自己。
参考文献：
[1]Xia,et al,2022:profiles,trends,and determinants.Chinese Medical Journal:March 5,2022-Volume 135-Issue 5-p 584-590
doi:10.1097/CM9.0000000000002108
[2]https://ac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3322/caac.21754
[3]Miller KD,Nogueira L,Devasia T,Mariotto AB,Yabroff KR,Jemal A,Kramer J,Siegel RL.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2022.CA Cancer J Clin.2022 Jun 23.doi:10.3322/caac.21731.Epub ahead of print.PMID:35736631.
[4]Zeng H,Chen W,Zheng R,Zhang S,Ji JS,Zou X,Xia C,Sun K,Yang Z,Li H,Wang N,Han R,Liu S,Li H,Mu H,He Y,Xu Y,Fu Z,Zhou Y,Jiang J,Yang Y,Chen J,Wei K,Fan D,Wang J,Fu F,Zhao D,Song G,Chen J,Jiang C,Zhou X,Gu X,Jin F,Li Q,Li Y,Wu T,Yan C,Dong J,Hua Z,Baade P,Bray F,Jemal A,Yu XQ,He J.Changing cancer survival in China during 2003-15:a pooled analysis of 17 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ies.Lancet Glob Health.2018 May;6(5):e555-e567.doi:10.1016/S2214-109X(18)30127-X.PMID:29653628.
[5]Lei Fan,Kathrin Strasser-Weippl,Jun-Jie Li,Jessica St Louis,Dianne M Finkelstein,Ke-Da Yu,Wan-Qing Chen,Zhi-Ming Shao,Paul E Goss,Breast cancer in China,The Lancet Oncology,Volume 15,Issue 7,2014,Pages e279-e289,ISSN 1470-2045,https://doi.org/10.1016/S1470-2045(13)70567-9.
[6]GBD 2019 Cancer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The global burden of cancer attributable to risk factors,2010-19: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Lancet.2022 Aug 20;400(10352):563-591.doi:10.1016/S0140-6736(22)01438-6.PMID:35988567.
[7]Chen W,Xia C,Zheng R,Zhou M,Lin C,Zeng H,Zhang S,Wang L,Yang Z,Sun K,Li H,Brown MD,Islami F,Bray F,Jemal A,He J.Disparities by province,age,and sex in site-specific cancer burden attributable to 23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in China: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Lancet Glob Health.2019 Feb;7(2):e257-e269.doi:10.1016/S2214-109X(18)30488-1.PMID:30683243.
[8]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制定专家组.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22年版)[J].中国研究型医院,2022,09(2):6-13.
本文首发：医学界肿瘤频道
本文作者：Lily
本文审核：徐蔚然
责任编辑：Sweet
*医学界力求其发表内容在审核通过时的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已发表内容的适时性，以及所引用资料(如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亦不承担因该些内容已过时、所引用资料可能的不准确或不完整等情况引起的任何责任。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者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
版权声明
本文原创 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