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雯 孟俭红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军将帅既要领兵打仗，又要抓军队建设，还要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异常繁忙。本文撷取几位将帅处理部队常见问题的事例，窥斑见豹，见证老一辈革命家为我军发展付出的心血和情怀，于今日部队建设亦有一定启发。
循循善诱，以案说理：彭德怀妥善处理基层干部打兵事件
1943年8月的一天，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警卫连一位战士偷拿老百姓东西，警卫连长为维护群众纪律打了这个战士。8月13日，直属队召开干部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为什么在我们革命部队里禁止打人”的讲话，教导大家如何看待和处理这样的事情。
彭德怀首先表明态度，指出连长打人是错误的，并分析部队打人陋习难以清除的原因。他说，打人这件事在我们部队里是反对、禁止的。1928年毛泽东就提出“废止肉刑”，1929年古田会议作出“废止肉刑”的正式决议，禁止打骂早已成为我们部队里必须遵守的一种制度，而且十几年来还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对打骂的教育。因此，我们革命部队里不应该有打人的事。但直到现在还未彻底肃清，根源何在？彭德怀分析道：首先是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那种把人不看作人、任意打骂的落后野蛮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社会里，成为部队未能肃清打人现象的社会原因。其次是受军阀部队的影响，以至形成“自己当兵反对打人，自己当官动手打人”的现象。这里，彭德怀从社会根源和军阀恶习上分析打人陋习屡禁不止的原因，就从深层次上看待了打人现象，这样的大道理受众是能听进去的。
接下来，彭德怀剖析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分析了警卫连长打骂战士的现实危害。直属队有部分人是认可警卫连长做法的，说打人是维护纪律的手段之一。彭德怀明确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打人造成指挥员与战斗员的隔阂，涣散部队团结；还模糊战斗员对部队阶级性的正确认识，影响战斗员对部队的积极爱护和纪律的自觉遵守；打人结果也和指挥员最初的主观愿望相反。所以，打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彭德怀
如何处理警卫连长呢？有人说他违反官兵平等原则，野蛮粗暴，应撤职严办。彭德怀说，这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他打人是为了惩罚这个战士，维护群众纪律，出发点是好的。可他又破坏了禁止打人的纪律和制度，其结果就造成了一方面自己在维护部队的纪律和制度，一方面又破坏了纪律和制度，当然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他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上面这些道理，所以处理他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教育，使他真正认识到禁止打人的意义，才能保证以后不再犯。
彭德怀进而联想到整个部队的类似问题，指出，要纠正干部或战士的错误，都应该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找出其病根，对症下药。纪律处分的意义，应该是帮助达到教育的目的。要抓住这件事在部队进行深入教育，把上面的道理讲清，务求每个指挥员都能够深刻了解。他还强调，部队政治机关应经常进行纪律教育，而且要经常进行检查，不要发生问题才临时抱佛脚去处理。
讲完犯错误连长的问题，彭德怀又教大家如何处理犯错误的战士。首先，连队干部、支部委员先开会，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然后，召集党小组会、班务会，指出这个战士的错误，深入讨论为什么要爱护群众和遵守群众纪律。同时，与犯错战士耐心谈话，使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改正的决心。最后，召集全连军人大会对这个战士进行批评教育，并深入展开讨论。彭德怀特别指出，大家发言的态度要十分诚恳，感动犯错误战士，尔后，由犯错误战士自己作结论。这样，既教育了犯错误战士，也教育了全连同志，使整个连队在遵守群众纪律上提高一步。在最后的发言中，彭德怀指出：在部队里除去必要的行政处分外，一般地是要抓住每个具体事件，采取经过党的、群众的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纠正连队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有效办法。这里，彭德怀告诉大家，要善于运用群众路线这一法宝，官兵互帮，共同提高思想认识。他还把此事上升到方法论的角度，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运用类似方法纠正不良倾向，提高战斗力。
通观彭德怀处理打人事件的做法，既是一个基层政治工作的典型案例，也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的绝佳示范。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没有居高临下去批评，而是像革命老兵的一次谈心，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既讲道理，又教方法。这样做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我军尊干爱兵、官兵友爱的光荣传统，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达到了最好效果。
充分尊重，批评教育：罗荣桓教导“挽救”闹事伤病员
1945年10月，为落实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罗荣桓从山东渡海北上，执行“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重大任务。11月13日，罗荣桓抵达沈阳，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委员。1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罗荣桓主持“后总”工作。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从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与日俱增，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伤病员居功自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一部分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以前养成的坏习气没有完全根除。
罗荣桓立即召集有关单位领导开会，研究解决办法。讨论中，有人提出多设岗哨加强警卫与管理，有人主张突击治疗后遣回前线，有人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者。罗荣桓觉得大家的意见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把伤病员当成了包袱，对此他有不同看法：“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伤病员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太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罗荣桓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当即成立了代表大会筹备小组。
关于会议名称，有人提议叫“伤病员代表大会”，罗荣桓觉得不妥：“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关于选派代表，有人建议选派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参加。罗荣桓再次提出不同看法：“积极分子要参加，但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多找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看到与会同志很惊讶，他解释说：“这次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他还建议：“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加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兵的。”
按照这一思想，代表很快被选了出来，并于1948年8月陆续赶到哈尔滨。不少代表准备提一大堆要求大闹一番的，但到哈尔滨后却受到热烈欢迎，戴上了大红花，受到英雄般的待遇，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晚上看戏、看电影，医护细心换药治病，开饭也是百般照顾。这让他们很感动，有气的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罗荣桓向部队指战员讲话。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采取积极引导、典型示范的方式，请了一大批身残志坚的同志现身说法。比如，请红军时期失去一条腿的后勤部副司令员钟赤兵和井冈山保卫战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讲他们的故事，还请抗战时期负伤致残的干部讲他们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故事，使与会代表深受教育。会议还专门请人讲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后如何写出这部小说的动人事迹激励大家。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报告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荣军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于过去荣军工作的不足，罗荣桓指出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誉军人珍惜过去的荣誉，更要学会一套新本领，继续为人民立功。他最后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该作出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罗荣桓的讲话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发生了深刻转变，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纷纷表示要痛改前非，早上前线。回到各地医院后，他们个个变成了宣传员，给其他伤病员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从那以后，伤病员闹事就很少了。
通观此事，伤病员闹事的做法明显错误，有关单位起初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能说错误，但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治标不治本。罗荣桓不把闹事人当包袱，更不当成阶级敌人，而是以同志般的温暖对待他们，坚持从正面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分析伤病员闹事的原因，检讨荣军工作的不足，一方面通过开大会析事明理，从会议名称、代表人选到开会方式，无不体现罗荣桓对解放战士的尊重和对部队团结的重视，真不愧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
约束部队，尊重政府：萧劲光处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不执行政府禁令
1941年3月19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一份公函，请他通令所属各地部队，严格执行政府禁用法币命令，不要再抗令不遵。函文说，甘泉县政府3月16日报告：“禁用法币流通使用问题。有些个别的军队自己不能实行，公开吵嘴不要边币，如富县警备四团，从下面给保安司令部甘泉新华客栈兑回票洋八百元，硬要法币，少短打捶，影响群众和商人，失掉了政府的宣传作用。”又说，禁用法币，发行边钞，是为了巩固边区金融，建设自给自足经济基础，防止敌人封锁的必要手段。现在看，我们的部队有些还不明了。因此，除令甘泉县政府向各界进行广泛宣传说服工作外，请萧劲光通令留守兵团各部队，严格执行禁用法币命令，一致为巩固边区金融而斗争。同一天，林伯渠复函甘泉县政府，一方面解释有些军队不用边钞是他们还不明了政府用意，一方面让该县府广泛宣传，使大家彻底明了。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十元）。
这份公函是在国共货币斗争的背景发出的，应该说，边区政府对留守兵团还是很客气的。国共合作抗日后，陕甘宁边区获得合法地位，但依赖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维持运转，1940年边区收到的拨款占到年度总收入的73.5%。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发行自己的货币，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1938年6月，边区开始发行小面额的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而流通。此举引起蒋介石关注，他命令财政部对光华券是否经财政部核准进行查复。1940年1月，国民党行政院授权四大银行在边区推行小额法币，同时发行辅币券，以遏制光华券流通。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完全终止边区政府拨款，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作为反击，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禁止法币流通的布告》。2月15日，又发布《关于禁止法币流通的通知》，并于18日正式发行边币。22日，边区政府同时发布《关于宣传发行边币的训令》和《关于停用法币使用边币的布告》。边区政府将停用法币作为政治上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手段，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纷纷禁用法币。
停用法币发行边币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摆脱国民党金融控制、施行独立自主货币制度的重要决策，它在最短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带来的财政亏空。但大量边币迅速发行，不可避免地使边区物价快速上涨，边币贬值。一时间，人们都不太愿用边币而愿使用法币，甚至大宗买卖非用法币不可。林伯渠公函里说的富县警备四团不要边币、硬要法币的事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赢得民心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尊重地方政府、军民一致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法宝。毛泽东对萧劲光说过，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检讨。留守兵团长年在边区，焉有不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
◆萧劲光
接到林伯渠公函后，萧劲光迅速派人调查，严令所属各部队尊重边区政府，不得抗令不遵，并带头执行政府禁令。1941年8月2日，萧劲光与林伯渠联合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留守兵团司令部布告，以六字一句的对仗体明令宣告：“边区通用边币，军政民等必遵。……特再重新布告，军民人等知情。嗣后买盐买货，边币一样通行。谁敢故意破坏，决予严惩不轻。”1942年2月1日，萧劲光又与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布《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使用问题》的快邮代电，强调“应视推行边币为各地军政机关本身的紧要工作之一”，“各地政府、驻军必须领导所属机关与部队，将政府密令及布告与惩罚条例作深入讨论与解释”，并“动员当地公安机关及保安系统与军队锄奸系统，密查有无暗中使用法币情事，并依法逮捕惩办违法者”。该电还规定，要在最短期间，使“边区内任何地区必须做到以边币作价交换，如有仍使用法币者，各该级政府及当地驻军首长应负责任”。
在留守兵团的带头执行下，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通力合作下，各地法币牌价急转直下，边币对外价格扶摇直上，边币逐渐被民众所接受，我们取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
通观此事，留守兵团因物价上涨不愿用边币似乎可以理解，但在国共货币斗争的大背景下则实属不该，既影响军队形象和军政关系，更影响党中央对敌经济斗争大局。萧劲光处理及时，并与西北局、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命令落实要求，既显示了军队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也使得政府命令威力更大，更便于禁令的落实。
深入调研，直指问题：皮定均纠治部队形式主义、说假话等问题，严于治军为打仗
1969年10月底，皮定均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此时，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十分紧张，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中央将东北、西北、华北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皮定均由东南前线调往西北边地，就是为备战打仗而来。
◆1968年，毛泽东与皮定均在北京合影。
1971年秋冬，皮定均用7天时间对某师部队进行了调研，听取了师、团领导汇报，检查了全师营房布局和建设，并找干部战士召开了17次座谈会。通过调研，皮定均发现部队在战争观念、管理教育、服从命令、部队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还有袒护缺点错误、说假话、搞形式主义的问题。几天后，皮定均在该军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改正思路和办法。
皮定均首先讲了“部队管理严与松”的问题。当时为了战备，要求部队驻防要分散，要离开居民地和城市，可是从某师检查来看，各级领导不但要求不严，还迁就部分人的落后思想，营房建设从沟里退到沟口，从沟口退到平地，从平地退到城镇，最后几个师部、团部都靠在城镇。在车辆管理方面，该军汽车事故老是不断，原因就是缺乏严格要求，管理松弛。在点出问题后，皮定均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你们像冷热病一样，热一阵冷一阵，下面摸到了你们的脾气，你抓一抓，他紧一紧，你不抓，他就松下去了，希望你们各级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皮定均从“严是贯彻毛主席建军方针、严是衡量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只有平时严战时才能打胜仗”三个方面，讲了管理部队为什么要严。他又从政治上严、思想上严、作风上严、工作上严、纪律上严五个方面，告诉大家怎么个严法。
从落实上级要求、严格管理部队引发，皮定均接下来讲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问题。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首要武器。可是在听指挥这个问题上，皮定均发现该军做得很不够。如某团参加拉练，军里规定弹药要按携行量携带，军区工作组也提出弹药带的太少，要增加，但师里就是不执行，说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师党委讨论决定，只带子弹50发，不带手榴弹。皮定均严厉批评道，你们总是强调一些小道理，千方百计对上面的指示打折扣，你们自己都不执行命令，怎么能教育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呢！他从两个方面讲了为什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又从“明确听谁的指挥、各级领导要敢于负责敢于指挥、要抓养成教育”三个方面，告诉大家怎样使部队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总之，我们必须自觉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切号令。
紧接着，皮定均讲了“不袒护部队缺点错误”的问题。他仍然是先指出问题，某团马车出了事故，摔死了人，团里为掩盖事故，把该人报为英雄，后来发现有问题，就来个折中主义，既不算英雄，也不算事故，不了了之。又如某团团长指示挖防空洞，营长公开顶抗不干，团里其他领导同志在场默不作声，既不支持团长，也不批评那个营长，师里指示要严肃处理，该团党委开了三天会才处理下去。可见部队袒护缺点错误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连公开违抗命令都习以为常了，这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和以上两个问题一样，皮定均又从“袒护部队缺点错误是违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是违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一害革命，二害同志，对部队建设起着阻碍作用”三个方面，讲了为什么不能袒护部队的缺点错误，又从四个方面教大家怎样做到不袒护部队的缺点错误。
◆1973年，皮定均陪同越南武元甲大将访问延安。
在调研中，皮定均还发现了说假话的问题。某团战士提出没铺板睡，该团曹团长竟在座谈会上说上级没发够，其实是他们用铺板做了箱子。该军有的单位在生产上有两本账，向上报一本，自己留一本，还是经过党委研究确定的。皮定均痛心地说，这是什么问题，严重的说是对党离心离德，表里不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同样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反对说假话：一是牢记林彪假话说绝，坏事做尽，暗地里搞阴谋的历史教训。二是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对党忠实，这也是党性纯与不纯的重要标志。三是说假话危害极大，打仗时能使首长定下错误的决心，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平时不能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正确的工作方针，影响工作落实；说假话还影响同志之间、上下之间的革命团结。皮定均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树立言行一致的革命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当时，受林彪及“左”的错误影响，不少部队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生活管理等方面存在形式主义。怎么克服呢？皮定均讲了三条方法：一是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二是一切从战争观念出发，以准备打仗为标准检查部队各项制度，符合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废除；三是司、政、后机关抓一个试点，研究出一套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部队作风、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总结经验，指导部队。
对于调研发现的上述问题，皮定均认为根源在于该军的战争观念没有解决好，所以最后他特别强调了战争观念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马虎不得，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我们是军队，我们的任务要时刻准备打仗，消灭一切敢于侵犯的敌人。你们要看到这个战略问题，要下决心搞好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儿戏。希望你们能真正认识到重要性，从思想上解决，不然，你们要犯错误的，要犯罪的。希望你们今后做任何工作都要有战争观念，有了这一条，什么都好办了。
通观此例，可以看出皮定均的调研很扎实，很有成效，对发现的问题他直言不讳，明确说到具体单位、具体人、具体事，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既从政治高度分析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又提出改正思路，教会大家怎么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渔，让大家心服口服，改正问题继续前行。他的一心为军、敬业精神和直率坦诚成了一代军人的楷模，影响着兰州军区的发展，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军事将领。
参考文献：
1、《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
2、《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7月
3、《萧劲光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5月
4、《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五辑），档案出版社，1987、1988年
5、《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
6、张燚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中共党史研究》 2021年第2期
7、《英勇虎将：皮定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1月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