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俄军的大规模动员后出现的诸多“乱象”，以及这段时间不够“哈拉少”的表现，按照卢甘斯克民兵指挥官安德烈·马罗奇的解释是——我们并非在和乌克兰作战，而是在跟北约作战。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边，乌克兰总能持续拿到北约的装备援助、享受着北约方面的人员训练和信息化的情报支援、战术指导。
而这边的俄罗斯却遭遇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连续7轮制裁和封锁，只能靠自己硬扛。特别是信息化方面的短板，让俄军面对北约卫星，预警机，无人机，个人手机，监听设备所组成的侦察网络，显得又瞎又哑；此外，俄军的整个后勤调度更是跟不上战场变化的节奏。
但除了硬件上的劣势，你又不得不承认，俄军，似乎还缺了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当然，在乌克兰前线，俄军也涌现出了一批舍身勇扑手榴弹、拉响“光荣弹”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事迹，还有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基层指挥官。
比如下图的丹尼斯·佐林上尉，就是在遇到伏击后，主动留下来掩护战友们突围。当弹药筒用完且没有什么可以还击时，佐林上尉故意诱敌上前，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引爆了自己。
丹尼斯·佐林上尉后被追授为了追授了俄联邦最高荣誉——“俄罗斯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
可尴尬的是，除了这些职业军人中涌现来的壮烈事迹，随着战争的持续，俄军中的一些不乐观的情况，也被暴露了出来——大量被动员起来的新兵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似乎都没有太准备好，某些作战单位管理混乱、士气低落。
显然，这时候，除了军事技能的培训，就特别需要进行有效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了。
毕竟，很多情绪如果不加以说服教育及时制止的话，往往就会像“传染病”一样逐步腐蚀掉军队的士气，后果将非常严重。
可是，俄军中原本承担这个任务的职位，随着苏联崩塌，曾经一度不复存在。
到了2012年，俄军又主动恢复了政治军官制度，但依旧属于比较边缘化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有限。
比如2022年3月，阵亡于马里乌波尔的俄黑海舰队副司令员安德烈·帕利就是个政治军官（下图）。
然而，在将多兵少，军衔普遍偏高的俄军，帕利直到阵亡，还是个上校军衔，这就跟俄罗斯军队的一贯规矩有关——政治军官一律降级使用。
安德烈·帕利阵亡后，俄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当代俄军的“真正的政委”
而除了被“边缘化”和“降级使用”的政治军官外，要说搞思想和组织动员，在当代俄军中，更常见的，则是各种随军牧师、喇嘛、阿訇这些神职人员。
两位俄军随军神职人员——东正教牧师和藏传佛教随军喇嘛（为俄军中占比不低的蒙古裔士兵配备）
俄军中的穆斯林士兵在随军伊玛目（阿訇）的带领下做祷告
但要想让一支处于艰难险境的队伍，时刻保持着高涨的战斗热情和强大的凝聚力，光靠宗教的感召和随时祷告，恐怕还是不太行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那美军也没有类似政委的职位，但不也照样打仗，成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了吗？
不过，你换个角度再想想，美军的起点，和当年创立政委制度时的苏军，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军来说，精神不够，可以拿物质来凑。但这方面，底子很薄的苏军，是比不了的。
最早的苏俄/联（1922年后才有的苏联）军队，90%以上都来自于被称为”灰色牲口“的沙俄旧军人。
沙俄旧军人，普遍来自贫困家庭，文盲率很高
在革命初期，除了苏维埃自己控制的沙俄海军部分舰队和工人赤卫队，苏俄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正规武装。
这时候，随着俄国旧政府的倒台，很多旧沙俄军官兵仅仅出于“混口饭吃”的考量，转身投靠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旗下。
到了1918年1月，苏俄政府宣布成立工农红军，作为苏维埃俄国的正规武装力量。
但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支新兴的“人民军队”，其实是个以旧俄国军人为主体的军队。特别是军官阶层，“沙俄军人”的占比更高，后来的不少苏联红军名将，都曾担任过沙俄军官，比如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和朱可夫。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元帅，早年沙俄军装照
更糟糕的是，沙俄军队的战术和装备也相当低下，跟当时世界上的英法德这些主流军差距不小。
很显然，一旦这支旧俄军被直接投入到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战斗，和欧洲方向的干涉军展开交火后，其结果实在难料。
更何况，其中的一些“投奔”红军的沙俄军人兵原本信仰就不坚定，万一出现战场哗变的情况，这对于苏维埃政权而言，那可算是极其致命的打击。
危急存亡时刻，如何改造沙俄旧军人，在红军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执行战斗命令，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头等大事。
很快，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托洛茨基缔造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军队政工干部体系”——政治委员/指导员和军事指挥员的“双长官制度”（连级为指导员，团级单位才有政委）。
托洛茨基在做动员
事实证明，在政治委员的严格管理和鼓舞下，由旧俄军官兵组成的红军在抵抗西方国家干涉、捍卫革命成果的战争中，体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但渐渐地，由于政治军官掌握着所在作战单位的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在一些时候，又被认作了军事指挥员的“绊脚石”——这成为了苏芬战争中，苏军许多高级将领推卸因拙劣表现而应负责任的一大理由。
为此，斯大林曾直接下令撤销了政委的称呼，以“军事委员”代替，并剥夺了政治军官的最终决定权，以保障作战命令不受阻碍地贯彻执行。
但要注意，这并非是直接取消了苏军中政治军官的职位，只是将其换了个名称，并削弱了他们的权力而已——主要负责政工组织工作，不得直接干预指挥员的军事决策。
再后来，到了苏德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鉴于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斯大林听取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的建议，又重新恢复了政委制度，并赋予政治军官对前线官兵实行督战、惩罚无令擅自撤退者的权力。
比如，斯大林签发的那个著名的“第227号命令”，就非常明确地写上了政委和指导员可以就地处决前线擅自撤退的官兵。
没成想，正是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西方电影用作了“黑”苏联，特别是苏军政工人员的素材。
苏军的政工干部们，也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个被西方重点“妖魔化”的对象。
这方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西方拍的那些二战题材的影视剧。
通常，纳粹德国的邪恶队伍里，总会及时出现一位富有良知、忠诚英勇且崇尚骑士精神，非常值得尊重的国防军军人。甚至，即便是纯反派形象的党卫军，也往往给设定成那种颜值在线、梳着三七分油头，制服笔挺有形、军靴锃亮的邪魅炫酷形象。
而苏军那边呢，往往非常的“脸谱化”，一群衣衫破烂，举止野蛮粗暴的“乞丐军”，基层官兵愚昧，上层领导专制，普通没见多什么世面。而他们强悍的战斗力，貌似就主要来源于政委在后面“督战”，冷酷地射杀临阵脱逃者。
比如，西方多国联合拍摄的战争片《兵临城下》，在演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残酷场面的同时，还不忘找机会“黑”几下苏联政委。
开篇就是，没有发配武器的士兵们穿越伏尔加河，一下船就立即被政委拿枪指着，像轰牲口一样赶进战场。
《兵临城下》剧照
还重点表现了一个大眼袋的中年油腻政委，在队伍后方架着几挺机枪，歇斯底里地高叫着“枪毙胆逃兵和叛徒”，在后面疯狂扫射自己人。
电影中，其他场合下的苏军政工干部形象，也非常不体面，歪瓜裂枣，表情猥琐，似乎在暗示——他们的外貌和内心一样丑恶。
《兵临城下》中的苏军政工干部（蓝帽子的是内务部军官）
类似的还有韩国拍的《登陆之日》，也是顺便狠狠地黑了苏联政委一把，深得西方心意。
反倒是后来德国人自己出品的影视剧，有些情节演绎的还算符合历史。
比如，苏军政治军官普遍文化水平较高，在军中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被俘的红军政工人员不用审判，拷打完毕后，可直接就地枪决的德军规矩。
德剧《我的父辈》第一季
男主奉命就地枪毙政委
战后，纽伦堡审判时，曾在西线投降仪式上代表德国政府的第三帝国作战部部长，德军陆军代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就因此被定了重罪，最终处于绞刑。
这个约德尔上将的部队曾经在东线大量执行过“元首”的命令——凡是俘获到苏军政工人员，拷打完毕后，可直接就地枪决。
中间的就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实际上，即便1941年8月，最高苏维埃出台的“270号命令”，确实授予过政治军官射杀逃兵的权力，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苏军的政工人员是不会选择躲在队伍后方，朝自家士兵开枪的，他们总是站在最前线，带头冲锋的那一个。
甚至，一旦遇到顽敌需要决死冲锋的时候，他们并非举枪在后面吓唬官兵们去“给我上”；而是去组织政工干部带队的“党员突击小组”，高呼“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跟我上”，“乌拉乌拉”的一通鼓动，拿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持着苏军旺盛的战斗力。
俄罗斯红场冬季阅兵式中，Cosplay的苏联政委，这才是苏军政委的正确打开方式
反倒是真正的作战指挥人员，比如连长，在双长官制的苏联军队体制下，通常会在后面坐镇，不参与最前沿的冲锋。
否则，指挥官一旦阵亡，谁来指挥战斗。毕竟，作为军事领队，“乌拉”一下就打没了，对战场局势的影响实在太大，不能用作“消耗品”。 而且，一旦部队冲锋不利，执行督战任务的，往往也都是指挥官，带头冲锋的，则为政治军官。
比如，下图这张上色的照片，是时任苏军第18集团军第4师第220团下属某连指导员叶廖缅科，照片拍下后不久，他牺牲在了沃罗涅日-沃罗希洛夫格勒战役的前线。
宣布脱离乌克兰后，“苏联革命老区”卢甘斯克还为叶廖缅科政委竖立了纪念雕塑，每逢胜利日都会隆重祭奠
因此，卫国战争期间的苏军政治军官们，也成了德军最憎恨的人，这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元首”给东线德军下了那么一条“直接就地枪决”的命令。
类似场面，苏联或者俄罗斯出品的“主旋律”影视剧中，曾经多有体现。
左手手枪右手铁锹，大步流星跑在队伍第一个是苏军政委的经典形象
现实中的苏军军官，更像是《布列斯特要塞》里演绎的那样（俄罗斯、白俄罗斯合拍），总爱带头冲在最前面，没了武器，就拿着板凳，军工铲上，这似乎就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战斗本能。
《布列斯特要塞》的一个经典冲锋场面
在最危急的时刻，政工干部们依旧能冷静地维持纪律、团结军民。
电影《布列斯特要塞》里的祖巴乔夫大尉和福明政委都有真实人物原型。
福明政委本人更像个文弱的书生
如今的福明政委纪念碑前，依旧有很多人前来祭奠，鲜花不断。此处也属于白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福明政委的纪念碑
虽然在西方把持的语境下，解放奥斯维辛的差点就说成美军了，二战转折也被当作了诺曼底，似乎是好莱坞里的美利坚合众国帮全球人民赢得了二战一般。
但历史资料却不会说谎，尤其是敌人留下的一手回忆录。
德军名将艾哈德·劳斯在其《东线回忆录》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所谓苏军士兵仅仅是因为恐惧政委而投入战斗的说法根本不实。俄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根本不是仅靠恐惧就能激发出来的。俄军士兵即使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仍然顽强的抵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委的表率作用，苏军的政委被命令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
他们总能在最混乱的时候稳定秩序....这些政治军官，他们总会带头走过雷区.......
那次战斗后，我们发现，战壕中的13名苏军官兵全部阵亡，这是苏军一个团部的军官，而指挥员就是他们的是政委，这个政委在战死的时候仍然手持步枪呈瞄准姿态....”
中间坐着的这位，就是在东线指挥乌克兰哈尔科夫会战的艾哈德·劳斯
总之，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支善战的军队，从来都不是靠奴隶和鞭子组成的。除了专业训练和先进装备，更要依靠有效的途径，用思想纪律建设，把背景各异的无组织的人群变成不寻常的“强大战斗力量”...而这方面，似乎恰恰就是当代俄军所缺少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