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底，我特地找中央党校的郭强教授去专门学习了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郭强教授是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副主任，也是党校的王牌教授。他对党的文件的领悟和理解有入木三分的功力。
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特地找他深谈过好几次，就是想弄清楚二十大之后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和画像。毕竟，任何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不懂政治逻辑的经济预测，就像没有罗盘的船一样，容易失去方向。12月底，我将这些谈话的笔记结合自己理解做了两讲课程，《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画像（上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后，我再重读这两讲课程，越发觉得，对于高净值家庭和企业来说，理解党的二十大的底层逻辑，是规划未来时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2023年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党的二十大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政府工作总结和展望，其思路是高度契合二十大定下的中国发展逻辑和方向的。
二十大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这个判断是未来所有政策的底层逻辑，也会决定我们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会是什么样的速度和形态。
这个判断可以浓缩成两个词：变局与定局。
01
变局：国际与国内环境的变局
我们先回忆一下过去三十年：
邓小平时代讲的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判断是“21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几个时期很明显，“发展就是硬道理”，当时国际环境也比较温和友好，所以中国闷头搞发展。
2012年，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到“要准备进行许多有新时代特征的伟大斗争”。事后看，这个伟大斗争主要是指全面从严治党，包括系列反腐、反黑。五六年后，这个任务基本完成。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入“高质量发展”，但碰上了2018年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接着是2020年的疫情。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风险”，内部风险和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都存在。
2020年秋天，我们的判断是“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所以结论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发展仍然是首位的。
但2020-2022年这三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一是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从特朗普时期的经济竞争性关系，升级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制度型对手，尤其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让这种“制度型对手”的局面彻底显性化。
第二是俄乌战争爆发，欧美同盟重新回到蜜月期。我们之前联欧制美的战略部署受到一定的冲击。
上面这两件事，改变了我们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都大大增加，所以，2022年的二十大，我们的判断变成了“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并存”这两个字非常要紧，它意味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目标，以及经济增速，都会随之调整。
我们先看经济发展模式和目标。
2020年4月，我们说双循环，尤其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基于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因为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没有那么高，开始逐渐转向国内循环为主，但国内循环还不是大循环，它是一堆小循环、碎循环，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成本是美国的1.83倍，物流成本占企业成本的近30%。所以畅通循环是必要条件，后来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目标也是要落实畅通循环，其中大市场对应大循环是核心逻辑。
到了二十大，畅通循环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循环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韧性”。这意味着，在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之下，我们最大的目标是经济循环不能有短板。要知道，经济不安全是最大的国家不安全。
经济不安全，从外部看，主要是三条，粮食不安全，能源资源不安全和重要产业供应链不安全。其中尤其是产业供应链的安全是最核心也最棘手的。那应该怎么办呢？
参考德国李斯特“封闭市场经济”的理论：一个即使离开外循环也能自给自足，有序转动的经济体系，即使效率稍微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安全”是我们这个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底牌，所有政策走向都会围绕着这个核心来。顺着这个思路去拓展，我们就会发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机会和约束。
先说机会，比如说新能源，新能源是自主可供的能源，在自己国土上，是可控的。比如说产业链、供应链这套东西尽量自主可控。要尽量缩短产业链供应链，更多在国内进行配置。
2023年开始，任何在产业链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都会迎来一段高光时刻，尤其是像苹果、特斯拉这样的企业，政策上我们会对它们尽量友好，给予国民待遇，以及给予法治保护。
上面说的是产业链，值得关注的还有科技创新。其实科技创新的真实含义是“科技自主”，是不被卡脖子，是有，而不一定是高精尖。比如北斗卫星、大飞机，这些东西不一定是高精尖，但你必须有。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买家电拆里面的芯片来用，确实很让人震撼。真的是让人警钟长鸣，所以在芯片上面，我们不一定追求1纳米、3纳米，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做成28纳米、14纳米的芯片都很好。
所以在这个逻辑下，你再去理解“专精特新”，也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专精特新”不一定像微软、谷歌那样去探索科技无人区的边界，而是补短板。谁能补上短板，谁能保卫国家安全，政策和资源就会有相应的倾斜。
总结起来，凡是卡脖子的地方，都可能是机会。在我看来，产业链独立和科技自主，这是未来十年的最大亮点。我们不是追求高精尖的原创，而是要求踏踏实实拿出可用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确实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说完了机会，再说约束。
机会来自安全，约束同样来自安全的考虑。刚才说的是外部风险，但还有内部风险，对内有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企业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件事。因为这是“风险”，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所以一旦这个线没有把握好，就容易触发红灯。当年社区团购被整顿的点在哪里？因为认为平台卖菜可能引起数以千万计的小商小贩失业，这是潜在的社会风险。这就是安全问题了。
同样，蚂蚁金融是金融安全问题，滴滴是信息安全问题。任何涉及“安全”的问题，就是红线问题。虽然2023年平台经济重新迎来较为宽松和鼓励的政策环境，但切记，在“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所以企业一定要关注舆情，任何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舆情，都可能变成自己的阿克琉斯之踵。
除了社会风险，还有经济风险，有几个点是领导层比较关注的，财政风险（比如地方债），金融风险（比如民间借贷、银行坏账、资本市场波动等），和房地产风险。
我们先不讨论这些风险多大程度上存在（我认为有些是观念问题，所以未来是有机会得到修正的），但这些风险控制在当下是约束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经济刺激政策需要“大处看政治”。在今天的环境下，安全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从这点上来说，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和效用函数不一样：市场是要赚钱的，猛搞基建，猛搞房地产，就能赚钱。市场赚了钱可以选择套现走人，长期风险影响可能不大；但政府不行啊，政府不可能套现走人，需要考虑长期风险，这是最高原则和目标，不可撼动。
所以，2023年以及后面的很多年，经济刺激政策都会在大的政治逻辑下展开。这样的政策具体实施起来，可能会像“高峰期开车”，油门刹车交替着踩，车上的人可能会晕车。所以，这些都是约束条件。
刚才说了，“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它意味着，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安全”是我们发展的首要目标。所以从经济层面来说，自主独立稳定的经济循环体系，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会是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关键，政策、资源大概率都会朝着这里倾斜。
自主独立的经济循环体系，换个角度思考，其实是和过去几十年的国际产业分工有不自洽的地方有关。换句话说，相对封闭的循环体系可能要牺牲一定的效率。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对之前的经济增速做些预期上的微调。按照2020年定下的目标，2035年经济总量要翻一番，这意味着2021年到203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要在4.73%左右。2022年之后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将这个预期略微放低。相应的，对于未来的项目收益、资本收益和资产回报，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安全将是中国发展的底牌，可持续的经济内循环体系，独立自主的产业链和科技自主，都是下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
02
定局：国内经济发展的定局
面对上面谈到的国内外环境“变局”时，那怎么应对呢？
结论也是二十大报告里的原话：“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应对战略机遇，坚持斗争精神来应对风险挑战——这两个原则定下了后面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基调，也就是“定局”。
重新强调改革开放
我们如果仔细对比二十大和十九大报告，就会发现，二十大明显对“改革开放”更加强调和突出，语气也要强烈得多。比如说，要“坚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搞市场经济，尤其强调从舆论上反击计划经济言论，保护民营经济。这是继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之后，最高层释放的对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强烈正面信号。
有人认为“文件报告”里都是虚词，但很多真正的内行人士告诉我，实际上党的重大会议文件从来是“不著一字空”，遣词用句都是无数次推敲之后定下来的。所以，用语的力度，用词的准度都是政策方向的风向标。所以，从二十大报告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些用语都预示着，2023年新班子上任后，施政的方针政策会更市场化和开放，民营经济和外资都会迎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
我们如果回头看，这个调整不是偶然，其实在疫情之前，高层就有很大动力重新推动改革开放。
1. 一个是经历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确实有压力，但高层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还是要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来应对挑战，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
2. 另一方面，在总结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检讨了基层存在的形式主义、不作为和低效率问题。而且也认为要用改革的方式，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
3. 然后就是2019年10月的四中全会讲改革，说要梳理央地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理论上这些都要在2020年落实的，但疫情一来，就被搁置了。而且抗疫期间的经济模式，其实更接近“战时状态”，和一般状态有很大区别，所以过去三年的整体环境似乎没有那么“市场导向”。但二十大之后，疫情慢慢接近尾声，新班子定下来，这就开始重启2019年被中断的历史任务，也就是重新强调改革开放。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本届最高层新团队的履历有两个显著特征：
都是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南方地区长期工作的干部。
都是从地方基层干上来的，担任过地方主政一把手。
这两个特征非常要紧。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出来的干部，从20多岁当公务员开始就是搞市场经济，底层价值观就是市场派的。
另外，从地方基层干上来，当过地方主政官员也很重要。因为长期工作在第一线，他们理解政策执行中会有变形和走形，也懂纸面文件和落地政策之间的弹性空间，也更容易站在地方角度思考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政策，起码在经济层面，大体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三个特征：第一个是市场导向；第二个会对地方有一定放权；第三是少教条主义，更接地气。
这是我看到的未来发展的第一个“定局”，强市场导向。所以，我跟民营企业家聊天也总是说，到2023年二季度后，日子应该有较大起色，而且会迎来一个较长的宽松期，是一个可以干事儿的时期。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这里我要稍微转折一下。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预期一个力度超大的结构性改革。
但这样的预期，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在“以改革开放应对战略机遇”后面，还有下半句“以伟大斗争应对风险挑战”，这是上半句的约束条件，不要忘记上一讲说过的，现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是“并存”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目标。
其实，比较了解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同学可能知道，过去几年，我们一直说政策上总是在权衡，比如说房地产政策，既要保证房住不炒，又要让房地产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就是要将相对矛盾对立的两面想办法融合和协同。未来这种风格会持续存在，而且可能会更显著。比如我刚才说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目标，就是安全也要，发展也要。
那具体怎么办呢？根据现在的提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们可以预见两个趋势。
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会更多体现在具体层面的政策，而不是结构性原则性变化。为什么？因为保持政策的持续性也是“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
政策会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容易出现波动。比如说，2022年底开始恢复对民办教育的鼓励支持。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领会安全和发展都要兼顾的思路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政策其实是有内在不稳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教育平权这是涉及广大基层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一旦有某个偶然事件触发社会情绪，引发舆论风险，政策未必就不会有收缩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国际环境的恶劣远非当年可比。当年我们和全球共识高度一致，就是要增长，欧美也抱着中国会从经济西方化到政治西方化的期待。但走到2022年，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宣示了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建设一个非西方价值体系的现代化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制度型的对手，经济实力越强，对自己形成的挑战就越大。所以，美国并不希望我们坚持市场路线，改革开放，反而会想方设法刺激中国不断退回到战时经济、计划经济的坑里。这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一点，拜登政府确实称得上老谋深算。他们非常理解中国对“安全”的认知和界定，用“擦枪走火”的方式来试探中国的安全底线，希望刺激中国政府往回收缩外向、开明的政策。
2022年，佩洛西访台就是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故意制造风险事件，希望让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发酵，进而把中国政府也推到一个很被动的局面中。如果这样的事件不断出现的话，这时候不管是从国家安全出发，还是从社会安全出发，我们在政策面要想保持很强的“开放性、开明性和兼容性”就会很难。
这是我看到的未来发展的第二个“定局”，非稳态结构，政策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可能都要有点心理预期，否则会经常在半途就感到迷惘，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方向是既定的，强市场导向，没有极端外部事件这个方向不会变，但可能需要忍受一些“颠簸”。
本文根据
得到app课程《香帅中国财富报告》改编
「执笔为剑，
陪你穿越财富峡谷」
戳关注，右上菜单栏···键，设为星标
关注微博，获取更多香帅时评
商务合作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 合作
分享↓点赞↓在看↓
更多感悟，更多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