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1998年4月10日,时任嘉兴市副市长、市文联主席范巴陵在嘉兴泰石公墓新建的朱生豪、宋清如夫妇合葬墓前接受记者采访。图源:朱尚刚。
从法国思想家卢梭有关公共权力结构的论述中可以悟出:直言,是政府阳光行政之所需;真言,是政府效率行政之所需; 疎言,是政府依法行政之所需。大凡不能直言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见解而无责任感者,有话不想说:二是虽有责任感但无见解者,无话可说。
建国70余年来,我国政府公职人员的敬业行政有目共睹,日月可鉴。但是,接踵而至的充满教训的政治运动持续地拷问过每个公职人员的”初心“。这一次次的政治拷问无异于是道德的测试,也是正义的度量。然而,结果无不以只问教训、不求思过而告终。最终,其代价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其成本没有转化经济成就,以至于举国追捧的“文革”结束之时,便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之日。
历史是现实的殷鉴。时年,对"三反、五反扩大化"内疚的一拨人,不久又在积极反右 ; 对"反右扩大化"愧感者,尔后又转而反右倾 ; 对"反右倾扩大化"的侧隐者,又会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扩大化"的,又在开始忙于新的运动……。如此循环往复,孕育的是根深蒂固的言不由衷之风,反思者永远在行使今天权力的同时,为自己昨天的行为忏悔。要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匡正祛邪,真不知“春风夏雨何时了”!

图二,2013年5月卸任后的范巴陵同志(中立者)以嘉兴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名誉主任身份关注保幼园的宝宝。
此时此刻,在茫茫的思维海洋中徜徉的我,忽地念到了不随大流的"另类"。去年某日的下午,微信平台上传来嘉兴《纪念建国70周年征文活动》的一篇题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征文,吸引了我,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嘉兴市政府原副市长范巴陵女士,一位省、市政界小有名望的直言者。
我是嘉兴王店人氏,"文革"前的196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叶开始回乡为故里发展尽点棉薄之力。在卢展工同志(后供职过全国总工会主席)、梁平波同志(后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主持嘉兴市委工作期间,应市委市府之邀为家乡服务时,我有幸结识过范巴陵副市长。
当时,嘉兴市政府一正五副的六位班子成员有一、二、三、四、五、六排序的昵称。市长杜云昌同志姓杜,与嘉兴方言的"大"谐音,故称一号。副市长赵冰同志,名字中的“冰”字系两点水,故排二号。副市长范巴陵同志,范姓边旁是三点水,故称三号。副市长徐良骥同志,名字中有四点的”马“字作边旁,故排行四号。副市长傅阿五同志,名正言顺为五号 。副市长赵友六同志,理所当然位居六号。于是,一、二、三、四、五、六的班子团 队的排序不径而走。
如此天造地作地的排序,也算有缘,更是体现了领导班子成员平民化的气质,且彼此配合默契,很接地气!范巴陵同志是唯一的女士,范巴陵同志富有才识,但无书卷气 ; 谈吐儒雅,却敢于直言,确是当年这届领导班子成员中难得的才俊。我是在1992年6、7月间一次嘉兴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梁平波书记安排我作嘉兴发展建言的主旨发言时,第一次当面认识了这位参加会议的女副市长。虽是初见,但其率直为人的风格,我早已耳闻于梁平波同志的笑谈之中。

图三,2020年范巴陵同志在家中,图源:陈双虎同志。
巴陵同志退出政界回归书香田园之后,依然热心于嘉兴的社会事业,我虽再也无缘见到她,但也零星地听到过对这位心口不二的"一根筋市长"的一些传闻,多半是出于祟敬之情的口碑式小故事。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在我长兄朱培林教授家里,读到了范市长的自传体小说《女市长》,才系统而又完整地了解了她:一位江南政坛的才女。
我以为,《女市长》作者以自己的亲历和独特的视野,为嘉兴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现象作了量体裁衣的全息。其标本意义在于,她既能以局内人身份参与主观运作,又能以局外人角度进行客观评析。该书是范巴陵同志留给嘉兴市政府后继者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因为,这是一位在职副市长从政理念的铨释,从政使命的解读,从政风格的写照,从政积累的提练。这里既有嘉兴市政府后来人探求执政规律时的“祕笈”,更有史学工作者研究20世纪90年代嘉兴发展轨迹时,不可或缺的正史之外的“辅料”。这些史料的背后,潜藏着各级各类学校里学不到的宝贵东西。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村上春树先生所言 : "在学校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懂得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

图四,作者在故乡嘉兴秀州中学与中学教师们谈我国国民教育
作者:朱荣林,来自:一粟斋书海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