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已入狱14年，他的家人过得怎样？被妻子抛弃，子逃亡多年

1999年那个夏天，厦门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不再问＂吃了没＂，改问＂你听说了吗＂。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不安的电流，港口停了好几拨货，关卡盘查密得像网筛，街上巡逻的警车比往常多了一倍都不止。

远华案的盖子掀了，厦门人才发现，自己脚下这座城市这些年竟然被蛀空了一大块。而那个掏空它的人——赖昌星，已经连夜带着妻子曾明娜和三个孩子，摸去了香港，又飞到了太平洋那头的加拿大。

这组数字至今读来还是让人后背发凉：五年之内，远华走私集团偷逃的税款，相当于彼时浙江省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涉案总额后来官方认定达到数百亿级别，光是成品油一项，走私量就大到足以扰乱整个华东地区的油品定价体系。

不是几十吨几百吨的概念，是一船一船地进，码头上专门腾出泊位来卸货，报关单上写的品名和实际装的东西完全对不上号。这事一旦捅出来，牵扯的人从港口搬运工到海关关长、从地方官员到部队系统，前前后后六百多人被调查，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个。

赖昌星靠什么把这么多人拉下水？厦门湖里区有一栋七层高的建筑，当地人叫它＂红楼＂。从外面看就是个普通的娱乐会所，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的花销和排场远超想象。

KTV、桑拿、宴席，什么名贵的酒都有，什么过分的招待都敢上。赖昌星把这栋楼当作＂社交工具＂，谁手里有审批权、谁能在关口放行、谁能在税务环节睁只眼闭只眼，请进去坐一坐，吃一顿，送一份。

日子一长，人就被套牢了。这种手段不新鲜，但赖昌星做到了规模化、流水线式的腐蚀——这才是远华案让人胆寒的地方。

赖昌星出生在福建晋江青阳镇的一个穷村子里，弟兄好几个，家里种的那点地根本养不饱。他小学上完就辍了学，下地种田、给工地扛砖、跑到外头去挖防空洞，什么来钱的苦力活他都干过。回到村里在螺丝厂拧了几年螺丝，手上全是茧。

闽南那片土地上历来出生意人，做买卖不丢人，赖昌星身上确实有那种闽南人特有的＂敢拼＂。八十年代初他跟几个老乡凑了点钱，弄了个汽配作坊，前店后厂，连车间带办公桌一共才几十平米。

那个作坊竟然还真转起来了。订单多的时候人手不够用，他自己也上手拧零件。赚了第一桶钱之后，他又折腾了个纺织机械厂，规模比汽配作坊大了好几倍。

这段经历要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叙事里，是可以拿来当正面教材的——草根创业、吃苦肯干、抓住机遇。问题是，赖昌星的胃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做实业的耐心。工厂利润再怎么好，也没办法让他一夜之间跨越阶层。他心里装的是更大的盘子。

1982年，他碰到了曾明娜。这个女人比他小六岁，晋江人，街坊都叫她＂阿好＂，性格爽利，做事干脆。嫁给赖昌星之后，她从一个普通的闽南姑娘迅速变成了工厂的内当家，账目、采购、人事她都要过问。

两人陆续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些年村里人提起赖家，多半带着一种又敬又羡的口气——人家能干啊，夫妻俩一个管外一个管内，钱越赚越多。没人想到这条路后来会通向深渊。

1991年，赖昌星把生意挪到了香港。到了那边他才真正开了眼，发现跨境贸易的利润空间大得离谱，尤其是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关税差，里头能做的文章太多了。他在香港注册公司，两头跑，港货进内地、内地货出去，钱在不同账户之间流来流去。

1994年他杀回厦门，正式注册远华集团。曾明娜被推到了财务总管的位子上，每天经手的流水从几十万变成了几百万、几千万。她坐在满桌账本中间，把每一笔进出都理得清清楚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曾明娜那几年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钱里有多少是脏的？她管着台账，管着调拨，对资金流向不可能一无所知。有一种可能是她知道但选择不问，另一种可能是她被赖昌星有意隔开，只负责技术性的记账操作。

不管是哪种情况，她的手上沾了东西，这一点恐怕她自己后来也不会否认。只不过在那种环境里，一个女人想抽身，远比外人想的难。丈夫、家庭、孩子、生意，全绑在一起，抽了哪根线整个布局都会散。

远华在厦门极盛那几年，赖昌星过的日子让人瞠目。他在厦门有多处房产，出行有专车队，身边常年围着一帮帮闲。＂红楼＂里的消费账单据说月结都是六位数起步。他捐钱修路、赞助运动会、资助贫困学生，在晋江老家他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大善人＂。

这种操作熟不熟悉？越是搞灰色生意的人，越热衷于用慈善的外壳来漂白自己。这张遮羞布在远华案发之前，还真管用了好一阵子。

1999年案发那天到底是怎样的，外界说法不一。有人说赖昌星提前得到了消息，也有人说他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跑的。不管怎样，他和曾明娜带着仨孩子先飞到香港，再转飞温哥华。

三个小孩里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才几岁，一家人拎着几个箱子降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赖昌星提前在温哥华西区买了一栋房子，那片区域是温哥华有名的富人区，大片草坪、独立车库，看着体体面面。可体面的外壳遮不住里面的惊慌。

刚到加拿大那段日子，赖昌星做了一件事——申请＂难民＂身份。他对加拿大的移民官说，自己回中国会受到迫害。这个说法在加拿大的法律框架里是有操作空间的，所以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期间中国政府反复交涉，派出代表团访问渥太华，通过外交和司法两条线同时施压。加拿大方面则因为国内法律程序繁复、人权组织介入等原因，遣返进程一拖再拖。这十二年的拉锯，后来成了中国跨国追逃史上最漫长、也最具标志性的案例之一。

加拿大移民部门没有对赖昌星客气太久。他和曾明娜先后被送进了拘留所。曾明娜在里面待的那段时间，精神状态据说糟糕到了极点。她不太会英语，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孩子被托给朋友照顾，见面都得排队申请。

那种从巨富生活一头栽进铁皮床和铁丝网的落差，不是谁都扛得住的。2001年出来之后，两人被限制在温哥华活动，等于软禁。出门买个菜都有规矩，更不要提出省或者出国。

就是在这种压得喘不上气的日子里，两口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赖昌星的态度很明确：他死也不回去，加拿大的官司打到底，哪怕耗十年二十年也不走。曾明娜不同，她挂念国内的老人，也觉得这么拖下去孩子的前途全毁了。两个人因为这件事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2005年，他们在温哥华签了离婚协议。结婚二十三年，白手起家、暴富、出逃、被抓、被放、被软禁，这条路上该经历的他们全经历了，没想到走到最后是一张离婚证。

离婚之后的曾明娜在温哥华又独自撑了几年。她学了些英文，能应付日常买菜、跟孩子学校打交道，但始终融不进当地的生活。有网友说在温哥华的华人超市见过她，穿着极普通，推着购物车挑小菜，跟那些刚移民过来的大妈没什么两样。

偶尔有人认出她来跟她搭话，她也不太避讳，只是不愿多说从前的事。有一回她跟人聊天时脱口而出一句＂我早晚要回去的＂，旁边的人听了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2009年5月，曾明娜带着女儿回了国。这个时间点很微妙——赖昌星那边的难民申请还没有尘埃落定，她先一步选择了面对。

迎接她的处置出乎很多人预料：没有审判，没有铁窗，而是一种人道化的安排。给她分了住处，她两个因远华案入狱的弟弟也陆续保释出来。她回到福建之后，低调得几乎从公众视野中蒸发了。不逛街、不社交、不接受采访，活得像是刻意要把自己从那段历史里擦掉。

两年之后的2011年7月，赖昌星的好日子到头了。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了他全部的上诉请求，当天他就被押上了飞回北京的航班。机场有记者拍到了他下飞机的画面：头发花白，步伐迟缓，脸上什么表情都读不出来。

2012年5月，厦门中院一审判了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他没有上诉。这个在温哥华赖了十二年的人，兜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起点对面的那堵墙里头。

到2026年4月，赖昌星在监狱里已经待了接近十四年。他今年六十八岁了。无期徒刑理论上有减刑的可能，但考虑到远华案的性质和影响，这种可能性极小。

外界偶尔传出一些关于他的说法，什么＂身体不好＂＂写了悔过书＂，都无法证实。他曾在某次受访时提到＂都是我牵累了家人＂，这句话我不太信。一个在最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选了最贪婪那条路的人，事后说出来的忏悔，很难不带表演成分。

两个儿子在加拿大把大学读完了，之后也陆续回到了国内。以他们的身份背景，在国内重新开始一段正常的社会生活，难度可想而知——找工作、交朋友、谈恋爱，对方一查＂赖昌星的儿子＂，很多门就自动关上了。

这是他们没有选择的命运，他们出生在那个家庭、被裹进了那场逃亡，从十几岁起就背着一个他们自己造不出来的烙印。

让我比较在意的是曾明娜这两年的动向。大约从2025年开始，她出现在了短视频平台上，开直播卖茶叶。镜头里的她五十多岁的样子，素面朝天，穿着家常，背景就是一面白墙加几罐茶。

声音不高不低，介绍产品也没什么花哨的话术，看着跟任何一个中年女人搞副业没有区别。弹幕里偶尔有人飘过一句＂这不是赖昌星的前妻吗＂，她也不搭理，继续说她的茶。

一个曾经坐在几百亿走私帝国财务中枢的女人，二十多年后坐在直播间里推销几十块钱一罐的茶叶。你可以说这是＂跌落＂，也可以说这是＂落地＂。我倾向于认为后者更准确。

她没有试图用过去的身份炒作流量，也没有刻意扮演＂忏悔者＂的角色来博取同情。她就是在卖茶。这种姿态比那些出狱后到处接受采访、出书立传的人要体面得多。

有人在网上讨论，说曾明娜能获得相对宽大的处置，是因为她配合了调查，也有人认为这是司法层面对＂从犯＂与＂主犯＂、＂配偶＂与＂主谋＂之间责任区分的一次实践。我觉得两种因素都有。

回过头来看远华案对厦门乃至全国海关系统的冲击，影响至今仍在。案发之后，海关总署从上到下做了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缉私警察队伍大幅扩编，通关流程实现电子化，货物查验引入了X光机、智能称重等技术手段，报关数据开始全国联网。

厦门港后来发展成为福建自贸区的核心片区，它今天的高效和透明，某种意义上是用当年那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