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定寿：抗战时期军医生涯

引子

＃本文摘自《贵池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2月)，作者桂定寿，原标题《抗日战争亲历记》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一、在第四四后方医院

八年抗战胜利，匆匆已是四十周年了。一九三七年，我在安庆一个公立慈善医疗单位当医生。“七。七”事变后，抗日圣战全面展开，淞沪战场负伤的大批伤员，运来安庆，在集贤关练兵场，一次就收容了二千多个。其时战火已蔓及安庆，敌机开始在市区上空低飞扫射。每当敌机空袭时，国军地面部队即对空还击。一时间，天空和地面枪声大作，机声隆隆、市内商店关闭，行人断绝，一片恐惊气氛。

第二十陆军医院，就设在安庆对岸大渡口，院内伤员一天天增多，人手显得不足，于是向地方招收深务人员，我就是这样加入军医行列的。其时，国民党军政部军医署在安庆成立了军医署驻皖办事处。署长是少将军军衔，由第二十陆军医院院长刘正德担任，负责安徽军医建制事项，迅速成立了不少陆军后方医院。我被编入第四四后方医院，当了少尉军医。该院临时设在贵池中学，收容了大约一千个伤病员兵。贵池是我的家乡，贵中是我的母校。在那里工作，就像在家一样，心情舒畅。后来医院又搬到杏花村乡村师范学校，以免伤兵在城里闹事。是年秋末，在杏花村上空发生一次空战，日寇飞机击落我国一架飞机，苏联驾驶员哥利亚捷夫随机坠毁牺牲。其后，战局日紧，部队调动频繁。一九三八年春，第四四后方医院奉命腾空（腾空就是将全部伤病员兵送往后方），开往安庆。其时芜湖方向传来的炮声，隐隐可闻，贵池境内的公路全被破坏，机动车辆无法通行。我们乘民船到安庆，住在一所职业学校里，专收长江下游送来的负伤将士。人类的生命力，并不都那么容易摧毁。有颈部贯通枪弹的；有下颚骨破碎的，有胸部、腹部、盲管枪伤的，有生殖器被毁的。至于断肢折骨，那是比比皆是。那时我二十五岁，医疗经验不足，好在有已工作十多年的主治医生，我勤勤恳恳地当助手，从而学到了技术。特别是军医署手术医疗巡回大队来院期间，我学到了很多医术。巡回队上校大队长张查通，是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在医晓里做了很多大手术，一刀一钳，一针一线，推确无比。晚上就给我们讲课。他著的《实用外科解剖生理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别具一格。

端午节后，第四西后方医院又迁往九江，还是乘木船，我和几个医生带了几个勤务兵、一艘船，任着船夫鼓棹而去。一路江波滚滚，炮声隆隆，我们若无其事，谈笑风害。船经小孤山，人们竟谈起“小姑彭郎”之故事来，言之凿凿，犹如亲见，忘却国破家亡之恨。余身患菌痢，精神疲惫，又怀离家破国之忧，闷闷不乐。到九江，住在江边一所中学里，在一间教室的黑板上，有人写杜甫的两句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探。”我不禁流下感时之泪。第二天清晨，外面人声嘈杂，一打听，说是一位看护兵在江岸洗衣时落入江中，其时江岸没有石坝，江水浸蚀，人随泥下，从此永别。

在九江只是待命，不时遭到敌机袭击。敌机飞得很低，机翼上红膏药标志，抬头便可看清。一次，一架敌机从我头顶掠过，子弹打得地面尘土飞扬，幸我正好被一大柳树掩护了。不久便过鄱阳湖到了南昌，住在一所女中学校，工作没有开展。

其时马当吃紧，九江岌岌可危，我们又迁到临川。时值盛夏，临川霍乱流行。市上西瓜大而甜，我们买回西瓜消毒后再食。

后来又迁到黎川县，再搬迁就只有上山打游击了。黎川是座山城，和福建接壤，没有公路可通，是红军活动的老区，墙上共产党的标语仍然可见。黎川县长姓任，安徽蒙城人，和我攀起同乡，还举行了一次小宴会招待我们。

二、在第七九后方医院

我的老师吴健生得知我在江西，叫侄儿吴功国（我的同学)写信给我，要我回长沙。得到院长许可后，我离开了四四后方医院，回到南昌，坐火车直抵长沙。车上难民拥挤不堪。一下车就找老师吴健生，他是第七九后方医院院长，任命我为该院中尉军医，从此我就在第七九后方医院工作。该院设在距长沙三十华里的大托铺谭家祠堂，就是谭延闿的宗祠。谭是国民党政府主席，著名的书法家，又是陈诚的岳父，显赫一时。不过宗祠里并未陈列什么法器之类的文物。到了深秋，日寇从武昌向长沙方向步步逼近，形势紧张。一天凌晨，长沙上空一片火红，方圆百里都能看到。医院一位管理员惊呼：“日本人打到长沙了，快逃命呀！”其实，医院早已把全部东西装上了帆船，做好了撤退准备，待命而逃。船沿湘江向湘潭、湘乡方向驶去。我和少校主任赵春澧两人一道徒步到湘潭，沿途自长沙逃难来的成千成万的难民，扶老携幼，茫茫缓缓而行。据难民说，大约在夜间三时许，一群士兵手持火炬在长沙逐户纵火，一时间，长沙全市陷入一片火海。这就是所谓焦土抗战的“伟绩”。其实日军距长沙大约还有两站路呢。不过日军看到长沙燃起大火，也就立即返回了。这场举世震惊的大火，真是一场浩劫。官司打不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成了牺性品，被枪毙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久也调离了湖南。我院一位女司药上士尹碧云是长沙人，因患急性肺炎高烧，在湘雅医院治疗，碰上大火，家里雇了两个人抬出医院，走到大托铺时气绝身亡。我们到湘潭后，坐火车去湘乡。在湘乡住了一宿，因为我的行囊放在船上，夜晚感到有些寒冷，赵夫人拿了一条毛毯给我裹上，温暖多了。第二天，又坐火车到兰田，那是一个小市镇。湘黔铁路那时尚未修通，那里就是火车的终点站。第七九后方医院在兰田开始收容伤病员兵。我们老师吴健生被免职，未到兰田，一家人仍住在湘潭。新任院长刘麟是南京人，但偏称是合肥人。其时军医署驻湘办事处处长蔡善德就是合肥人，或许与这不无关系，真可谓匪夷所思。老师被解职，学生们因之纷纷离职而去的不少，而我自问同为炎黄子孙，同做救亡工作，何必因人而异，坚决不走。刘麟到职后，因为有赵春澧和少校主任李恒愚二人的极力推荐，我被提为上尉军医。兰田靠近锡矿山，每日有许多民工把色白如银的锡块肩挑上火车，上次在电视上看到那矿山建设一新，我很激动。

一九三九年，第七九后方医院奉命开到衡阳，设在西门遵湖书院，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兵。当时，因为院中流行回归热和班疹伤寒，所以我们又成立了临时灭虱消毒站，对所有病员的衣物进行蒸气消毒；对病员进行灭疥，就是将病员集中在大院里，寸缕不穿，用刷子蘸硫磺石灰液（一份硫横，十份石灰加水煮沸，澄清后去渣即成）在全身擦洗，效果良好。回归热是螺旋体感染，需用砷制剂（即所谓“606”）治疗；班疹伤寒极为可怕，那时没有抗菌素，死亡率极高。有一位护士，是湘雅医院来的，年轻貌美，能歌善舞，外文也很好，就因得了班疹伤寒断送了小命。在追悼会上，我们慷慨陈辞，泣下泪落。是年夏，敌机对衡阳狂轰滥炸，房屋炸毁无数，市民死伤惨重。一位老者，衣着完好，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被炸弹震死。一位少女旁尸而泣，甚是悲哀。见到这样伤心事，我也不敢多问了。

不久，医院又开往郴县，驻七里洞。我在石壕村分院负责。那里房子是新的，据说是军事委员开会用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安然无事，既听不到炮声，也没有敌机“光临”。其间，刘麟院长也解了职，我妻由皖南屯溪到了湖南耒阳，我去耒阳接至郴县。得知贵池业已沦陷，而老家梅村，敌人的铁蹄尚未践及。新来的院长名叫刘毓奇，是个老军医出身，当过第五十四军军医处长。上任伊始，即对医护人员实行训话、整顿等军事管理。殊不知后方医院是个不军不民的穿着军服的老百姓，医务人员都是些白面书生，温文尔雅，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怎能接受得了这一套？一些军医同道，有的就不辞而别了。一年之后，这个医院终于奉命撤销，全体军医都一一作了安排。我被安排在长沙第二十九船舶卫生大队，刘毓奇叫我随他走，不去那里。

三、到常德前后

一九四一年春节，刘毓奇带着老婆由郴县起程前往长沙。留下一些箱子行李等东西，交给一位姓危的副官负责搬运，我和另一位上尉军医喻玄随他一起行动，一切交通和旅途生活事宜，均由危副官办理。到达湘潭，正逢市里闹花灯，热闹非常，各色花灯彩灯应有尽有，看灯士女如云，好一派“太平”景象。在湘潭乘一中号木船，溯湘江而上，进泊长沙。长沙虽经火劫，此时市面依旧繁荣，不见劫灰之何所在也。刘毓奇会见了我们，他也不再流连大城市了，第二天就和我们同舟共济，遇有险滩，我们年轻人就下船拉纤前进。船过险滩，我们乐于踏着沿岸的沙石继续走走，有时刘夫人喊着催我们上船，我们尚有余兴未尽之感。

刘毓奇要带我们到什么单位工作呢？这还是一个迷。喻是他的旧部，可能知道内情。我偷偷地问喻，他只说是个大的军事单位，到时候就知道了。常德是洞庭湖边的城市，是湘西的重要防地，他的话是可信的，结果到了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那里的高级将领全是刘的长官，他满以为能当上少将军医处长，谁知总部编制只有一个医务所，归副官处领导，一下子凉了半截。当然，既来了，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医务所军医的军阶倒不低，主任是上校，下面一个中校，六个少校，没有一个尉级军医。刘的意思是提升我和喻为少校军医，结果受到总司令的批评，一律按原级任用。总司令名叫霍揆彰，是陈诚的旧部。陈那时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前任是商震，商是华北军人，商调走后，霍是代总司令。总部各处室大部份还是商震的旧部。总司令部驻在常德德山，医务所就设在德山乾明寺。在乾明寺还有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大约有一百人左右，大多数分散在各部队卫生队工作，仅总队部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常德《新潮报》办了个《战地卫生》副刊，每周出版一次。后来这个副刊编辑、该队钱队长和刘商量要我负责编辑工作。是年秋，日寇在常德投下大量的棉花、豆、麦之类什物，经常德医院化验，发现带有鼠疫菌。不久，常德就发生鼠疫，一场防疫治病工作就展开了。两个外籍医生也参加了，一个叫伯力士，一个叫肯德。他们都是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伯力士是位博土，讲学很有风趣，画的跳蚤栩栩如生，肯德是个文雅书生，记得五十年代他在维也纳曾发表过言论，谴责日本在常德投细菌所犯的罪行。我每当忆及日寇在常德实行细菌战，思潮总是难以平静。感赋七律一首：

华陀奋战靖城垓，细菌伤人种祸胎。

大地蛇神还作祟，长空鼠疫降奇灾。

德山面壁徒摩塔，湘水挥戈只寄哀。

往事如流重午墨，寒冰消后笑春梅。

一九四二年，总部迁桃源县，驻在绿萝墩一个自然村里，使我有机会游览了桃花源洞。那里是苔满唐碑，花飞曲径，真是青山绿水，风景清幽。有个洞，穿过去使人感到有田园风趣。最为滑稽的是在一个清水谭处，有个僧人竟说该潭就是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的潭。其上有一种竹子是方的，不注意不易看出来。我折了一根，可惜现已丢失。现在全国人民大兴“五讲四美”新风，如再去折竹，恐怕就要受罚了。是年秋，军医署在全国举行了一次“军政部军医署第一届全国陆军军医甄别考试”的统考。规定凡未取得正规医科大学文凭的军医都要参加考试。考试合格的，发给合格文凭和技术加薪证，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可以晋级；不及格者，不得晋任少校以上军医职务。考试科目有内科学、军阵内科学、外科学、军阵外科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妇产科学、几科学、寄生虫学、耳鼻咽喉科学、卫生防疫学和卫生勤务学。我们第六战区主考官是本战区长官司令部卫生处少将处长陈立楷，考试地点在桃源。这次考试，我合格，领到了合格证和技术加薪证。西南医学杂志社还出版了合格同寅录，也给我一本，上面印有全国合格者的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试题、考试规章以及考试成绩。第十八集团军考试合格的军医名单也在上面，只是当时我尚不知道它就是共产党的部队。

以科举制论，陈立楷是我的宗师，我是他的门生，据当年刘毓奇说，他对我的答卷表示赞许。陈于一九八四年在台湾国防部军医署长任内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余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一消息，曾赋诗一律，以资怀念。

难返星轺梦武陵，桃源桃李此心冰。

试闱密卷传佳语，萧室神知卜捷称。（注）

交道无多思意在,老成谢世气为凝。

同寅千百谁还健，惟我惊闻海徼崩。

（原注：余久候合格证未到，偶拈一“抗”字，拆开便是“十一、二九”，是日正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打电话到人事科一问，果然到了，岂非偶然巧合乎。)

是年冬，总部奉命赴云南加入远征军，家属一律留守桃源。真是万里行军，气氛又是何等严肃？总部始则从水路到衡阳，转坐火车到河池，也就是湘黔路终点。在河池修整一星期，寄下辎重器材和老弱病员，继则徒步向贵州行进。余在河池骤患肠炎、吐泻交作，亦被留下，并因病情较重，被护送到桃源留守处家中疗养，真是莫大恩典。

四、在第五十四兵站医院

其时，刘毓奇已就任第六战区卫生督察组少将主任，住在桃源。我一回来，他就说医好后，就安排新的工作。不久，我便调任海陆空联合后勤总司令部下属第五十四兵站医院少校外科主任。一九四三年夏，兵站医院开往慈利县。在那里遭到敌机轰炸，个别家属受到损失，又兵站医院迁往石门县。适途湘西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我们又向大庸方向转移，在二都岗执行收容任务，敌人机枪声已渐清晰、我们乃夜过青岗。青龙岗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我们头上顶着月亮，脚下踏着茫茫的云雾，无声地前进着。开向前方的战斗部队从身旁走过，都不知是什么部队。我退彼进，互不干扰。凌晨，我们到达岩泊渡，家属们早已安置在那个村子里。接着我们继续向大庸前进，突然得到噩耗，分院遭到日军袭击，少校内科主任张继辉（合肥人）殉职。该分院是在兵站医院开往慈利前，在河口成立的，张任分院院长。撤退时，张在一只小木船上被对岸敌人机枪击中而死，还有一名准尉看护员被鬼子抓住用石块活活砸死。

常桃会战，我方取得胜利，王耀武将军因之成了名将。《新潮报》副刊编辑钟友梅在战斗中被日寇捕获，惨遭杀害。钟生前和我们常在总部见面，他为人谦虚谨慎，温雅彬彬，临难时，宁死不屈，骂不绝口，大节凛然，令人感叹。一九四四年，我又被调到十八卫生大队任第一卫生中队少校队长，流动于慈利、石门、临遵、资江、宜都一带接运伤病员。次年夏，卫生队来回于湖南、湖北的长江和洞庭湖一带河湖港汉之间，接运伤病员兵。时值汛期，江水猛涨，江湖堤坝时有崩溃，工作十分艰巨。这一带阡陌丘陵交错，地形复杂，是新四军的游击区，日军为之心惊胆战，称新四军为神兵。

五、在武汉接收日军医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继德、意两国战败投降之后，日本于八月十五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队随即奉命开往武汉。我们徒步经华容、公安等地到了岳阳。沿途日军并未撤防，岳阳楼还是日军封锁着，无法登临。岳阳火车站仍为日军管理。经交涉，日军才发车运我们到武汉。车站两旁，日人用日文临时写了几条战败的标语，来往日军丧魂落魄，有一个日军官急匆匆爬上我们的车厢，被一个大佐发现，怒斥一顿下了车。到了武汉，我队归第六战区补给区司令部卫生处管辖。我们到达报到后，卫生处少将处长袁重山就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招见了中校大队副裘承允、少校第二中队长李耀和我，并作了简要指示。大意是讲该卫生处任务是接管日本在武汉地区的医疗机构，我们分别接收日军医院。之后，出示第六战区长官部的任职命令，委我为接收武汉大学日军一〇八医院督察官。并派员送我到武汉大学，另用电话通知该院到武昌码头接我。当我和该处中校视察宋启勋到达武昌时，一部贴有“督察官专用车”字样的小骄车正停在码头上，车旁立着一个日军官。我们指着字样向日军官示意，他立即会意地打开车门，伸手哈腰，口称“督察官”，请我们上了车，随即开往珞珈山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方圆大约有十五华里，前有东湖，右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幢小楼房别墅。我就住在那里，凭窗可俯瞰武大全貌。我们一进那个日军医院，院长和一些办事军官就和我们见了面，交出全院花名册，并问我们什么时候接收物资。同去的中校视察宋启勋说物资暂仍由他们管理，因为院里还有病人，医疗工作要照常进行，其他行动或遇到什么问题，不得自行处置，必须向察官请示，如隐瞒欺诈，要迫究责任。宋作了简短的交待后就走了。

日军医院，规模之大、物资之多，和我们医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分科虽然差不多，但技术水平实高于我们，各科都有一、二名博士学位的医师。手术室可同时对四个病人施行手术；放射科拥有大型X光机十台之多；卫生器材堆集如山。稍事了解后，我举行了一次茶话会，邀请院长及各科室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与会。会上，我主要讲了：第一要防火。因为院里汽车很多，汽油也很多，易燃，必需防范；第二，现有器材，应该造册登记，妥善保管，以备我们正式接收归库。最后我说：大家都是医生，包括我，是同行。我国很多人到日本留学过，例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我的老师石君侠就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个日医很惊讶，“呵”的一声，说我和他是师兄弟呢。接着我说我原是医院外科主任，很喜欢外科，今后做手术通知我去看看。院长说：“督察官的讲话，我们一定照办。督察官对学术有兴趣，我们也愿意在一起学习、研究。”会后，到处挂起了“督察官指示：小心火烛，易燃物品管理严”的小牌子。随地乱抛的物资迅速装箱封好。每次手术都通知我去，使我受益不少。

工作时间不宜拖长了，武大要筹备开学，于是我方派员将日军医院的物资器材一一接收入库，日人也随即遣送回国。使人奇怪的是，偌大个医院竟没有一个女护士，甚至一个女人也未见到。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认为武大远在郊区，中国驻军不时进院参观，担心他们妇女受侮辱，故将女性工作人员全部调到汉口协和医院去了。这真是以禽兽之心，度圣人之腹啊。

接收了武大日军医院后，卫生处又命我为协和医院日军八五二医院的督察官。协和医院原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院长也是英国人，后为日占领。我去接收时，那位英人院长提出医院应由他大英帝国接收。我说不行，如果日本人在你们英国本土设立医院，当然是由你们接收，现在是在被日军侵占的我们国土上，只能由中国政府接收。我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前来接收医院，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应该指出，凡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侵占的土地，我们将来都要清理、接收过来的。那位英人院长说：“好了好了，这件事我不和你说，我要和你们长官说。”我说我是奉命来接收的，这里我说了算，日军医院的各种设备和物资，你均无权动用。有事必须提请我的办公室审处，否则，后果由你负责。过了几天，那位院长向我借用一部三十毫安手提式X光机，说定用过就归还，我让日本人拿给他了。可是，用后他就赖着不还。后来卫生处长袁重山来，我们一道去了他家。一见到袁，他又是请坐，又是敬牛奶。硬把那台机子捞去了。

我自一九四五年秋开始在武汉搞接收工作，至一九四七年秋结束，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回想起来，感到自慰的是；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我没有丧失人格国格。四十年一瞬即逝，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载入了人类的史册。凡参加抗战的炎黄子孙，都是民族英雄，功垂不朽。追怀往事，感成一律。

泪洒风尘壮志遒，硝烟满地暗神州。

屠城血染秦淮水，大火声摧楚国秋。

朋辈牺牲为鬼杰，文章叱咤斥仇臃。

卌年旧事群倭倒，八载星霜丝一头。

资料来源：

《贵池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