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以军长相邀郑洞国，对方却转投杜聿明任师长，只因格局悬殊

在电视剧《大决战》中曾有这样一幕：即将赴北平治病的杜聿明邀请郑洞国赴东北接替自己指挥战事，面对昔日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杜聿明感慨万千，而郑洞国也随即吐露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啊！”

影视作品中的杜聿明（左）与郑洞国

尽管这部剧整体台词让人一言难尽，但对郑洞国和杜聿明之间的“神仙友情”刻画还是比较细致到位的。而提到二人并肩战斗的难忘岁月，又不得不回到抗战初期郑洞国拒绝汤恩伯抛出的“军长”橄榄枝而甘愿降职到杜聿明帐下出任“师长”的经历。

让人疑惑的是，彼时已是第2师师长的郑洞国，为何接连拒绝和辞去了汤恩伯举荐升任的军长一职，反而执意加入到杜聿明新组建的第11军中出任师长呢？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早期崭露头角的郑洞国与国军第2师部队的不解之缘。

1931年，汤恩伯接替顾祝同出任中央军第2师师长，而郑洞国因黄埔系身份和北伐期间的战场表现而被顾祝同保举出任第2师第2旅第4团团长。一年之后，因“围剿”鄂豫皖苏区作战不力，汤恩伯被老蒋调离第2师，改由郑洞国黄埔一期同窗、湖南同乡黄杰出任师长，郑洞国也由此升任第2师独立旅旅长。

郑洞国（后排中）与黄杰（前排左一）等人

在1933年春的古北口抗战中，黄杰的第2师参战时间要晚于关麟征的第25师，但战场表现却远胜过对方。尤其是坚守南天门阵线的郑洞国独立旅部队，面对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的多次反扑行动，郑洞国率先脱掉军衣，持枪带领士兵发起反冲锋，将蜂拥而上的日军击退。

此战过后，黄杰升任宋子文组建的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则接替黄杰出任第2师师长。不久后，抗战全面爆发，郑洞国的第二师划归关麟征第52军指挥序列。尽管兄弟部队都是昔日一同参加古北口抗战的“患难之交”，但郑洞国的这段经历却并不愉快。

与自己前任上司汤恩伯和黄杰二人的赏识重用态度不同，为人处事豪横霸道的关麟征却一心想将郑洞国剔除出局，而以自己的心腹替代其位置。这种情况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倒还好，隶属于汤恩伯第20军团和关麟征第52军的郑洞国第2师不仅贯彻上级作战指令，在台儿庄反攻中也同日军浴血拼杀、死战不退，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但随着台儿庄战役过后老蒋对各级军官的陆续论功行赏，关麟征与郑洞国的矛盾也彻底公开化了。彼时的关麟征因功升任第32军团长，随即他便向军令部请示提拔自己的心腹、第25师师长张耀明为52军军长，由郑洞国出任专职副军长。

抗战时期的关麟征

看似是赏罚分明的良苦用心，实则被郑洞国一眼看透对方的“小心思”，正如日后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提及的那样：

“他（关麟征）将军长职务交由自己同乡、老部下张耀明，可以保持他的老班底，同时又让我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军长，乘机削掉我的兵权……”

至此，郑洞国内心的愤怒与失望可谓是达到了极点，但军人的职业操守又让他强压怒火选择了黯然离去。不过，对这样一位抗日名将，竞相发出邀约的国军将领自然不会在少数。这其中，摆在郑洞国面前最重要的两份邀请分别来自国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37军军长一职和时任第11军副军长兼200师师长的杜聿明荣誉一师师长一职。

无论就二人此时的身份地位还是给出的职位承诺而言，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仅就这两点出发，所有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前者，但郑洞国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当然，这里面一定有着他更深层次的考虑。

影视作品中的汤恩伯

首先是37军军长位置的特殊和尴尬。告别第2师不久后的郑洞国，被汤恩伯委任为37军督战官。虽说是有名无实的“督战”角色，但却是汤恩伯的有意安排。37军军长黄国梁曾是自己北伐期间的“老领导”，对郑洞国也颇为赏识，但在汤恩伯眼中，黄国梁却成了“庸碌无为、作战不利”的典型，因此调郑洞国前往督战，实则有釜底抽薪、取而代之的意图。

只是，汤恩伯这看似为郑洞国着想的计划还是落空了。一来军人的正义本能促使他很难对昔日信任有加、推心置腹的老领导作出“背刺”之举，二来一旦按汤恩伯建议取代黄国梁的军长位置，自己在军界和社会上的骂名必然像潮水般涌来。因此，婉言谢绝汤恩伯后，郑洞国回到了老家长沙。

当年11月底的首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郑洞国被汤恩伯任命为98军军长。但令人意外的是，上任不到一个月时间，郑洞国便“跳槽”到杜聿明的第11军中担任荣誉1师师长。

第11军是由全副机械化的第200师扩编而成，此时的杜聿明也刚升任11军副军长兼200师师长，而军长正是此前一路提携培养自己的徐庭瑶。因此，无论就私人感情还是队伍威望而言，杜聿明看好的将领直接安排在军中任职是没有什么阻力的，问题就在于，郑洞国为何放弃军长位置来到杜聿明身边降职出任师长？

抗战时期的杜聿明

答案就在于汤恩伯与杜聿明二人的格局太过悬殊。汤恩伯毫不掩饰的旧军阀反复无常、骄横跋扈做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更致命的一点是对方私利心太重。

借自己之手打压并不看好的部下黄国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抗日战场任务分配上，郑洞国的第2师也曾多次接替汤恩伯嫡系部队第89师承担更艰巨、更危险的攻击任务，毋庸置疑，汤恩伯保存嫡系实力的小心思又开始作祟了。更何况，汤恩伯指挥作战的能力实在谈不上突出，郑洞国打心底里不愿与他为伍共事。

相较之下，杜聿明虽是后起之秀，但在军人素养和为人处事上还是展现出应有的名将格局。

除了黄埔一期的同窗交集外，二人在1933年的古北口抗战时曾有过简单的一面之缘。彼时任独立旅旅长的郑洞国奉命接手第25师73旅旅长杜聿明部队防区，而杜聿明留给他的印象却让他终生难忘。作为同一阵营中的将领，杜聿明完全可以在同郑洞国会面后直接率军撤出阵地，但他却带着郑洞国绕防线走了一圈，将其中的利弊和重点关隘一一向对方说明。

长城古北口俯瞰图

杜聿明的精明干练、严谨细致无疑为日后同郑洞国的亲密无间合作打下了深厚基础。在此后的国军将领教育培训班中，杜聿明的爽朗、果断再次给郑洞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就职业军人做派和格局而言，杜聿明远胜过汤恩伯。

不过，仅有格局远远不够，战争年代军人负有保家卫国、浴血疆场的使命，而郑洞国又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能满足他军人愿望的平台，纵使对方素质过硬、格局远大也难以打动自己。

在这方面，杜聿明又有着比汤恩伯显而易见的优势。第11军是由国军首个机械化师扩编而成，在装备配置上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支部队中任职，自然少不了与日军正面战场交锋的机会，而这恰是职业军人郑洞国杀敌报国的夙愿。这一点，与长期在后方牵制日军的汤恩伯部队比起来，自然远胜过对方百倍。

此外，杜聿明在治军和练兵方面有一套独立成型的模式。他不仅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而且每到各团、营、连观看士兵训练时，都会一一示范并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对表现优异者当场发放奖金以示激励。

抗战中的德械师部队

种种创新性且实用性的训练方式让郑洞国在耳目一新的同时，更加坚定了与杜聿明精锐站在同一抗日战壕中的想法，二人也就这样携手走到了一起。

自此之后，只要杜聿明在的地方，必定会有郑洞国的身影，这种基于共同追求建立起的合作友谊，伴随着二人从战火硝烟走到了和平年代。

1948年10月21日，步入辽沈战役尾声的长春城内，郑洞国在部下的劝说加挟持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3个月后，杜聿明在淮海战场的最后突围关头被我军俘虏，而后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启了10年改造教育生活。

尽管短短三个月内，二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深刻逆转，但这反倒成为二人一生“神仙友情”的关键转折点。毕竟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同一阵营中的将领陆续凋零、流亡，能活下来见证一个时代的新生已是最大的幸事，就这一点而言，两人又都是新中国的“幸运儿”。

特赦后的杜聿明（前排右二）与郑洞国（后排右一）等人

1981年5月25日，在杜聿明逝世18天后，因台湾方面阻拦，他的几位子女未能前往北京参加父亲追悼会，除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和大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等家属外，78岁高龄的郑洞国成为治丧工作前后最忙碌的一位。

此刻的他没有疲惫，有的大概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和对老军长的万般不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