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组织能在苏联和克格勃叫板？（下）

（本文为今日头条「头条深一度」独家稿件）

本文为下篇，上篇请看《什么组织能在苏联和克格勃叫板？》（上）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在杜纳耶夫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被当个屁放了的时候，克格勃内部，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汇报。

从卡拉干达返回后，索科洛夫的专案组认定，无牌皮草案的规模远超他们之前的想象，这是一个销售网覆盖全苏联，保护伞极其强大的非法利益集团，而揪出这个集团，已经超出克格勃第二局第九司的能力了。

因此，回到莫斯科后，索科洛夫详细的打了一个报告，跟上级对齐了一下颗粒度，尤其讲述了自己对哈萨克当地警察和官员的怀疑，以及对于整个无牌皮草案的规模估计——按照索科洛夫的估计，这起案子的案值最低不会低于两百万美元。

索科洛夫的报告打上去了，然后您猜怎么着？没怎么着！

在报告递上去后，索科洛夫等待着上级的回音，结果经过漫长的等待，克格勃的高层居然毫无反应，索科洛夫失望的认为上级肯定对这个案子没啥兴趣，转而去忙别的事了。

但索科洛夫不知道的是，上级之所以反应迟钝，是因为这起案子实在过于炸裂，以至于克格勃二局也认为自己无法胜任，直接把案子呈送给了克格勃主席，也就是未来的苏光宗——安德罗波夫。

然而，在报告上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不在苏联，他出国访问去了，这篇报告也就被压了下去。直到1973年夏季，安德罗波夫才终于看到了这篇报告，当认真了解了案情后，安德罗波夫犹豫了。

作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安德罗波夫对于腐败问题极度痛恨，但是，此时他却陷入了犹豫。这倒不是他准备放过这起案件，而是因为他在担心，这起案件中涉及了大量的警察，贸然处理，会不会进一步得罪那个克格勃的老冤家——苏联内务部，尤其是他们还有个不好惹的领导——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另一种译法是肖洛科夫）。

传奇部长

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克格勃来说，如果让他们列举一下自己的敌对组织的话，除了中情局军情六处这种老伙伴外，苏联内务部也很可能榜上有名。

在苏联前期，对于强力机构的设置一直在调整之中，如果细究起来，克格勃的前身有一大堆机构，比如著名的“契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等等。在1954年克格勃正式成立时，他们是隶属于苏联内务部的，彼时的内务部同时负责警务和情报两大业务。后来，克格勃独立出去，内务部成为了单纯的警务机关。但是，两大机构的职权范围却始终没能彻底划清，偏偏这两个机关的风格都不是很温和，因此一直不太对付。

具体到安德罗波夫身上，在1967年他被提拔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苏联高层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时任内务部长谢洛科夫，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VS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谢洛科夫，1910年出生于沙俄的一个有产家庭里，由于出生的时间比较特殊，因此没过几年，谢洛科夫家就从有产变无产了。从12岁开始，谢洛科夫就下矿井，当马夫，偶尔还会放放猪。好在随着苏联局势逐渐稳定，谢洛科夫重新获得了教育机会，一路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乌克兰一家钢铁厂工作。卫国战争爆发时，31岁的谢洛科夫就已经成为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市长，他优秀的完成了战争中的疏散工作，并在之后加入了红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直打到二战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谢洛科夫还交上了一个朋友，一个同样出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勃列日涅夫。

苏联权力三角

在战争之后，谢洛科夫回到乌克兰，主持战后重建工作，之后不断提拔，由于文化高，手段硬，经历遍布工农兵，谢洛科夫最终于1966年升入中央，又由于他勋宗亲信的地位，让他最终成为了内务部长。

在成为内务部长的路上，给谢洛科夫带来最大阻力的部门，就是克格勃。谢列平（苏共高官，勋宗的政治对手）和谢米恰斯内（谢列平的亲信）两任克格勃主席，都对提拔谢洛科夫表示过强烈反对。这些反对其实并非针对谢洛科夫本人，而是涉及到谢列平与勋宗的斗争，不过，谢洛科夫却从此恨上了克格勃，因此在安德罗波夫被提拔时，他也以牙还牙，给安总投了张反对票。

实际上，谢洛科夫这完全是端着饭碗进厕所——找错门了。安德罗波夫虽然也是克格勃主席，但不是谢列平的人，反而是勋宗提拔上来的。但谢洛科夫不管，反正就要摆克格勃一道。

不过，反对克格勃除了谢洛科夫的个人原因外，也有部门斗争的原因。在担任内务部长后，谢洛科夫对苏联的警务系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让这个曾经的弱势部门，重新成为了苏联的强势机关。

在谢洛科夫上任之前，苏联警察的状况虽然称不上精兵强将吧，至少也可以说是牛马不如。由于专业化建设的长期落后，苏联警察的待遇奇低，且几乎没有人才培养体系。作为西方人口中著名的“警察国家”，谢洛科夫以前的苏联警察基本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招聘是人就行，奖金分币没有。枪械致敬一战，平时从不训练，保障福利别想，因为预算有限。

不过，苏联警察虽然工作待遇很差，但他们的工作压力更大。由于极度缺乏人手，数量有限的警察还经常被调来调去，在这样的队伍状态下，治安情况基本可以想象。由于警察威慑力太差，苏联出过许多非常抽象的案子，比如在谢洛科夫上任的当年，哈萨克斯坦就有多个警察局被暴徒们攻破，大量警察被屠杀，众多囚犯被放出，很多边疆区更是如同无政府状态，治安情况之差，让海地跟他们一比都算是国泰民安的。

因此，在就任内务部长后，谢洛科夫决心改革。他经过多方努力，为内务部要来了大笔预算，极大的提升了警察的待遇，并且在全国大规模兴建专业的警察学校，翻新警察宿舍，更新最新型的警用设备。而且，谢洛科夫非常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他请求作家协会翻译大量外文读物，来让内务部获知最新的刑侦技巧，甚至还应用了苏联第一台测谎仪。

更难得的是，谢洛科夫除了改进了警察系统，也改进了犯人的待遇。他一改之前古拉格模式的苏联监狱，对苏联全国的监狱进行改造，为囚犯们提供热水浴室，并且主张改造好的犯人回归社会。

除了物质力量外，谢洛科夫也力图改进苏联警察形象，他时常鼓励拍摄警察电影，设立了国家警察日。在他的努力下，苏联警察面貌焕然一新，在谢洛科夫之前，当警察是苏联人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而在谢洛科夫之后，警察成为了一个有荣誉感的角色，当警察成为了苏军退役官兵求之不得的职业，苏联警察的社会地位获得了颠覆性的改变。

谢洛科夫

对于一位如此有为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苏联官方和民间一直声望极高，对苏联政坛也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哪怕强势如安德罗波夫，也不愿意得罪这位功勋卓著的内务部长。

对于眼下这起皮草案，安德罗波夫确信其中肯定有大量警察涉及腐败问题，如果克格勃要管，那本就有宿怨的两个部门必将激烈冲突，自己跟谢洛科夫的梁子就算彻底结下了，对于刀光剑影的苏联政坛来说，多了这样一个敌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过，在左思右想之后，安德罗波夫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无论内务部有多么抵触，自己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我不能对这样的大规模腐败案件视而不见，让谢洛科夫恨去吧，我要对国家负责！

光宗出手

在下定决心后，安德罗波夫亲自开始组织对皮草案的调查。作为克格勃主席，安总出手自然不是之前那种小打小闹。克格勃总部的数百名精锐特工奉命开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皮草党的侦查。

在安总下令后，一部分特工化妆成工人，潜伏进入了卡拉干达的皮革厂，一部分人深入黑市，调查各地的销售网络。其他的特工则开始围绕着杜纳耶夫的交际网进行全面监听，在安德罗波夫的命令下，那些本来用来对付中情局的间谍设备全部调到了哈萨克斯坦。大量的窃听器和监视仪被悄悄的布置下来，哈萨克的本地官员和警察们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克格勃全面监听，皮草党的四人小组（杜纳耶夫、斯诺布科夫、埃佩尔贝姆和杰顿）也逐渐浮出水面。

四大主犯

那么，在克格勃全面撒网时，皮草党的人在干什么呢？

在内讧！

实际上，杜纳耶夫进京找关系，绝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整个皮草党的活动都是由他一人主持的。在他走后，皮草党的同伙们立刻失去了原有的谨慎，在杜纳耶夫走后，大家真是海边盖房子——浪到家了。

在杜纳耶夫走后不久，一则都市传说就传遍了卡拉干达，故事的主角，是卡拉干达的前工业园区主任，皮草党的三号人物彼得.斯诺布科夫。

卡拉干达的前工业园区主任，彼得.斯诺布科夫。

那一天，斯诺布科夫带着一位美丽的女士来到了卡拉干达的一家高级餐厅，俩人如常点了一大桌山珍海味。在觥筹交错时，这位美女的手镯不小心掉到了餐桌下面。

大家也知道，高级餐厅的灯光一般都比较昏暗，女士没有找到自己的手镯。这时，斯诺布科夫不慌不忙的蹲下身来，他用烛火点燃了一张百元大钞，在钞票的光亮下找起了镯子。由于没有找到，他又点燃了第二张，在服务员的惊呼中，斯诺布科夫最终装成了这潇洒的一逼。

卡拉干达

很快，斯诺布科夫这一烧钱（物理）的壮举就传遍了卡拉干达。跟这位年轻人相比，法学教授埃佩尔贝姆就低调了许多，他只不过是当众在一家豪华餐厅里从纯金镶钻的首饰盒中拿出了一条能锁狗的巨大钻石项链送给老婆而已。

事实证明，两位豪杰这样的亮眼表现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就引来了克格勃的重点监控，然而，几天以后，克格勃就听到了一段令他们震惊的对话。

那一天，还是在那间烧钱的餐厅里，埃佩尔贝姆压低声音告诉斯诺布科夫一个坏消息——杜纳耶夫从莫斯科传来消息，咱们被克格勃盯上了，他让咱们立刻停止生产，然后筹一笔钱送过去给他疏通关系，不能低于两百万！

法学教授埃佩尔贝姆

听完这个话，斯诺布科夫暴怒，教授！这话您信吗？克格勃闲出屁来了盯着咱们这点小事不放？再说了，咱们这边的“屋顶”（保护伞）那也是秦始皇放屁——有一腚的嬴响，克格勃的行动能瞒得住他们？二百万卢布啊，他拿这个钱打算送给谁？咋的他要给安德罗波夫送礼啊？

对于斯诺布科夫的愤怒，埃佩尔贝姆也感同身受。从皮草党稳定运行以来，杜纳耶夫越来越傲慢无礼，去莫斯科后还想遥控指挥，兄弟给你踹兜里，你把兄弟踹沟里，现在他已经不参与生产，整个系统没了他也照常运转，凭什么再给他分钱？

所以，经过讨论，哥俩一致认为——克格勃不可能盯上我们，就算盯上了，也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哥俩在卡拉干达一直小心谨慎，肯定是杜纳耶夫自己出了问题，据说他在莫斯科花天酒地，肯定是他花钱超支了，拿克格勃当借口来讹我们的钱。什么二百万卢布啊，爷就一个字——不给！

作为警界人士，要说埃佩尔贝姆也确实是个狠人。在看到斯诺布科夫也不爽杜纳耶夫后，埃佩尔贝姆提出了建议，他用手指在脖子边画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反正那家伙已经没用了，长期留在莫斯科也是个祸害，不如咱们.....嗯？”

斯诺布科夫惊呆了:“干掉他倒是可以，但问题是谁来动手呢？”

埃佩尔贝姆冷笑一声：“这话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薪人，手里有钱还怕没人办事吗？压根不需要咱们出面，我托人去监狱里找找门路，想赚钱的亡命徒多的是，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他干掉，到时候就说他吃雪糕烫死了，你等我消息！”

正当餐桌上的俩人热情的讨论着灭口大业时，负责监听的克格勃特工们已经疯了，他们倒不是惊讶于这俩人想灭口，而是震惊于——克格勃的行动是由安总亲自部署的，是连总局局长都没有没有传达绝密行动，就皮草党这几个货，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卡特尔行动

在这次窃听后，调查组马上向卢比扬卡发了报告——行动泄密，建议收网！

分析了形势后，调查组认为，既然行动已经泄密，为了防止罪犯掩盖罪行，应该立即抓捕。现在前期的侦查已经基本完成，所有的抓捕名单已经列好，我们应该立刻收网。

1973年的最后一天，在安德罗波夫看完这封报告后，他的愤怒已经从波罗的海蔓延到了海参崴。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的侦查工作做的不够，抓捕名单上只有地方官员，还没涉及到中央一级，可是结合这次的泄密事件，这起案件背后肯定有中央官员参与，不揪出这些内鬼，自己难消这口恶气。

不过，也正如调查组报告所说，如果现在不收网，在罪犯毁灭证据后，很可能连这点收获都没有。无可奈何下，安德罗波夫开始部署抓捕工作。

安德罗波夫命令，本次抓捕，不需要任何地方克格勃参与，所有人员从莫斯科调拨。执行抓捕的特工不得公开前往，必须以游客身份通过其他城市中转抵达。到达当地后，所有特工集中安置，统一管理，没收一切通讯器材。特工们会收到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抓捕对象和地点，但没有抓捕时间，行动只有在得到安总本人命令后才能开始，一旦得到命令，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卡拉干达，阿拉木图等所有城市的特工一齐动手，不给任何人反应时间。而且，为了最大程度保密，特工们抓捕时不要乘坐公车，都给我打出租去！

这一次，由于担心泄密，安德罗波夫没有用任何文字来记录行动计划，记忆里超群的他在脑海里构思了通盘计划，所有命令通过口述的方式下达。最终，安德罗波夫为这次行动定下了代号——卡特尔（垄断组织的初级形态）。

1974年1月2日，安德罗波夫如常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突然，电话铃声急促的响起，他刚拿起听筒，对面就传起来了内务部长谢洛科夫愤怒的声音：“安德罗波夫同志！你们越界了！”

安德罗波夫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询问:“什么”？

谢洛科夫相当坚定:“安德罗波夫同志，经济案件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前提下归我们内务部管！克格勃无权干涉！明白吗？”

安德罗波夫一瞬间就明白了，自己针对皮草案的行动，被谢洛科夫发现了！

就在安德罗波夫沉默的时候，谢洛科夫的态度柔软了一些，他说：“安德罗波夫同志，我知道这起案子涉及一些内务部成员，请您放心！我绝不会包庇！但我坚持要亲自处置这些罪犯！”

此时，安德罗波夫根本顾不上回复谢洛科夫，没有头发的他已经在脑海中怒发冲冠了——自己已经把保密工作做到极致，究竟是谁泄露了秘密？叛徒到底在哪？老子剐了他！

不过，对于谢洛科夫的指责，安德罗波夫还是得回应，他打起官腔，找出1954年（注意这个年份）时的规定，开始跟谢洛科夫扯起了案值问题。表示按照三十年前分家时的规定，五十万卢布以上的案件克格勃是可以处理的。

安德罗波夫的话把谢洛科夫气的半死，他一边反驳安德罗波夫拿着过时的条款狡辩，另一方面也再次保证:“安德罗波夫同志，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操守，我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一名罪犯，但根据现有权责划分，这起案子确实由内务部出面更合理。”

安德罗波夫毫不让步：“谢洛科夫同志，猎枪是无法打中自己的扳机的，我毫不怀疑你的操守，但这么大面积的集体腐败，内务部高层难道浑然不觉吗？你们内部已经漏洞百出，难道能查好这个案子吗？”

就这样，苏联两大暴力机关的首脑在电话里开始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双方充分的坦率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安德罗波夫高度赞赏谢洛科夫对皮草案的负责态度，但保留自己的意见。最终，经过漫长的口腔体操后，两位大佬终于达成协议——克格勃不撤，但内务部和检察院也要参与进来，三方联合行动，一起抓捕。时间定在1974年1月10日上午10点。

放下电话后，安德罗波夫气急败坏，他现在首先考虑的是，究竟哪个王八蛋敢把自己的绝密行动泄露出去？这种人抓到了都不需要审，直接判就行，给老子查！一查到底！

结果，令安德罗波夫没想到的是，还没等查，王八蛋自己冒出来了！

刚放下电话几分钟后，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谢苗·茨维贡就探头探脑的走了进来。一进门，茨维贡就跟安德罗波夫道歉，表示这事儿怪我，昨天我跟谢洛科夫闲聊，无意中说到最近要大动作收拾腐败警察，被他套话了，我该死！您处罚我吧！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谢苗·茨维贡

如果是别人，干出这种泄密的事还敢这么轻飘飘的承认，以安总的性格，那都不是让你建档重开，而是直接让你转世投胎。但面对眼前这个人，安德罗波夫也无可奈何，因为茨维贡除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勋宗的连襟。

实际上，茨维贡除了克格勃副主席，勋宗连襟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苏联著名的间谍小说家，有着丰富的战争和间谍工作经验，安德罗波夫绝不相信茨维贡会被套话，可既然对方已经承认，自己再追究就是不上道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行动被截胡，内鬼揪不出，处处碰壁的安德罗波夫越想越气，想到半年来的工作可能会付诸东流，安德罗波夫突然冷笑一声，拿起了电话。

1974年1月7日清晨，在约定行动时间的前三天，驻扎在各地的克格勃特工收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命令——紧急行动，立刻逮捕目标！

同一时间，驻扎在苏联各地的特工们倾巢出动，包括警察，官员，黑市商人和皮草党在内的数百名人被克格勃按在了家里。在莫斯科，行动规模尤其浩大，凶神恶煞的克格勃特工横冲直撞，把很多早起的市民们吓得够呛——咋的了？政变了？！

是的，不甘被摆布的安德罗波夫提前三天发动了偷袭，在没有通知内务部的情况下提前把人抓到了手里。在克格勃抓捕的五百多人中，光高级警官就超过了两百个。而哈萨克斯坦的高官更是抓了无数，从劳动部长开始，哈萨克共和国政府宛如经历了一场大清洗。

至于皮草党的四位豪杰则更是毫无悬念，在莫斯科，杜纳耶夫被扑倒在了豪华别墅里。特工在他的家中发现了17公斤黄金，价值上百万卢布的存折（当年苏联普通人月收入一两百卢布），120公斤宝石，以及450万卢布现金。想来实在可悲，跟他同时代的幻影团队，哥几个打生打死，把命都搭上了，连杜纳耶夫零头的零头都没抢到。

杜纳耶夫

在斯诺布科夫的家里，特工们挖出了几十个罐子，里面装着五百万卢布的现金，24公斤黄金以及上百本存折，总价值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卢布。而相比于前两位，警校教授埃佩尔贝姆则穷的多，他家里总共只发现了不到十万卢布的财物，以至于老婆都不明白他为啥被抓（有种说法是他转移了资产，也有人怀疑是办案人员把钱黑了下来）。

而至于皮草党中的第四个人，那位杜纳耶夫请来接手工厂的鲁道夫.杰顿，他几乎完全没有个人资产，至于原因吗，我们一会再说。

在抓捕结束后，安德罗波夫指示立刻开始审讯工作，特别是皮草党的四个人和哈萨克斯坦的高官，审讯的重点是两件事——杜纳耶夫是如何知道自己被调查的，他要的二百万卢布准备送给谁？！

在安总的要求下，克格勃特工们也知道时间紧任务重，除了打就是打，一通大记忆恢复术把皮草党的几个豪杰招待的欲仙欲死，很快他们就招供了。

部分赃款

首先是杜纳耶夫，他坚称自己真不知道克格勃还在查自己，自己只不过是编出个借口想骗二百万卢布而已，自己刚到莫斯科没多久，根本接触不到克格勃的人啊。

至于警校教授埃佩尔贝姆，经过一阵刑违艺术后，他把自己贿赂的官员统统撂了出来。但他也表示，自己就是个地方小人物，顶了天也就巴结到共和国这一级了，一辈子都没去过几次首都，莫斯科的中央领导们，自己实在够不上，更不知道皮草党在莫斯科有啥人脉。

一般来说，克格勃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慢慢的磨，通过反复审讯来缕清线索。但问题是，克格勃已经没有时间了。

在被安德罗波夫偷袭之后，谢洛科夫极为愤怒，以内务部的名义发动了苏联公检法一齐发力，坚决要求克格勃移交犯人，表示克格勃不能破坏程序，贝利亚都毙业多少年了？特务抓人的时代过去了！

在谢洛科夫的压力下，安德罗波夫最终交出了犯人。虽然在克格勃交人之前，体验过刑违艺术的杜纳耶夫已经有了崩溃的迹象，承认自己在莫斯科接触了一些高官，但对于克格勃来说，他们终究无法知道那些高官的名字了。

双雄相争

1974年1月12日，皮草案所有犯人均被移交。果然，犯人很快出现了大规模翻供，而苏联的法院也特事特办，在案件还没有安全搞清的情况下就宣布——院审，启动！

其实，很多人对此案都心知肚明，这种塌方式腐败调查时间越长牵扯就越多，为了大局，还是不要再查为好。

最终，皮草党的四大豪杰中，杜纳耶夫、斯诺布科夫和埃佩尔贝姆全都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被判了死刑，而唯一的特例，是那位来接手工厂的鲁道夫.杰顿。

来接手工厂的鲁道夫.杰顿。

相比于其他三位，来自大城市的杰顿显然有着超乎于同仁们的觉悟。他很早就意识到，苏联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早晚要崩溃，看勋宗这个架势，可能崩溃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了。而如果计划经济倒台，肯定会有私有化浪潮，工厂不灭，只是转移，我是准备一口吞下的。自己作为工厂的厂长，一旦将来私有化，自己肯定近水楼台。所以，当下搞好工厂，就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攒家业。因此，杰顿把几乎所有赚到的黑钱全部投入到了卡拉干达的工厂里，更新了大量的生产设备。所以，虽然杰顿主观上盗窃了大量国家财产，但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工厂的技术升级，所谓本意是坏的，是自己给执行好了。由于这种义举，法院最终没有杀他，判了十五年徒刑了事。

除了皮草党外，对于那些充当保护伞的官员，在谢洛科夫所谓的“绝不包庇”之下，大部分人也都只判了一到八年的有期徒刑。就这样，这场惊天大案告一段落。然而，它造成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案情的内容。

在皮草党之前，苏联从未出现，至少从未揪出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腐败案件。但这起案件却将整个苏联社会的问题展现在了公众面前。在皮草案之后，安德罗波夫更加决心反腐，克格勃在之后陆续掀起了1976年的“渔业案”，八十年代初的“索契案”，以及那场毁天灭地的超级的腐败案件——乌兹别克棉花案。

除了引发反腐风潮外，皮草案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开启了内务部与克格勃的全面斗争。在这场虽胜犹耻的案件后，安德罗波夫和谢洛科夫彻底翻脸，两位大佬是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克格勃从此开始盯着内务部查，经常指责内务部包庇腐败分子。

实际上，谢洛科夫绝非有意包庇腐败分子，只不过，作为一个极其注重名誉领导人，谢洛科夫非常珍惜他为苏联警察树立起的好名声，不希望苏联社会再次失去对警察的信任。然而，克格勃的强势插手破坏了他的努力，谢洛科夫从此跟安德罗波夫是处处过不去。在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问题上，谢洛科夫就狠狠的摆了安德罗波夫一道。作为回敬，安德罗波夫开始更加深入的让克格勃介入地方事务，尤其紧盯涉及到内务部的腐败案件。而谢洛科夫则要求各地警察严肃证件管理，严查克格勃的滥权问题，以至于有些克格勃特工在坐地铁时都会因“行为鬼祟”被警察抓走。

事实证明，经过两大部门的长期斗争，一段时间之后，苏联内务部的腐败案件果然减少了许多，而克格勃的执法行为也规范了不少。但是，客观上的好处并不能缓解两大部门主观上的恶意，由于斗争太过激烈，到了七十年代末，为了不影响工作，内务部和克格勃最终达成约定——在莫斯科，内务部不得以任何理由拘捕克格勃特工（怕影响情报系统的重要工作），在地方，克格勃也不得直接逮捕任何内务部警察，必须由内务部的督察部门出手。

克格勃徽章

这个不成文的约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直到1980年的一天，一场意外打破了平衡。

1980年12月26日深夜，一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克格勃特工在莫斯科地铁里睡着了。阿法纳西耶夫随身携带了一个包，里面放着不少好东西，包括白兰地、伏特加、熏香肠和蔬菜等等。

事实上，那天是阿法纳西耶夫的40岁生日，包里的东西是单位给他发的生日福利。作为克格勃第四局的特工，阿法纳西耶夫负责的是领导人的信息安全，身居要职的他一直待遇不错。

然而，在这天的地铁上，阿法纳西耶夫却碰上了三个喝高了的警察。几名警察看上了阿达纳西耶夫的食品包，就想要据为己有。

实际上，如果这三个醉酒警察直接上去明抢，阿法纳西耶夫估计是不会反抗的，毕竟自己身负重任，不能轻易冒险。但是，这三个喝多了的警察很懂得什么叫公器私用，他们以检查文件为借口强行把阿法纳西耶夫带到了一处办公楼，然后抢走了人家的食品包，还借着醉意把阿法纳西耶夫一通暴打，说他的东西是偷来的赃物。

由于被打的实在熬不住，阿法纳西耶夫赶紧亮明身份，展示了自己的克格勃工作证，结果这哥仨完全不理，一边喝酒一边打，还给自己的领导鲍里斯·巴里舍夫打电话，请对方一起来玩。

当巴里舍夫赶到现场，了解了情况后当时就麻了，你们几个酒蒙子，醉酒殴打无辜的克格勃，你们惹大祸了！

然后，脑洞清奇的巴里舍夫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事曝光后，自己这个领导肯定也脱离不了责任，不如一了百了，咱们杀了他！把这事掩饰过去吧！

于是，四个人用汽车把可怜的阿法纳西耶夫运出城，用钝器猛锤一顿后抛弃在郊外。第二天清晨，阿法纳西耶夫被人发现，被送进医院后伤重不治，几天后就去世了。

这一下，整个克格勃彻底炸锅了！一个负责绝密信息安全的特工，死在了莫斯科，身上还有大量拷打的痕迹，是谁害了他？到底有没有泄密？最令克格勃特工们无法接受的是，阿法纳西耶夫被抛弃的地点就在克格勃家属区旁边，是谁在向我们示威？！

在暴怒之下，安德罗波夫甚至出动了阿尔法小组参与调查，很快，真相水落石出，几名杀人的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是，克格勃的怒火却无法平息，由于完全占理，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克格勃对莫斯科警察展开了一场大清洗，三百多名警察因滥权而被开除，莫斯科第五警察局几乎全军覆没，谢洛科夫在斗争中落入下风。

然后，另一件事的发生，彻底结束了克格勃与内务部这场漫长的斗争。

内务部徽章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两天以后，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

光宗上台后，谢洛科夫彻底失去了斗争的实力，很快，他被指控掩盖阿法纳西耶夫谋杀案的案情（根据他的重视名誉的性格特点，很可能是真的），1982年12月，谢洛科夫被解除内务部长职务，继任的内务部长出身克格勃。

在新部长的主持下，一场针对谢洛科夫的清算全面展开，他被控在担任内务部长的十七年里违法占用了六万卢布，用三万卢布的公款装修自己的公寓（注意事公寓而不是别墅），给岳父安排了一份月薪150卢布的工作（完全是普通人水平），并且占用了一台奔驰轿车。对于这些听起来可笑的指控，谢洛科夫百口莫辩，只能感慨安德罗波夫的心眼真小。

然而，谢洛科夫还是低估了这场斗争的残酷。在这些指控之后，对于谢洛科夫的清算并未结束，1983年6月，谢洛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职务，同一年，谢洛科夫的妻子因不堪审计人员的批评愤尔自杀。

在被踢出权力中心后，安德罗波夫没有进一步清算谢洛科夫。实际上，此时的安德罗波夫也进入了生命末期，严重的疾病已经压垮了他的身体。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直到他死，他主导的对乌兹别克棉花案的清查依然没有结束，而由于安德罗波夫的死，很多案件永远不会有结果了。

然而，在安德罗波夫死后，他的克格勃派系继承了他的权力，这些克格勃并没有忘掉已经失势的谢洛科夫，11月，谢洛科夫被褫夺陆军上将军衔，12月，谢洛科夫被开除党籍。

1984年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谢洛科夫除军事勋章外的所有荣誉，这对于视名誉高于生命的谢洛科夫不啻于灭顶之灾，他清楚，自己下一步可能连卫国战争中的荣誉都无法保全了。

1984年12月13日，为了避免这最后的羞辱，谢洛科夫在家中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留给契尔年科（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遗书中，谢洛科夫坚称自己“从未违反法律，从未改变过党的路线，没有从国家拿走任何东西”，但是，这个决心以死明志的部长却在最后为自己的孩子求情，他请求契尔年科保护他的孩子免受麻烦，因为他们是完全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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