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可惜了，本不该如此结局

可惜了，本不该如此结局

提起“船王”这个名号，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1955年，仅携几十万块钱到香港闯世界的包玉刚，从一条燃煤动力的旧货船干起，经20余年的奋斗打拼，建立起自己“海上王国”。1978年，他已稳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财团之一。至1981年底，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睥睨群雄。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把他称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

包玉刚（香港创业时期）

然，包玉刚从不把自己看成什么“船王”，当人们以此头衔称呼加以赞誉时，他曾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换言之，“中国船王”这个称号非卢作孚莫属。那么，这位卢作孚究竟何德何能竟令包玉刚如此崇拜和敬重？他的人生结局如何？

卢作孚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卢作孚被誉为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且卓有成就的人物。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为“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卢作孚民生公司的民生轮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其幼年时家境贫寒，然辍学后自学有成。1910 年，他跻身同盟会，致力于反清保路运动，投身于辛亥革命，此乃其“革命救国”之举。出任合川中学教师，且先后充任报纸编辑、主编与记者，此乃其“教育救国”之途。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此乃其“实业救国”之业。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值南京、武汉相继失陷前后危难之际，卢作孚挺身而出，领导其麾下的民生公司，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豁上民生全部家产，撑起了“宜昌大撤退”的运输大动脉，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此般壮举，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从而载入中国抗战史册。

民生公司成立大会（1926年5月）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开出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清单：

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抢运军工以及其他工厂设备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宜昌、安庆、扬州航空站、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等。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出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在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损失的船只吨位就达20338吨，其中，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只，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只，11460吨。军工运输受损失5只，4188吨。被日寇劫持5只，2662吨。其中尚不包含趸船和驳船。民生公司先后有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卢作孚（1939年9月）

这些被抢运出的工厂在重庆恢复生产，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它们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由民生船舶运往前线，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西进。

“宜昌大撤退”转移到重庆的兵工厂

这些被抢运出的人员中，包括军队、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及逃难的民众。其中不乏抗战的武装力量、政界精英、学界泰斗和科技人才、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他们都是抗战的中坚、中国的希望。

众所周知，二战中发生在英吉利海峡的那场真实“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国海军调动所有的水上运输工具，用10天的时间将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30余万盟军，从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抢运回了英国。这次被称为战争史上最大的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然，“宜昌大撤退”却仅靠“一人、一公司”，即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有人说，若无卢作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壮举，中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25日

抗战胜利后，踌躇满志的卢作孚全身心地投入到扩大民生公司船队规模，扩展在全国的经营范围，彻底改变中国航运落后面貌，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宏图大志。然，1946年6月底，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不但使卢作孚之商业远景化为了泡影，而且使民生公司陷入极大困境。1948年3月，惨淡经营的民生公司，已到了“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的地步。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卢作孚去了香港。此时的民生公司在香港的经营，不得不靠举债度日。通过港英政府出面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担保，卢作孚从加拿大借到了可延续公司运营的贷款，并购置了20余艘轮船。对于卢作孚这个知名人士，自然在大陆和台湾的争夺之列。大陆派出的是时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书记的许涤新和委员的张铁生。台湾派出的是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和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叶公超。最终卢作孚选择的是回大陆而不是去台湾，且作出此抉择的原因有三。一是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卢作孚的祖国情怀。二是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电邀卢回北京共商国家建设大计。三是中央人民政府承诺替卢还清加拿大的那笔借款。

卢作孚

1950年6月中旬，卢作孚经深圳乘火车到达北京，出席了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生公司滞留在港的二十余艘江海轮和物资，以及价值二千万美元的财产全部返回大陆。民生公司所欠加拿大借款，也由人民政府还结一清。在京期间，卢作孚先后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民主人士举行的便宴。周恩来和陈云也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朱德曾经在中南海宴请卢作孚，吴玉章、张澜等也热烈欢迎卢作孚归来，黄炎培、孙越崎等老朋友更是与卢作孚多次晤谈。此后，民生公司滞港的18艘轮船中，除太湖轮在自香港开往上海途中被国民党海军扣留开往高雄外，其余17艘轮船，均得以冲破重重阻碍，安全驶回大陆境内。

卢作孚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但卢作孚只想着民生的责任，还是回到了重庆，做他民生实业公司的总经理。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共同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至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实际已成了“国企”，但中央人民政府仍聘请卢作孚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主持民生大业。与此同时，卢作孚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职务相当于今日正部级。

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卢作孚出席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热情洋溢地讲到：“进步总是加速度的，1951年工作的速度，必比1950年更为迅速。西藏必完全解放，我们的五星国旗，必插在世界高原的边沿上，或竟插在世界的最高峰上。不但从此完全解放了大陆，还要进一步集聚西南的人力物力，支持解放残敌最后盘踞的台湾，打破海口的封锁，解放数百艘数十万吨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五星国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

然，令回国欲大展宏图的卢作孚万万没想到的是，从回国的那一天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着实令其接应不暇，手足无措。首当其冲的是1950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亦称“镇反”。按说“反革命”与卢作孚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毕竟彼时的民生公司与国民政府之间来往交割甚密，故在运动中公司核心成员被揭发与50多个反动团体亦有关联。于是乎，卢作孚手下的30余名老员工遭逮捕并枪决，即使其身居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高位，亦爱莫能助，无法出手相救。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

“镇反”还未结束，“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于1951年11月开始了。此次运动起于“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运动，与民生公司“不搭嘎”。然，架不住已是人民政府要员的卢作孚，运动的锋芒自然而然地便指向了他，且群众揭发出来的无非是民生公司内部“小金库”事。然，毕竟比起刘青山、张子善机关生产的“小金库”，民生的那点事儿可谓“小巫见大巫”，加之民生公司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机构和国家机关，在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的力保下，卢作孚险中过关。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合影

然，因“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故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1952年2月上旬，“五反”从上海开始，并逐步向全国扩展。这次卢作孚可真是“难脱干系”了。1952年2月8日，川东行署召开了“五反”动员大会。面对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年随卢作孚一起创业的老员工，自知身上那些被“五反”视为的污点已无法洗清，加之对自身难保的卢作孚根本无法拯救他们于水火，为了自保纷纷起来揭发卢作孚，其中不仅有解放后民生一些偷税漏税行为，而且将几十年前那些偷税漏税的账一股脑都算在了卢作孚的头上。这次卢作孚可是“在劫难逃”了。

“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1952年10月25日）

就在川东行署召开“五反”动员大会的当晚，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人们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卢作孚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其实，对卢作孚这类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共一直是持保护态度的。如同上海的荣毅仁，五反运动伊始，就被定了“完全守法户”的调子。若细查，“五反”中上海那个被枪毙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比起荣毅仁被揭发出来的那些事儿，似乎就不算事儿了。可惜的是，来自北京方面保卢作孚过关的发文，在川东行署动员大会的次日才到达，且未曾料到卢作孚在当日就扛不住而与世长辞了。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有人说，如果当年卢作孚不回大陆去台湾，且不论能不能成为包玉刚那样船王，起码一生可“安然无恙”。也有人说，如果当年卢作孚听周恩来的，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将不会有此结局。还有人说，即使卢作孚扛过了“五反运动”，就凭其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及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这些差事，在文革中亦在劫难逃......

然，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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