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7月08日18:50:24 历史 7424

map of the net migration rate around the world. blue denotes positive net migration (into the country), orange denotes negative net migration (out of the country), and green denotes a stable population with no net movement (in or out of the country).

文：基思·罗威

译：陆大鹏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不觉得北京上海很大。我出生于英国伦敦，看惯了大城市的熙熙攘攘。当时我觉得北京有点拥挤，但伦敦也是如此。上海当时就有很多高楼大厦，但伦敦也有。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欧洲旅行，看到了很多让我惊讶的东西，但我并不对中国城市的规模感到惊讶。

但过去三十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伦敦扩大了一点点，现在有约850万人口，而北京和上海都变成了超级大城市，人口差不多是伦敦的三倍。广州的变化更让人震惊。我1989年到那里时，广州比伦敦小，今天它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并且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几个城市融合，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组合城市。它有将近5000万人口，伦敦与它相比像个村庄。

中国城市大幅增长的动力是如今全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移民。现在中国的内部移民数量超过了往昔。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去年有超过2.86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其中很多人到城市寻找临时性工作，但更多人会留下。他们和其他近期的移民潮融合起来，一同构成了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人口变迁。我于1989年首次到中国时，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8%。

任何地方，不管管理多么井井有条，都无法应对如此突然、规模如此庞大的人口流入。中国城市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和住房过于拥挤。公共服务部门有时要拼命努力才跟得上人们的需求。对外来人口的怨恨和偏见也在增长。

这不是新鲜事。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包括我的祖国。也许能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来推测中国的情况在未来会如何发展，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英国可能是第一个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伦敦人口增长到之前的六倍，伦敦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他城市增长甚至更快。工人蜂拥来到曼彻斯特的棉纺厂、纽卡斯尔的造船厂和伯明翰的工厂，让这几座城市的人口增长到之前的八倍。1800年，英国城市人口展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0%，到1900年就超过了67%。

和今日中国一样，英国的城市化也要付出代价。伦敦的贫民窟和雾霾臭名昭著：只要读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当时英国城市的生活多么肮脏和拥挤。太多的移民给公共服务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例如，伦敦的交通系统因为堵塞而瘫痪，市政当局不得不采取当时超乎寻常的措施：他们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下水道系统受到的压力也超过了它的承受极限。到19世纪50年代，流入泰晤士河的污水太多，政府不得不向河里注入大量次氯酸钙，以减轻恶臭。1858年夏季特别糟糕。在英国历史书上，这一年被称为“恶臭之年”。

19世纪末，美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与英国类似。例如，纽约的增长比伦敦更有戏剧性：19世纪90年代，区区十年里，它的人口翻了一倍。这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纽约的贫民窟臭名远扬，以至于得到“地狱厨房”的绰号（如果地狱的环境很差的话，那么地狱厨房想必更不堪忍受）。今天，纽约的廉租公寓博物馆记录了那个时期来到纽约的移民的恶劣生活条件。如同在伦敦，人们不得不发明新技术来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纽约研发了全世界第一套联通的交通灯系统。市政当局大量兴建学校。因为缺少空间，有的学校把操场建在屋顶上。即便如此，根据1896年纽约市教育局的年度报告：“本市史无前例的大幅增长和出人意料的人口涌入，让我们没办法跟上市民的需求。”

英国和美国城市在这一时期经历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所谓“大城市病”的早期例子。大城市病就是环境污染、人口过多和公共服务欠缺的有害结合体。城市管理者很快明白，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重新开发。1945年之后，英国当局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重新开发运动，正如中国政府在近些年的作为。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整个区域被推平和重建。贫民窟被拆除。在大城市周围建起了新的郊区和完整的新城镇，配备现代化住房和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轰炸造成的破坏给英国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不仅替代被摧毁的东西，还能从头开始，重新规划英国城市。美国城市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就没有这样的动力。不过，它们也走上了类似的重新规划和重新建设的道路。

不过，这种大规模的重新开发也造成了问题。拆除贫民窟，也拆散了世代生活在一起的社区。新的城镇和郊区没有历史、认同和个性。搬进宽敞、卫生的新住房的人，却往往感到一种奇怪的抑郁；出现了一种新的异化感，即“新城忧郁症”。重新开发能治好“大城市病”，却带来了新问题。不是身体的，而是灵魂的疾病。

我自己也小有体会。我一直觉得有必要与儿女分享我所在社区的故事和记忆。我喜欢带他们去看我小时候逛过的公园、我上过的学校、我和他们的母亲年轻时常去的咖啡屋和餐厅。这些地方是我们的家史的一部分。但那些公园、学校和餐厅都消失了，被城市重新开发的浪潮卷走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长大成人的社区如今被新来者淹没，他们的故事和回忆与我们完全不同。这时我们该怎么办？伦敦码头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该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重新开发，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和我小时候的模样毫无共同点。在变化如此迅速的城市，很难找到归属感。

西方城市的最后一次发展是全球化。仍然有移民来到伦敦、巴黎和纽约；但今天的移民主要不是国内移民，而是国际移民。在欧洲，这种趋势于1945年之后开始，欧洲各个土崩瓦解的帝国不同地方的人来到异国，参与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经济。但是，大的趋势逐渐变成普遍的、从南方穷国到北方工业化富国的移民。

这对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城市造成了深刻影响。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70年前，澳大利亚人口只有约10%出生在国外，并且这些移民的绝大多数说英语。到201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超过28%，最大的增长来自亚洲移民。

欧洲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移民比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到2013年，瑞士人口有超过28%出生在国外。荷兰人口有11.6%出生于国外，法国是12%，德国将近13%，奥地利接近17%。但这些数字还没有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到这些国家的外国移民的儿女和孙辈，这些人往往仍然被视为外来人口。美国人口有超过13%出生于国外。增长最快的群体是西班牙裔。西班牙语很快发展成了美国的第二大语言。

在所有这些国家，曾经针对“乡下人”的偏见，如今针对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新来者。中国目前还没有大幅度经历这种现象。怨恨外来者比怨恨自己的同胞容易得多，尤其是当这些外来者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穿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今天，对移民的怨恨是西方社会最大的政治压力来源之一。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其他国家经历过的进程：工业化、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城市化和惊人的城市再开发。这些进程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8%，但美国等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中国政府宣布对北京和上海人口加以限制，但其他城市会继续增长。

身为外国人，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像英国人那样，在城镇的迅速重新开发之后产生了异化感和抑郁。新闻不全是坏消息。例如，根据清华大学的数据，中国城市的增长可能对心理健康有正面影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人的自杀率大幅下降。但我估计在表面之下还有很多问题。即便在最有活力的国家，这么多人离开家园到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肯定也要牺牲自己的归属感。

我还估计，在未来，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会开始允许更多外国移民到中国城市。中国会这么做，仅仅因为这很有道理。我们对移民有偏见，但他们是城市的生命之血。移民肯定会带来拥挤等问题，但也会带来新思想、新能量和新机遇。有些工作，本地人会觉得太辛苦、太脏或者工资太低，但移民愿意做这些工作。但最重要的是，移民会带来财富。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全世界人口只有3.5%是移民，但他们创造了全球gdp的约9%。

用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威廉•斯温（william swing）的话说，移民“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类的现实，与人类一样古老，我们必须应对这个现实”。妥善地应对移民现象，利用它的能量，但不能允许它失控，这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这不是轻松的事情。过去三十年里，移民给中国城市的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其他国家的历史有参考意义的话，下面三十年的变化会更大。

作者简介：

基思·罗威（keith lowe）为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荣获海赛尔-提尔特曼奖（hessell-tiltman prize）和意大利全国凯拉斯科文学节（italian national prize cherasco storia），被翻译为16种语言。他的新书《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我们》（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