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的帝王历史教育中，相当注重从历史上的明君德政与暴君弊政的对比，致力于人君君德的培养，致君尧舜是每一个臣子的愿景。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南宋一代的君主虽有不慧、不善治的，暴君之主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而且人主往往也能从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以提高自己的君德修养。
一、防范宗室、外戚、宦官
继承五代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从一开始就注重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宗室、外戚、宦官等特殊群体，对稳固朝政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南宋继北宋而立，祖宗之法中的防范之意仍然有效的执行，南宋一代对宗室、外戚、宦官等有可能干预朝政的群体做了限制，甚至在有些方面远超北宋。
《历代名臣奏议》记载：“所谓宰辅者，保身固宠，不敢以为言，遂失其职，法度废弛，驯致靖康之祸，非一朝一夕之积也。”
对待本朝宗室，其基本原则是给予高官厚爵，但却并不赋予实职。宗室宰相中，宋代惟有宁宗朝赵汝愚一人，相比于唐朝，确实是非常少的。孝宗对宗室不任职一点说的更为明白：“高官厚爵，使之就闲”。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宗室虽然不任实职，但朝廷给的俸禄不少，这在南宋随着宗室人口的增加，使得财政负担急速加重。
对待外戚宋朝采用的也是“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的原则，可以给予高官厚禄，但是却不会让他们担任位高权重的重要官职，南宋沿袭北宋防范外戚的家法。高宗令：“仍诏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今。”
宋孝宗郭皇后的弟弟郭师禹，在淳熙年间不过官至承宣使，孝宗因此被时人赞为“不私戚里盖如此”，虽然南宋仍存有以外戚身份祸乱朝政的大臣，如宁宗时权臣韩侂胄、理宗时贾似道，但与汉唐两代相比，宋代外戚的权势显然较小，并无取而代之之举。
对待宦官，南宋的统治者对其限制更重，使宦官势力在南宋进一步削弱。宋人有言：“汉唐乱亡，皆坐内侍，为我宋鉴，可谓明矣。”这是北宋时期士大夫的明见。南宋时，高宗亲历苗刘之变，对内侍不可干政的感触愈加深刻。苗刘之变发生在建炎三年，起因却是因为宦官跋扈，尤其内侍康履，“妄作威福”。
苗刘之变时强令高宗退位，另立年仅3岁的皇子为帝，改元明受，因此也称为明受之变。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复，但给高宗的历史教训不可不谓深刻，同年四月高宗即下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与大臣论事时也说：“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微杜渐”。
在限制宦官升迁和不许宦官干政、领军方面，南宋的统治做的也是比较好的，进一步削弱了宦官的权势。据《宋史·宦者传》来看，曾参与军事的北宋有27人，南宋却无一人。不能否认南宋时也出现了一些颇有权势的宦者如理宗时期的董宋臣，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于国家的危害远远小于汉唐时期。
二、重视文教
明人徐有贞曾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宋代人才之盛离不开统治者的崇文之策。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为了防止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之患，采取重文轻武政策，崇尚文治，重用文臣。这种右文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宋不变，它在客观上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国家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宋史》记载：“（宋高宗曰）五代之季，学校不修，故当时士人多无名节。今日若不兴崇学校，将来安得人才可用耶？”
宋室南迁后，高宗便及时着手各级学校的恢复重建。如绍兴三年六月，“置国子监及博士弟子员”，绍兴九年八月，“复淮南诸州学官”，绍兴十二年二月“诏诸州修学宫”，四月又“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这一系列举措既保持了文教政策的可持续性，又使当时的教育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和稳定。
南宋除了首都临安的中央官学比北宋东京的中央官学，在规模和设施略有逊色以外，其他各级学校都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南宋地方州、县学学校，虽然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加以修复和扩建而成，但在建制规模和办理情况一般都较北宋优越。
对于人才的选拔，南宋继承北宋的科举制度，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南宋科举考试取消了门第限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即使是工商、僧道、农民、甚至是屠户，只要没有犯罪，不是残疾都可以应试授官。
在南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案例比比皆是，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达123名之多。不仅对参考者出身限制放宽，两宋科举取士的名额也较其他朝代多。两宋科举取士的名额是唐代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点四倍。如此更加有利于选拔人才治理国家，扩大统治基础。
除了国家治理需要，科举同时也是统治者拉拢人心，巩固统治的手段。科举名额之多，对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和安慰，不至于累试不第，从而仇视朝廷以至造反作乱。南宋科举取士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才，尤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下中层地主以及平民也可进入国家政治体系，阶级矛盾缓和，统治基础得到进一步稳固。
而科举的发达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发展，教育主体向平民化过渡，不再是高门贵族的特权，普通农工商家庭也可以读书接受教育，连妇女儿童也可诵古人语，可见教育文化普及程度较高。教育也是统治者实行社会教化的一种手段，教育的普及有助于人心向善，风俗淳美，对于巩固统治有极大的助益。
理宗在位时期崇倡理学，这既是收拢人心、维护统治的需要，也促进了当时乃至后世理学的发展。理学的昌盛强化了伦理纲常，有利于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此外，在促进学术发展方面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三、国家风气
南宋社会风气愈到晚期，愈有风俗败坏之感，虽然晚宋世风整体上偏向堕落，但其中一股忠义之风不可忽视。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英雄不下百人，还不包括大量湮没无闻者，这个数字，与唐末五代相比较，诚然有天壤之别。
《宋史》记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
倡导忠节，为宋代世风的扭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真宗、仁宗之世，士大夫更是形成了责任担当意识，尽去五代之陋。虽然靖康之变，宋之士大夫、仁人志士临难不惧也是不乏其人。南宋末年，为国而死忠节之士大就更多了。文天祥、谢枋得宁死不降。崖山一战，十万军民投海殉国，两宋忠节之士辈出，这非一日之功，而是宋养士三百年之功。
南宋从建立伊始，就非常注重提倡名节。这不仅是有鉴于五代之弊，更是当时政治形势所决定的。靖康二年，金人攻破开封，北宋灭亡。由于金人当时无力控制黄河以南地区，于是建立了以张邦昌为首的傀儡政权。虽然有此傀儡政权，但从各方激烈批判以及高宗最后得以重建宋室来看，宋代世风由于百年的滋养其忠节观到底和五代大不相同。
五代时期权臣争抢帝位和张邦昌诚惶诚恐几欲求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宋代不同于五代的世风，也是宋初统治者有鉴五代努力的结果。南宋建立以后，统治者鉴古戒今，更加注重对名节的提倡。
乾道三年，孝宗大力整顿士风。即便南宋后期君主势弱，权相专政，但如史弥远、贾似道之类也不敢像五代权臣那样取而代之，社会忠节观念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伴随着理学思想逐渐传播，讲求名节也逐渐地成为社会风气。
在国家沦亡的艰难形势下，讲求名节就表现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也是宋人舍生取义的最典型的行为，两宋有鉴五代沦丧提倡名节，无疑对世风的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因此，南宋忠义之士辈出，其民族气节至今令人感动。
结语
南宋一代的帝王历史教育是比较完备且发达的。但是帝王历史教育理论的繁荣却并不能够挽救南宋倾颓的国势，南宋君主为何不能重现祖上荣光，甚至最后身死国败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历代名臣奏议》
[2]《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