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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蒙蒙的北京街头，一列马车缓缓停靠在新兴的中华民国政府大门前。车上载着的不仅是疲惫的政客们，还有压在这个年轻政府肩上的巨大债务——7.3亿两白银的外债。这笔由清朝政府遗留下来的烂账，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新政权的经济基础。
街道两旁，百姓们或好奇或漠然地观望着这一幕。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些穿着西装的新政府官员，将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催债。事实上，自从清朝灭亡后，这笔外债就像一块沉重的枷锁，不仅拖累着民国政府的财政，还成为了各种政治交易的筹码。
而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一个消息在京城里悄然传开——英国和苏联竟然放弃了他们的赔款要求。这一决定引发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这些年来索赔无度的列强会突然转变态度？难道背后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外交博弈？或者，这是某种更大策略的一部分？
清末屈辱：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连串的战败使清政府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多个割让权益、赔偿金钱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中国主权的严重缩减和国家财政的极度紧张。
首先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根据条约内容，中国不仅丧失了香港岛，还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供英国贸易，并且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这一巨额赔款加上失去的领土，已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紧接着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屈辱。《天津条约》使得列强可以自由传教、增开多个通商口岸，并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区。
而《北京条约》则允许外国列强驻军保护其使馆，中国再次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并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给俄国。这些条约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和海关税收的自主权，也使得清政府在国际上名誉扫地。
除此之外，不平等条约还强迫清政府支付赔偿金，总计达到13亿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这一庞大的财政支出迫使清政府大量铸造铜钱和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飙升，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加重。
与此同时，这些赔款还加剧了国内的财政危机，因为清政府为了筹集这些赔款，不得不加重农民的赋税负担，导致了多起农民起义。
清政府在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其内部的腐败和无能。许多官员在条约谈判中表现出的软弱和妥协，使得列强得以进一步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例如，在《天津条约》的谈判中，清政府代表的屈服态度，使得英法联军有机可乘，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在战争中的失利更是直接导致了《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朝的主权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朝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国继承债务：外债的重负
清朝灭亡于1912年，这个昔日庞大的帝国遗留给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是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为繁重的便是外债问题。清末通过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累积下来的外债高达7.3亿两白银，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正处于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华民国尤其如此。
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国内各派势力还在争斗未定，北洋政府的成立暂时未能使国内局势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期的领导人面临着如何处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问题的严峻考验。他们最终决定承认这些债务，希望通过这一决定恢复国际社会对新政府的信任，以及争取更大的外交自主权。
承认外债的决策虽然在国际上有其必要性，但这一决策却给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民国政府不得不设法筹措资金来偿还这些债务，而这通常意味着增加国内税收或发行更多货币，这些举措都直接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健康。
在此期间，国内的经济困境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需重税以偿还债务，加之民国政府在治理上的不足，使得国内多地爆发了由贫困和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此外，民国政府的军阀割据也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各地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忽视中央政府的法令和民众的疾苦。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形势并没有因为民国政府的软弱而对中国有所放松。相反，日本等国家看准了中国内部的弱点，开始在中国东北以及其他地区加强其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试图进一步侵蚀中国的主权。虽然最终未能全部通过，这一事件却明显显示了外部势力如何利用中国内部的混乱进一步扩张其在中国的利益。
抗日与苏联的变化：赔款政策的调整
随着20世纪的深入，世界形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中被迫接受了巨额的赔款责任，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困境和国际政治的变动，德国政府最终在1932年洛桑会议中放弃了对中国的赔款索求。
类似地，俄国经历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决定放弃沙皇时期对中国的赔款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支持。
这两个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地为旧有的外债和赔款负担所困扰，这些债务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自主。
德国和苏联的决定，虽然只是国际政治巨变中的一部分，但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减轻外债负担的可能性，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政治重建带来了一线希望。
到了1930年代，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日本的侵略行动不断升级，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1937年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政府面对的内外压力空前巨大。尽管国内政治分裂，国民政府试图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同时也不得不处理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1939年，随着全面抗战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民国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停止向日本支付早先条约规定的赔款。
新中国的外交立场：断绝不平等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开启了全新的政治和外交篇章。在这个转折点上，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在与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的会晤中，阐述了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句话凝聚了新政府摒弃过去、重建国家形象的决心，同时也明确表示要结束所有殖民主义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束缚。
这一政策的实施首先体现在对外关系的调整上。新中国政府审视了历史上由清朝及民国政府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造成了长期影响。因此，新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坚决拒绝承认这些基于不平等和外力压迫下签订的条约。
面对西方列强，尤其是那些在过去利用这些条约来控制和剥削中国的国家，新中国展现了坚定和果断的态度。例如，对于英国等历史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国家，新中国政府清楚表达了不再承认任何旧条约中给予他们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治外法权等。这一做法直接挑战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此外，新中国的这一政策也被广泛传达到国际社会中。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外交互动中，新中国的代表团坚持讲述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这种坚定的立场不仅改变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传统看法，也逐渐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在具体操作中，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立场。政府组织专门的法律团队，对所有历史条约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和评估，确定哪些是基于不平等签订的，应当予以废除。
同时，新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解释新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力求通过和平而坚定的方式解决遗留问题。
朝鲜战争与国际关系的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于1950年爆发，这场战争对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次严峻的军事挑战，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考验。当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面临着是否介入的重大决策。
在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后，中国政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境作战，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介入。
中国的这一决策不仅展示了其军事力量，也是对其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考虑的体现。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特别是在如长津湖这样的重大战役中，有效地阻止了联合国军的进一步北进，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更大规模冲突。这种军事行动虽然代价巨大，但在战略上成功地维护了朝鲜半岛的平衡，同时也确保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
在政治层面，这场战争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实战演练。中国通过这一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地区安全和平的决心及能力。
战争期间及其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外交场合中积极发声，阐述其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立场，逐渐打破了由西方主导的对华政策框架。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与中国对峙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英国作为西方大国之一，率先调整其对华政策。1950年代初，英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不仅是英国对中国实力的认可，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被更多的西方国家视为一个正常的国际行为体。
随着英国的这一举动，其他西方国家也逐渐跟进，开始与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联系。这一系列的外交互动有效地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状态。特别是美国，其对中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开始显示出不可持续性。
尽管美中关系在那个时期依然复杂，但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关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讨论，尤其是在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后。
参考资料：[1]苏全有,张丹瑞.对庚子赔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8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