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如果上朝，谁应该排在第一位？

清代大臣上朝，一等公、大学士、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以及各部院堂官如何排班，谁应该站在首位？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知识点，在清代宫廷影视剧中我们是难以发现的，就是在文献史料中也很少有记载。

近来御史在翻阅《清稗类钞·爵秩类》的时候，发现了相关的描述。借着这个机会，御史就与诸位好好聊聊清代大臣班次的话题。

清代的朝会制度

清代的皇帝素以勤政闻名，每天都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基本上天不亮就要视朝。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视朝与上朝还是有所区别的。

明代时，按照制度规定，皇帝是必须每天都要上朝的，朱元璋、朱棣两位皇帝，也都十分勤政，基本上能做到每天上朝。自宣宗以后，皇帝已经做不到每天上朝，到了嘉靖以后，皇帝不临朝已经成为常态。

上朝是一个很严谨的事情，平常的日子皇帝是在乾清宫临朝，重大的节日则在太和殿。

清代皇帝勤政不假，但制度层面并没有规定皇帝每天要在乾清宫视朝。从康熙皇帝开始举行了御门听政制度，一年365天几乎是雷打不动。但御门听政相对比较随意，隆重程度不及乾清宫。

雍正时期，皇帝移居养心殿，此后皇帝每天早上都会按时召见军机大臣以及各部院堂官。所以从雍正以后，上朝制度演变为范围较小的召见。在京的中下级官员，非重大节日庆典例不早朝。

关于清代得到朝会制度，御史只是简单做个介绍，讲得不够细致，难免有遗漏的地方，但基本上就是调子。

大臣班次如何排定

正式的朝会当然还是免不了的，那么在正式的场合下，各级大臣又是如何站班的呢？

理论上来讲，在官本位的专制时代，爵位和品级是决定大臣站班的主要依据，明代时大臣上朝，首先衡量的是爵位，国公的位置肯定排在前面，然后才是品官。

清代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宗室王公不像明代那样都分封在外地，这些王公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朝担任要职。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王公的地位显然是最高的。

那么排在第一位的选手似乎已经出炉了，即亲王、郡王。不过诸王是否要上朝还要根据情况而定，因为自乾隆以后就出台了政策，宗室王公不得在朝中担任要职，既不入军机处，不分管部务。

而且亲王、郡王的数量很多，除了皇帝登基、大婚、万寿等最重要的庆典之外，常朝时规定诸王如果没有兼任差事，就无须上朝。所以，从乾隆朝开始一直到道光朝，排在第一位的不一定就是诸王。

异姓的公侯伯等高级爵位按例排在第二位，但也要分情况，如果公爵仅是拿俸禄而不当差的（此类基本上都是承袭公爵），也不必上朝；如果是身兼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公爵，按例排在诸王之后，即第二位。

公爵之下，才是品官排班。康熙时期对品官的位次就出台了相关的制度，正常情况下，领侍卫内大臣排第一，其次是内阁大学士，再次是六部尚书。

军机大臣不是品官，只不过担任军机大臣者其原职一般都是大学士或六部尚书。

按定例，兼任军机大臣之大学士排班较普通大学士前，兼任军机大臣之尚书较普通尚书前。

雍正九年，倒是出现了一个特例。当时傅尔丹很受雍正的器重，是重点培养的旗人人才。他当时的爵位是三等公，职务是领侍卫内大臣兼吏部尚书。

按照惯例，傅尔丹的班次应该排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张廷玉之前。傅尔丹这个人比较谦逊，以资历威望来说，他深知远不如张廷玉。

在一次朝会中，傅尔丹不敢排在张廷玉之前，而张廷玉深知朝廷体制，也是推辞不就。最后还是雍正下了旨，命张廷玉居前。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大臣朝会排班虽然有定制，但是个别的大臣由于资历威望以及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其站班往往也会发生改变。

大学士以下各部尚书的班次就更头痛了，因为清代的各部尚书都是满汉皆设，除了民族成分不同之外，各部尚书中还有部分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任的。

普通的尚书，按照满在前、汉在后的基本原则，同时朝会站班中，也严格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

以大学士管部者，虽是汉臣但也列在满尚书之前；如果满汉尚书都是大学士管部，那么满大学士在前，汉大学士在后。

再往下的都察院、各部侍郎、以及其他部院堂官就很简单了，按照满在前汉在后的原则排班即可。在京的武职官员，以八旗居多，不像文官那么复杂，站班以品级高低而定。

皇帝如果在乾清宫举行一般性的朝会，那么品级达到几品才有资格参与呢？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文献中没有记载。

不过到过故宫的读者应该是知道的，乾清宫正殿的面积十分有限，在京的文武官员不可能全部到场。御史大致推测，文官最少是在四品以上，武官则三品以上。至于人数众多的郎中、员外郎，应该是没有资格参与一般朝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