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世纪后期的教会日益陷入世俗化的深渊,四处横征暴敛,激起了社会普遍的抨击。另外,教会肆意参与世俗事务的做法,也引起了王权与教权的多次冲突,“欧洲涌动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教会逐渐被新兴的民族思想包围。
14 世纪,威克里夫的学术与政治经历都促使他从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士、渊博的经院学者,转型成一名致力于改革教会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主张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是抨击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与黑暗腐败,第二是崇尚《圣经》的权威,第三是主张王权高于教权。
尽管在威克里夫逝世后,他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异端”受到了极大的抹黑,所有著作都被焚毁,但他的思想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致力于宗教改革的“斗士”,他们打击罗马教会,解放民众思想,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抨击罗马教会的黑暗统治
威克里夫时代,基督教教会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罗马教廷对当时基督世界的国家依然保有巨大的特权与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层面,教会对各国横征暴敛手段层出不穷。威克里夫时期的英国教会除了被动地接受罗马教廷的剥削要求外,在神职人员的任免权上毫无发言权力,完全听从教皇的安排,可以说罗马教廷是英国教会的实际控制者。
14 世纪以来,教皇对英国教会教职的任命愈加频繁,在门特六世 (1342-1352 年在位教皇) 任职教皇期间,他对英格兰神职人员颁布的任命令多达 1600 人次,英国教会的外籍教士数量增。
这种频繁的任命使英国教会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各地主教与教士,并且交纳各种赋税来满足教上的“圣俸”。对民众而言,这些外籍教士无法让人信任,仅领虚职,却不参与民众需要的基督信仰活动。
因此,无论是英王还是百姓都看到了罗马教廷对英格兰的压榨几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英国教会日益膨大,不断向外侵蚀财富,(他们)啃啮这政府与教外人士的钱袋,使他们元气大伤”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威克里夫 1370 年左右提出要没收修道院的财产时收到了多方的赞同,没收教会财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论<圣经>的真理》一文中,基督曾禁止使徒拥有世俗私产的文字被威克里夫作为例证,他认为所有的教会神职人员都应该安贫乐道原理世俗的财富与权力,一心专注福音即可。如果教会教士无法遵守这一原则向所有人平等地传授福音,那王权必须干预管理这些教士,没收教会的世俗私产。
威克里夫的支持者既有希望自己能得利的大地主贵族,也有许多贫穷的乡村教士,他们对外籍教士的优渥待遇表示不满,认为这种悬殊的贫富差距加重了教会内部的腐败堕落。
"除此之外,威克里夫进一步主张财富与权威理应依据个人的公正而定,这一观点的言下之意是认为公正的人可以掌握一切,而贪婪的教士与教皇并没有权力掌握英国的财富与权威。这一观点受到英国贵族的广泛欢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是英国财富与权威的所有者。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普通民众也参与到对于教会敛财行为的抨击。无论是议会的“贵族院还是众议院”,都存在着一种“反教会的情绪”。人们主要的批评与讽刺对象不只是罗马教廷与教皇,还有普通英国教会神职人员,他们肆意接受世俗对象的赠与,生活作风腐败不堪,无法承担道德教化的任务。
在抨击罗马教会横征暴敛的同时,威克里夫也指出了处置没收的教会私产的方法,以及改革教会与神职人员的主张。他认为最首要的是让教会与教士远离世俗财富,这要求民众与教会的关系应该重新厘定。
威克里夫认为民众给予教会与教士的捐赠并不等于教会私产,这部分捐赠应用作教会的日常管理与使用,而民众可以对此进行监督;教会与教士为民众提供的精神救赎应该面向所有人,不能因财富多寡而有所区分,应在民众的监督下公平地主持宗教活动,传播福音。
一旦有教会或教士私自使用教会财富,那“国王、诸侯和世俗领主就可以将这些财富收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便是“对英国法律的诽谤”威克里夫强调王权对教会财产的管理,实质是反对教会的经济特权,有利于彻底根除教会腐败的经济基础,从而改变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情况。同时,教产还俗的思想也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对财富自主权的要求。
崇尚《圣经》权威
1378 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新教皇的选举中发生分歧,并很快引发了基督世界的混乱,英国支持的教皇乌尔班六世 (Urban VI) 与法国支持的教皇克莱门七世(Clement VII) 都自居正统,相互对峙。
这样的局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教皇不过是“毫无神圣的头衔”,人们的基督信仰发生了动摇。"威克里夫在教会大分裂中忙于写作《论<圣经>的真理》,从中他指出对所有基督教徒而言,《圣经》的权威才是最高权威,教会设立的传统永远无法超越基督的法则。
威克里夫对《圣经》的研究与重视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他整个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崇尚《圣经》。他主张所有基督教士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圣经》,这样才能传播福音。而对普通信教民众而言,《圣经》更是其实现自我救赎的必经之路,人人都可以平等地阅读、理解《圣经》。
教会的贪婪腐败使威克里夫认识到罗马教会早已经背离了《圣经》中的真理,他渊博的《圣经》知识使他能轻松地使用《圣经》中的经典文字批评罗马教会除此之外,他指出一切真理都在《圣经》之中,还是所有教会教令与律例的源头,既包括信仰与道德的真理,也涵盖哲学与逻辑的真理,它直接决定着人们上帝信仰的基础。
因此,威克里夫通过强调《圣经》权威呼吁每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接近上帝,而用自己熟知的语言阅读《圣经》才可以知道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动。
“威克里夫的观点直接否定了教会在解释《圣经》中的必要,他认为只要用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翻译《圣经》,那么基督信徒与上帝之间并不需要任何中间人的参与,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也只是画蛇添足而已。
在威克里夫看来,教会的真正意义与目标应当是传播福音,而不是繁复琐碎日渐流于形式化的祷告与圣礼。“他指出福音是每个基督信徒立身于世的行为准则,所以牧师与教上除了在自己的生活中践行公正清廉,更重要的是在布道时宣讲福音,对民众进行精神救赎。
至于“其他一切准则”,如其他教会指定的宗教仪式,虽然由其他教士受其制约而实行,但对福音“并无丝毫添加”。“威克里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圣餐理论”他认为所谓“只有神甫才能将圣餐中的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肉体与血液”的说法只不过是教会搜取利益的借口,而弥撒只是为了世俗目的捏造的荒诞传言。
威克里夫认为,基督作为精神实体,圣餐中“饼与酒”的物质属性在献祭过程中并不会改变,基督也不会降临这些世俗物质中。
圣餐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象征与比喻意义,基督通过圣餐的形式降临于信徒的精神世界中,从而满足信徒对基督的怀念。”威克里夫的“临在说”驳斥了基督教会传统的“变体说”,实际上否认了基督的真实存在。
这也是从侧面强调个人的精神世界“通向上帝的历程”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作为中间媒介,民众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桥梁便是《圣经》。
主张王权高于教权
威克里夫的拉丁文著作大多都是关于政教关系的论述,教廷几次对他发布的谴责令也主要是政教关系的一题,罗马教会认为威克里夫的政教观点已经偏离正统,背离了教会的权威。
威克里夫所阐述的政教关系的核心是“治权”(dominium),他认为“治权”并不是简单的所有权,因为世间一切都归上帝所有,威克里夫提出的“治权”问题本质上是在讨论“管理权”。
“威克里夫将“治权”分成“神圣治权”与“世俗治权”来讨论,前者在《论神恩统治》(De dominio divino) 中从六个方面讨论了上帝对人间的“治权”,后者以前者为模型并管理人间,主要论述出自《论世俗统治》(De civili dominio)。
威克里夫阐明的两种“治权”并不是为了关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权力关系,而是仅仅着眼于教权于王权的关系。无论是“神圣治权”还是“世俗治权”,威克里夫都提出了教会的存在必须保持其“纯洁性”的主张。
在威克里夫看来,教会与世俗君主分别在神圣领域和世俗领域行使“治权”,世俗统治者应肩负保持教会纯洁性的责任,如果教会有不忠于上帝的行为,
“君主在其王国领土内享有普遍的强制权,可以没收教会私产进行惩戒。”关于世俗君主权力的问题,威克里夫在《论君主的职分》一文中也有讨论。
但是他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在探讨君臣关系或是世俗国家的关系上,而是侧重在论述王权对教权的制约。
尤其是威克里夫写作时期正逢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与罗马教会的冲突愈发激化,他作为外交使节的经历也正是因为两者引发的财政危机。尽管威克里夫在著作中并没有提及“国家教会”这一说法,但他“王权高于教权”的主张已经纳入了后人对英格兰民族国家教会的政治构想与实践中,成为宗教改革的普遍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