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啥他们管我叫“大炮”？

话说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声称袁世凯给孙中山起过一个外号，叫孙大炮。但是唐先生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孙大炮”这个绰号确有其事，不过却轮不到袁世凯来给孙中山起，因为早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前，孙中山先生的“大炮”之名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广东的朋友们可能知道，粤语中要说一个人满口大话就是“车大炮”，而孙中山乃是广东香山人，他的早期革命伙伴自然也多是广东人；而后来他成立兴中会，在海外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并进行募捐，可这些海外华侨也大多是广东和福建人。在这些人看来，孙中山这人满嘴大话，整日空谈，许多答应好的事情都无法兑现，因此最后就给他起了 “大炮”的绰号。兴中会会员、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谢缵泰，曾经在自己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如此写过，说：

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

所以说“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与孙中山会面后私下评价他是‘孙大炮’”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老袁是个北方人啊，就算起外号是不是也要起个符合北方人语言习惯的外号啊！而且至迟在1895年的时候孙中山“大炮”的绰号肯定已经传开了嘛……但要说老袁加速扩散了这个绰号，那是有可能的。

不过言归正传，大家为什么要给孙中山起这么个有贬义的绰号呢？其实还得怪孙中山自己，因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成果吧……确实比较一般，在宣传革命的时候往往是吹得天花乱坠：这次起义条件贼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你再给我打几万！打几万咱们保管成事！

然后钱打过去，一个月后消息传来：起义失败。

比如说1908年前后孙中山领导粤桂滇三省起义的时候，写信要钱，是这么说的：

刻下有最急之需而不容缓者，有广西营勇约降之花红及铜需万余元，有云南待举之接济需万余元，有钦军之加补子弹需二万元……如能立得此数，则两粤、云南三省相连数千里之地可以同时活动……广西、云南两省一起，则钦军无后顾之忧，可以长驱进取，而东路惠潮之义师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响应，如是则南七省之局定矣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这是什么节奏？这简直就是今天不要9999不要2999，只要998，东南七省抱回家！这还不算完，后边还有更诱人的：你今天借款给我，一旦革命成功，咱们马上数倍奉还！什么？你担心我还不上？太幼稚了，要知道：

得此款，则吾军之势力可立增十倍；达此目的，则基础可固，乃能持久；一能持久，则军政府可以成立；军政府一成立，便可因粮于内地，借款于外国。此时自可左右逢源，虽数千万、数万万之军饷，国用可以无忧矣

然后起义大失败。

捐款的一看你这啥啊？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不就是车大炮吗？然而孙中山也非常不爽：你们倒是一分不差把我要的钱都打过来啊！钱不到位怪我喽？

不过不爽归不爽，毕竟掏钱的是大爷，你也没法指着别人鼻子骂娘。这之后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1911年再发动黄花岗起义，这次钱更不好要了，孙先生施展浑身解数，干脆赌咒发誓——最后一次！保管成事！再不成事我以后不跟你们要钱了！在筹款会议上他信誓旦旦地许愿说：

吾党春初广州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借此而布满于南北军界。……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是以诸同志咸认为绝好良机，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材物力以赴之也。……总而言之，捐款之义务，诸同志责无旁贷。此应请同志诸君原谅予勤劝勉之苦衷，仍当踊跃输将，以助成此最后之一着者也……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予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

这话怎么听怎么像忽悠：虽然我们又又又又又失败了，但前途那是一片大好啊！只要钱到位，你别看清军那么多人，马上都得倒戈！所以啥也别说了，我，孙文，打钱！这必须是最后一次了！信我！

同学们，请记住，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前后领导发动了十次起义，十次！一次都没成功，每次都是说得天花乱坠，然后钱给出去了——对不起，失败了，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下次再来。

所以换了是你，你会怎么想？

本来海外华人对革命的支持呢虽然有，但却十分有限。很多人并不理解孙中山这些人的行为，而革命党人的一再失败更是让他们对革命两个字敬而远之。一些革命党人甚至自己都背叛了革命，比如说长期在南洋从事募捐活动的胡汉民就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位革命同志，说是

“某姚姓华侨，本是革命同志，后来开矿发财，一跃成为资本家。革命党人认为一定会资助，就去找他请他拿出一点来帮助革命。谁知他摆出一副资本家的神情，说：“现在我的身家重了，和从前不同了。要我和从前一样跟你们干，这是不行。你们提帮助的话，另外设法吧！”

十次起义期间海外华侨一共向革命党人捐赠了62万的经费，看上去挺多是不是？可你要知道，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流落海外，组织保皇党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仅在1900年就收到了三千万两银子！

所以对孙中山来说，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恶性循环，他越是绞尽脑汁地进行革命宣传，他看上去就越像是个骗子，愿意给他捐款的人就越少；而捐款的人越少，他就越要在国内发动革命，让投资人们看到这些钱没有白白地打了水漂——起码你们还能听到个响呐！

所以到了革命的后期，很多时候都是大家知道这次起义必败但依然要硬着头皮送死——不然连个响都没有，以后革命党的名声彻底臭了就更拿不到钱了。正所谓“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只要你们钱到位，老子这命一定到位，没啥说的——黄花岗起义前夕消息泄露，在大家都主张改期或者干脆取消起义的情况下黄兴决定起义时间不变，遣散大部后“为今后继续募捐，以个人行动方式起义”。

大家劝他暂避锋芒，而黄兴则说：“展期则须避出，重入险地，乃至不易，谋之期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最后为了日后不愧对天下人，革命党中意志最坚定的一批精锐悍然赴死，发动了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烈士林觉民在起义前是这样说的：“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我肯从容就义，心之催割，肝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之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着，吾决不信也！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

孙中山日后每每回忆起这事都心疼的要命——然而那又能怎么样呢？在别人看来，你不还是失败了么？说好的“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呢？？

其实孙中山无法兑现承诺，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早期革命组织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无法克服。

早期革命党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被公推为革命领袖，可革命党人内部组织非常松散，曾经就领导权问题爆发过数次争执。直到辛亥革命为止，孙中山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其实际作用。而他本人又长期在海外从事非组织政治串联工作，对国内的一些工作了解很少，也缺乏复杂的政治博弈经验。所以后来就形成了有问题大伙都找孙中山、孙中山觉得这事很好办啊，于是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实际执行困难重重，最后大伙纷纷抱怨孙中山车大炮的沙雕模式。就连孙中山曾经担任“洪棍”的海外洪门致公党最后都因为他无法兑现承诺而跟其决裂了。洪门大佬曾明目张胆地嘲笑过孙中山，说是：

今先生大炮之徽誉，腾于内外，伟人变作匪人，先生利用洪门之技俩又出，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可难道孙中山几十年矢志不渝地进行革命活动错了么？

要知道，孙中山为了革命事业绝对是呕心沥血，连他哥哥的家产都被他给捐了，1910年孙中山一家人被迫寓居槟城的时候连每月20叻币的房租都掏不出来！一大家子人差点流落街头，最后是大伙看不过去，给孙中山家眷众筹的生活费——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硬是咬着牙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反正老子跟清政府只能留下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说孙中山在许多人眼里满嘴大话，漫天许愿，又总是无法兑现，可能确实不负“大炮”之名。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问题，相反，正是因为他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对革命充满信心，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宣传革命，鼓舞海内外同志的斗志，革命思想才能够在数年的时间里传遍大江南北，革命党人才能够在组织松散、屡遭败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他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在漫漫长夜中为中国摸索出路的先行者，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都无法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