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保卫自己又要进攻敌人：1941年中共安全体系大调整（下）

文/郝在今

1938年，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时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卡尔逊、叶剑英、周立波；后排左起：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东方大谍——调整的目的是赢取战略先机

汉奸营垒中杀出民族忠良

抗战使中国不得不卷入世界大战，中共的安全斗争也不可避免地从国内走向国际。

对日斗争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的时候，在全国各战略区设有四个分局，晋察冀边区位列第一，第一分局的主要任务正是调查日本的情况。

华北地区，正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前线。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又进军华北。日本把东北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后方，扶植了一个“满洲国”，又沿长城设置一条“国防线”，中国人出入此线要凭“护照”！

中共在东北早有地下组织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与东北组织的联系只能经过莫斯科中转。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和康生回国，东北地下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延安极其重视东北工作，专门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特派原抗联干部钟子云去晋察冀边区，设法打通与东北的秘密交通。可惜，钟子云派出的五个人，有的找不到地下关系，有的被叛徒出卖，有的还当了叛徒。日本在东北实施严密的法西斯管理，城镇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外来者必须登记，农村归村并屯，消除抗日联军的群众基础。

于是，“满洲国”就成了铁板一块，“国防线”似乎无法突破。

“国防线”可以禁绝交通，却无法阻拦思想。为了培养亲日派，日本当局鼓励东北青年去日本留学，“满洲国”大臣更把子弟留日作为时髦之举。

出其意料的是，日本的本土却涌动着马克思主义的暗流。平民子弟侯洛带头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秘密共产党员张为先组织丁宜、陈卓毅等人成立反帝大同盟。这两个爱国进步团体于1938年合并，成立东北留日学生救亡总会。

1940年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回国后，立即设法寻找中共组织，终于通过何松亭找到南汉宸。中社部指示东北情报组打入敌人内部深入埋伏，主要任务是获取战略情报，不与地方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中共东北情报组长期潜伏，谨慎行动。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密组织被日本特务机关破坏，500多人全部落网，而中共情报员只有两人受牵连，整个组织被保留下来。这个秘密情报网发展到70多人，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分布在东北的十几个地区。

这个情报组的成员大多是“满洲国”的高官子弟，其中有“总理大臣”的儿子张梦实，“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的儿子于静纯，溥仪侍卫处长的儿子佟志彬，川岛芳子的弟弟宪东，军法处长的儿子王诚、侄子王谦，哈尔滨军管区旅长的儿子孙为。民族大义胜于高官厚禄。这些官二代凭借家族关系，顺利打入军政部门，拿到诸多重要情报。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东北日本人的反战思想、“满洲国”陆海空军实力、港口机场要塞的地图、工业目标地图、东北经济状况、东北日伪反间谍情况……日本在东北的战略机密全部被送到延安。抗战后期，苏军歼灭关东军；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抢占东北，发起辽沈战役，都有这个情报组的重要贡献。

汉奸营垒中杀出民族忠良！毛泽东兴奋地说：“‘满洲国’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

这也是政策调整的成果，中共现在不但不把中间派当敌人，而且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

中共情报组织中有个日本人小组

谍报工作无非是“拉出来”和“打进去”两手，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最难对付的还是敌人的特务机关——他们也在对你“打进去”和“拉出来”！

潘汉年亲赴敌后侦察，主要活动地区是香港和上海。中共中央提拔潘汉年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专责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中央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深入第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潘汉年派女共产党员关露，相机策反李士群，打入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日本特务对汉奸并不完全信任，最机密的情报始终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潘汉年又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通过袁殊，同日本外务省驻沪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搭上关系。一家名为《二十世纪》的杂志创刊了，潘汉年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部。通过岩井的关系，潘汉年得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日本高度重视对华情报工作，1901年在中国创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地培养双语间谍。1925年，中共在这个学校中设立党支部，就地培养革命战士。1929年，中共党员王学文利用教学之机，在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批精通中文的日本学员，进入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高层核心。白井行幸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西里龙夫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长，中西功同时在满铁上海办事处和华中派遣军特务班任职。中西功不仅联系十几个在华的日本人，还秘密通联日本首相的顾问尾崎秀实。

对于这些“虎子”，虎穴里面不再有秘密。日军驻华编成、日军“扫荡”作战计划，甚至日本御前会议的记录，源源不断地被报到延安，毛泽东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日方要员”的情报。

中共情报组织里面，居然有个日本人小组！

对于外国籍情报员，不仅敢用，而且会用。这说明，中共安全体系已经具有跨国运作的能力。

安全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制敌于先

调整就位的中共安全体系，很快面临巨大考验。

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德国侵苏，日本想必配合，日本的战略动向当即成为世界情报界关注的焦点。

北进危险大！斯大林紧急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磋商，要求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莫斯科要求延安派八路军进军东北牵制日本关东军。

八路军北上？日军刚刚发动五一大“扫荡”，八路军根据地损失惨重，此刻再北上攻击关东军经营十年的筑垒地域？朱德认为，那是劳师远征，兵家大忌。王明立即指责，援助苏联是中共必须遵守的国际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不宜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日蒋早有默契，日军北进，蒋介石就逼迫八路军北上黄河，逼迫新四军北上长江。这“三北政策”中共不能中计，可又怎么说服斯大林呢？毛泽东下令八路军前方总部以破路行动干扰日军，同时要求情报部门迅速查明日军动向。

形势不等人！1941年9月3日德军围攻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强烈要求八路军出兵南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连续决定四项情报方针，两次致电华南情报部，要求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提供战略情报！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军部表态不惜对美一战。

日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南进方向，立即被中共拿到情报。这次御前会议连正式记录都没有，可尾崎秀实还是拿到了消息。

可莫斯科还是不放心！10月6日德军总攻莫斯科，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质问毛泽东：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王明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太左、自我孤立！10月10日，潘汉年报告日美谈判有破裂迹象，日本即将在太平洋开战！

延安此刻面对的危局，其严峻程度远超当年的井冈山。毛泽东此刻的安全视野，也越出中国的大小山头。毛泽东阅读中情部的《敌情通报》，判断国际动向对中国的影响。

10月18日，日本政坛变局，近卫内阁辞职，东条内阁上台。军人组阁，堪称战争内阁，又是以主张北进的陆军大臣为首相！斯大林宣布，10月20日莫斯科戒严。

国际国内都判断日本北进，毛泽东却作出相反判断。

毛泽东于10月18日当天致电重庆，征询周恩来对日本政局的看法。10月20日，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现在莫斯科危急，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关键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内，南进可能性更大。同时，急电潘汉年，核实南进日期。

10月18日，佐尔格在东京被捕，苏联的情报渠道中断。10月29日，“军统”上海站被破坏，蒋介石的情报渠道也断了。

毛泽东这边，却是多渠道并进，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军委二局在陕北架设大功率电台，时刻侦听跨国电讯；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香港、东京三地安钉子，随时侦察日本动向；周恩来在重庆渗入国民党特工部门，阎宝航拿到日本密码情报。日本籍情报员中西功冒着被捕的危险潜回日本，就地侦察大本营决策。

不只多渠道，还有全类别。毛泽东拿到的日本情报，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全面而深入。战略动向，那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轨迹，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即使陆军想北进，可北进能拿到战略物资吗？橡胶和石油都在东南亚，你不想南下也得南下。日本海军的油料数字表明，日军不但要南下，而且刻不容缓！

狡猾的日本，也要搞战略欺骗。到了11月，日本仍在释放不会南进的信息。日本特使来栖赴美谈判，这名特使和罗斯福有私交。关东军进行特别大演习，显示北进的可能。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斯大林红场阅兵，莫斯科进入决战时刻。

同日，毛泽东发表广播演讲：“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正在准备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

同日，中西功查阅11月6日满铁《编内参考》：来栖大使今日赴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期。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确定：日本将于12月7日在太平洋开战！

中日情报员联手侦察，东方大谍在国际情报竞争中领先了。

毛泽东将明确的战略判断通报斯大林，斯大林赶紧把东线防御日军的20万大军调往西线莫斯科。

中共和国民党都把日本南进的情报转给美国，可惜美方不予采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对中国又有何好处呢？日军南进逼迫美英参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际压力又使蒋介石不敢在国内大搞摩擦，中共的国内外处境大为改善。毛泽东迅速决策：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发展敌占区工作，以待敌军之敝。

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就能步步主动。在1941年这个举世震惊的年头，中共却能站稳潮头，且地位持续上升，成为全国性大党。

安全工作当然要防范突然袭击，当然要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是，这防范和应对毕竟是被动状态。安全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制敌于先，先敌侦获情报，先敌部署行动，一句话，赢取战略先机！

中共的安全工作为什么能走强？这和安全体系大调整密切相关。

1941年一年间，一次皖南事变吃大亏，两次中央安全机构大调整，三次国际战略情报大胜利，中共的安全工作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大步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需要注意的是，1941年初，美国和苏联的情报部门都分置于陆海空军，缺乏中央级别的顶层综合部门。待到吃了大亏之后，美苏两国才开始进行安全体系的调整，苏联的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

从1941年到1949年，中共的安全体系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有效地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大战的胜利。即将执政的中共，又开始了新的安全体系调整，将党的形式转为政权形式……

全文完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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