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的一天,传言是“毛主席的亲外甥女”陈国生忽然找不见自己的儿子了,她找遍了孩子可能去到的任何地方,甚至花钱请来了捞尸队,在河里搜寻了一天一夜,也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迹。
而此时,焦急万分的陈国生万万想不到的是,年仅9岁的儿子竟然已经坐上了前往武汉的渡船,想要乘坐火车去北京,找自己的“外公”毛主席为自己的母亲陈国生洗刷冤屈。
那么,区区9岁的孩子,仅凭一己之力该如何见到毛主席呢?他欲为母亲洗刷“冤屈”指的又是什么?
一、无凭无据引来流言蜚语
1951年,陈国生曾受到中央的邀请,带着孩子来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在当时,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握手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回乡之后,陈国生自然也向村民们好好炫耀了一番。
只是,当时由于行程过于匆忙,陈国生忘记与毛主席合照留影。没有照片,陈国生嘴里即便说得天花烂坠,村民们却始终对她“伟人外甥女”的身份保持着怀疑。更有好生事端者嘲笑她说:“你既然喊毛主席为舅舅,为何不去北京享福,却要在这穷乡僻壤生活?我看啊,你就是吹牛!”
因为拿不出与伟人的合照,陈国生的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能承受着他人的讥讽与嘲笑,百口莫辩的她,心中难免有些委屈。
那么,陈国生到底是不是主席的外甥女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陈国生的母亲开始说起。
实际上,陈国生是主席妹妹毛泽建的养女。
1905年,毛泽建在韶山出生,家庭条件在当时十分不好,父亲没有劳动能力,母亲还患有严重的眼疾,视力很差,在这样的家庭里,毛泽建经常饿着肚子。毛泽建的母亲眼看已经无力养活自己的这个女儿,于是,便将毛泽建过继给了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刚来毛家时,毛泽建还没有名字,家人们一直都以“菊妹子”称呼她,而“菊妹子”对陌生的新家庭也十分害怕,她害怕自己在这个家里会挨欺负。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后,“菊妹子”发现自己原先的担心完全多余了,毛家三兄弟对自己百般关照,尤其是“三哥”毛泽东,不仅时常给自己讲故事,还给自己取了好听的名字——毛泽建。
此后,在三哥的帮助下,毛泽建得以进入到长沙的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知识,在这里,毛泽建受到了很多进步青年的影响,逐渐找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从韶山出来,毛泽建的眼界就一点一点被打开,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女孩,蜕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她有幸进入到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功入党,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毛泽建跟随着三哥的脚步,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中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陈芬。
陈芬是湖南第三师范的学生领袖,家庭情况跟毛泽建差不多,虽然比毛泽建大两岁,两人却一见钟情,就此私定终身。
1925年,两人在湖南办了婚礼,正式结为了夫妻。
由于事业繁忙,婚后的两人没有第一时间便考虑生孩子的问题,恰逢此时陈芬的姐夫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陈芬的胞姐也在此后被国民党通缉,姐姐害怕女儿在逃亡途中夭折,便索性将其过继给了弟弟陈芬。从那以后,本是“舅母”的毛泽建就变成了陈国生的“养母”,而毛泽建也像亲生女儿一样给予了陈国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只是,在当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者的幸福总是甜蜜而又短暂的。1928年5月,毛泽建夫妇在行动中身份暴露,双双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审讯过程中,陈芬英勇就义。
此后,身怀六甲的毛泽建虽然在红军部队的营救下逃出生天,最后却因种种原因再次被捕入狱。
被捕后,反动派曾给毛泽建两个选择:一是供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藏身之地,登报自首;二是继续抵抗,杀头赴死。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毛泽建的革命意志没有丝毫的动摇,没有向敌人透露关于党组织的丝毫情报,敌人一怒之下将其残忍杀害。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反动派执行了枪决,时年24岁。
毛泽建牺牲后,陈国生被送去了外婆家抚养,为了逃避反动派的追杀,陈国生此后开始隐姓埋名,一直低调地生活着。
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在回老家探亲时意外得知了自己姑妈养女还活着的消息,此后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毛岸英这才找到了陈国生的下落。
被组织找到后,陈国生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而在回信中,主席则亲切地称呼她为“贤甥”。从这议点看,足以证明两人的亲戚关系。写信认亲后,主席第一时间就向陈国生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够来到北京与自己见上一面。
怀着激动的心情,陈国生跟着文运昌等人一起到北京等秘书田家英安排与主席会面,由于时间紧张,陈国生忘记了和主席留个合影,也正是因为这个疏忽,在后来为陈国生带来了一系列苦恼。
从北京返回老家后,关于“陈国生吹牛皮”的流言蜚语在村子里变得越来越严重,陈国生常常因此事而伤心落泪。
村民对于母亲的讥讽让当时只有9岁的宋阳正十分愤怒,为了给母亲“洗刷冤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悄然而生。
二、不远千里,只身赴京
1953年8月初的一天,母亲陈国生让儿子宋阳正去镇上的银行取十块钱回来,她的这条指示反而让宋阳正得到了实施自己计划的机会,他连忙跑回屋子里,换了一身干净板正的衣裳。陈国生见儿子换了身干净衣服,心中还觉得奇怪:就是去趟银行取点现金,至于拾捣得这么正式?
可她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取完钱之后竟然只身一人直接踏上了赴京之路。
渐渐地,天色变得越来越黑,在家中的等待儿子回家的陈国生却始终也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她不由得担心起来。
当天晚上,陈国生找遍了村子里的每个角落却始终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此时,她开始着急,紧忙找人帮忙寻找儿子。
第二天,陈国生怀疑儿子可能在河边玩耍时失足溺水了,于是,她带着一大帮人找到打捞队,可打捞队在河里搜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发现宋阳正的踪迹。
正当陈国生为了找儿子而急得抓心挠肝之时,宋阳已经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达到北京后,宋阳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名叫“田家英”的人。
原来,宋阳正曾听母亲反复提起过这个人,当年母亲进京见主席时,就是这个人负责接待的。
作为毛主席的贴身秘书,田家英的大名在北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于是,当天晚上,年仅9岁的宋阳正就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来到了田家英的家中。
见到田家英后,宋阳正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来找外公毛主席的,叔叔你能让我见他吗?”
宋阳正告诉田家英,自己是毛主席外甥女陈国生的儿子,自从上次来到北京见过主席之后,村里的人就一直冤枉母亲是“骗子”,自己这次来北京就是想让外公为自己的母亲洗刷冤屈,顺便让外公把自己送进北京的学校念书。
清楚小男孩的身份之后,田家英立刻给远在千里之外的陈国生写了一封“平安信”,好让陈国生清楚儿子的安危与下落。
第二天,田家英就把宋阳正的事情报告给了主席:“主席,陈国生的儿子到北京了,是自己独自来的,我看他一路风尘仆仆的,像是受了不少罪。”
主席听后立刻就意识到,此时的陈国生一定焦急万分,于是嘱咐田家英:尽快将孩子送回去。
说完,主席紧接着就拿起了笔,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外甥女”陈国生写一封亲笔信,并且在信中还给陈国生夹带了一百元钱。
主席为何要给陈国生一百元钱呢?
原来,主席在得知陈国生的状况后,特意从稿费中拿出了一百元钱,资助陈国生的儿子去买文具、买衣服。主席虽然身为国家元首,拥有很大的权利,却从来不会以此为自己的家人、亲朋们“走后门”,宋阳正想要让主席将其安排进北京的学校念书,一来,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二来,北京当时的学校还比较少,宋阳正的转学事宜不好安排。所以,主席自掏腰包拿了100元钱,希望这些钱能够给陈国生以及她的孩子带来一些帮助。
在这之后,宋阳正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以及那100元现金,坐着政府安排的专车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当政府的专车停在陈国生的家门前时,周围的村民们便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当他们看见从这车里下来的是宋阳正时,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此前一直说成是“骗子”的陈国生,竟然真有非同一般的身份。
此后,政府的工作人员将信件与现金统统交到了陈国生的手中,并且祝福她道:“主席邀请您再到北京见他一次”
三、与主席合影
1955年6月7日,陈国生跟着主席其他亲戚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再次遇见了自己的“三舅”毛主席。
见到陈国生主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问她一个月能挣多少,够不够家里的六个人开销。得知夫妇俩人一个月只有80块钱的收入,主席便在私下里告诉助理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困难户的标准。
此后,助理将情况反映给了有关部门,相关部门的领导经过考虑,决定一个月多给陈国生一家20块钱的补贴。
寒暄了好大一会儿,主席带他们在家里吃饭之后,还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结束后,大家纷纷告别,可陈国生迟迟不走,想着无论如何要跟主席合个影。看见陈国生欲言又止的样子,主席和蔼地询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其说。陈国生见状,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主席,上次拍照,我不在这回来,我一直想着要弥补这个遗憾,想跟您合个影,留个纪念。”
主席很爽快地便答应了陈国生的请求,就这样,陈国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张珍贵的照片不仅是一份荣誉,也是证明自己身份最有力的证据。
这次回去,陈国生再也没有到过北京,虽然与主席很少见面,但是,主席的关怀他一直记在心里,每次想来都历历在目。为了让陈国生过得好一点,毛主席每年都会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200块钱给她寄过去。
1990年,陈国生在采访时被问到与主席的关系,担心会带来什么麻烦。陈国生认真地告诉他记者:“毛主席值得所有人敬佩,之前几次见面,主席亲切地称我为外甥,每次都会问我家里的情况,给予我生活上的关照。但我其实并不是毛家的人,跟主席也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主席对陈国生一家的关怀,是她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从始至终,她都没想过,因为这个关系去沾什么光,包括自己的孩子,都教导他们要向主席看齐,行为作风要向主席学习。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亲朋旧故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请求,毛泽东以高超、巧妙的方式予以处理。
在对待亲情、友情、乡情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将原则性和人情味有机地结合,对党的各级 领导干部起了引领示范作用。
从陈国生与其儿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友情、乡情的问题上,方法是极其高超的,方式是极其巧妙的,既体现了我们党的原则和态度,又照顾了求助者的心绪和颜面,将原则性和人情味有机地糅合在了一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是毛主席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