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宋子安逝世，临终前特为二姐留下遗嘱，宋庆龄哭着至死不接受

宋庆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手足亲情置身之外。由于和姐姐、妹妹以及三个弟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因此，宋庆龄不管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她的晚年生活都尤为孤独。

宋庆龄

晚年的她尤为渴望亲情，但她对家人的召唤却并未得到丝毫回应。但事实上，尽管他们相隔千里，但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毫无感情，毕竟，亲情是血浓于水的。

在兄弟姐妹几人中，她最挂念的还是三弟宋子安，1969年，宋子安逝世后，特意为姐姐留下了一份遗嘱。许久未曾得到家人关爱的她不由得嚎啕大哭了起来，但这份遗嘱她却至死都没有接受。

“我不快乐”

1963年4月，当春风吹进北京宋庆龄家中的后花园时，宋庆龄已经70岁。

这年夏季，宋庆龄在新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第一是为了庆祝他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第二就是为了邀请朋友们在新居相聚一叙。这天，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到场祝贺，大家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20世纪50年代，宋庆龄经常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当时她在北京的居所位于方巾巷，那里环境条件不是很好，道路狭窄。为此，政府决定为她修筑一幢新住宅。

宋庆龄

对此，宋庆龄却一再拒绝，她认为现在正是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所以也谢绝了多次。一直到1960年，政府安排她住进了西河沿居所，但由于房屋潮湿，让她犯了关节痛。

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而她也需要经常在居所会见外宾，所以中央决定破例为她新建一处住所。

于是，刘少奇请夫人代写一封信到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但她仍旧回绝，她在回信中说道：“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所以她在信中表明，自己不愿意再搬迁住所。

1962年，党和政府决定让周恩来，在北京后海北岩一座荒芜的旧曰王府开辟一处花园，为宋庆龄修建一座寓所。第二年春天，宋庆龄搬进了新居，而这里也成为她生命最后的安居地。

北京宋庆龄故居

虽然她心中非常不安，但这处寓所也让她十分惊喜满意。

不过，宋庆龄也曾在给一位美国朋友格雷丝·格兰尼奇的信中说道，政府给她拨了一个旧曰王府给我做寓所。而溥仪正是在这里出生的，院子有小溪环绕，后花园有着多种多样的树木。

“……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宋庆龄在这里提到的“不快乐”，除了在信中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也有些浪费，而在这背后却暗含着她对亲情家人的渴望。

宋庆龄故居

因为身边没有家人的陪伴，宋庆龄便将身边的工作人员视为亲人。隋永清是宋庆龄的警卫员隋学芳的孩子，她回忆，大家谁有了孩子都会抱给她看一眼。

当然一生没能生育的宋庆龄也非常喜欢孩子，当隋永清被抱到宋庆龄面前时，不但没哭反而还对着她笑了，这让宋庆龄开心得不得了。

晚年的她尤其渴望家庭的温暖，隋永清刚刚讲话时，每次吃饭前宋庆龄都会把她领到宋庆龄母亲的画像前，让她对着画像说：“婆婆吃饭了。”隋永清也乖乖地喊老夫人为“太太的妈妈”。

第二天吃饭前，宋庆龄又把她领到画像前，隋永清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于是便脱口而出“这是妈妈太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宋庆龄和隋永清

宋庆龄却非常喜欢这个称呼，直言这个称呼太可爱了，以后小孩子都叫我妈妈太太吧。就这样，从那之后“妈妈太太”就成了隋永清这些孩子们对宋庆龄的称呼。

而隋永清也一直陪伴了宋庆龄24年，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据隋永清回忆，晚年的宋庆龄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桌子前，双手放在拉开的抽屉里摆弄着什么，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有一天，宋庆龄和隋永清叫过去，将抽屉里的一本珍藏着家人照片的相册翻开后，隋永清才知道，她是在思念家人。

生活中的宋庆龄几乎甚少佩戴首饰，她将祖母传下来的绿松石戒指、发髻，以及母亲送给她的钻石别针等都一直珍藏着，甚至连父亲送的酒也珍藏着。

自从参加革命后，宋庆龄脱离了家庭，所以晚年的她十分向往紧密的家庭关系，思念着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

时代背景下的亲情

宋氏家族作为名门贵族，宋家三姐妹和三兄弟一出生相亲相爱，互相之间感情浓厚。由于宋耀如的教导，一家人从小就受到了一种家庭的亲情熏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六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

三姐妹中，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感情会更深一些，两人年龄相差不多，而宋美龄在读书时期也始终跟随着宋庆龄，因此，在那段时期，宋庆龄格外照顾这个小妹。

宋氏家族

后来，宋美龄又跟着二姐一起去美国读书，在这里，三姐妹一起求学，宋霭龄回国之后，宋庆龄仍旧担负着照顾宋美龄的责任。

直到1913年，宋庆龄学成归国，宋美龄这才担任宋子文的监护人。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看出，宋家子弟都是互相帮助，不管在哪里都是一家人。

当然，宋庆龄对小妹多年的照顾也有了回报，当全家人对自己的婚事表示反对时，唯独这个小妹站出来支持自己，甚至还对二姐的举动表示钦佩羡慕，她认为二姐既然要做孙中山的妻子就要拿出更大的勇气。

宋庆龄

小妹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宋庆龄在众人的压力下感觉到一丝轻松。所以，在婚后宋庆龄也与小妹分享着自己婚后的生活，从未有这样快活过。

1917年，随着宋美龄的毕业回国，宋家顿时热闹了起来，气氛也和谐了起来，三姐妹和三个弟弟围绕在父母身边，八口之家合拍了唯一一张全家福。

宋庆龄和三个弟弟同样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宋子文在哈佛大学毕业，1923年在二姐的邀请下来到了广州，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被任命为军政府大本营的英文秘书，之后也被赋予重任。

在二姐的帮助下，宋子文顺利进入政坛，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宋子文

宋子良一样也是靠着二姐的引荐下步入了政坛，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和宁汉合流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出任上海会文局局长等职。

虽然因为宋庆龄的婚事家中出现了不少纷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中的气氛也开始缓和，大家对宋庆龄的爱丝毫没有减淡。

宋霭龄作为大姐，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后，便将宋庆龄在美国的化名作为孩子的英文名，对此，宋美龄是非常开心的，当时，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亲情的温暖时刻围绕在宋庆龄的周围。

然而，这样的氛围却在1927年被打破，随着局势的波谲云诡，宋家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宋庆龄和全家人站在了对立面。这一年，随着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婚，也让宋庆龄对这个家失望不已。

蒋介石和宋美龄

处境艰难的她选择出访苏联来进行社会考察。

尽管宋庆龄和全家的立场背道而驰，但在那期间，却依旧能感知到宋家兄弟姐妹的血浓于水的亲情。

宋子安1926年赴美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1928年毕业时，正值宋庆龄旅欧时期。

宋子安牵挂着二姐，于是在毕业准备回国时，特地转到德国来看望她，住在了宋庆龄的寓所中，他们一起去了巴黎还去了维也纳。宋子安陪伴了二姐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才回到了上海。

1929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时，宋家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也将姐姐从国外接回了国内，之后又有姐妹和弟弟参加了奉安大典。

对于蒋介石，宋庆龄表明了她既不合作也不屈服的态度。

尽管在道路选择上，昔日的两姐妹针锋相对，但作为妹妹，宋美龄还是在暗中保护着二姐，多次托话宋子文：“请转告戴笠……要是听到阿姐遭到什么意外，我可不依……”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三姐妹也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参加抗战救亡活动。1938年，宋家三姐妹在香港携手亮相，烙在了历史的记忆。

如此说来，虽然宋家姐妹面子上过不去，但私下里她们还是有着一致的抗战思想的，在外敌入侵时，也能冰释前嫌，迅速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这就是宋家之间最坚固最质朴的亲情。

宋子安

不过，在兄弟姐妹中，最让宋庆龄感动的还是最小的这个弟弟宋子安，而他去世后的一份遗嘱也让宋庆龄破防大哭。

宋子安的一份遗嘱让宋庆龄至死不接受

相比宋子文，宋子安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反而更关注家庭之间的团结。就连蒋介石都曾说他是“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赞美的话，但很显然宋子安对蒋介石没有丝毫威胁。

对于家族的分裂，宋子安是最痛心的，却又无能无力。

宋庆龄和宋子安

1938年，李云来到宋庆龄家中做客，宋庆龄告诉他，三弟昨天去看她时对她透露，宋美龄来到香港，告诉他们任何事情都不要告诉宋庆龄。

当然宋庆龄听后也非常生气，于是便对他的小弟说道：“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也不要听。”后来，宋庆龄还说道：“子安是和我比较好的，他还来告诉我一点消息。”

宋子安、宋子文和蒋介石

1949年下半年，宋子安开始定居在美国旧金山，但仍然来往于旧金山和香港之间。从1954年起，至1966年，宋子安探望宋美龄和蒋介石高达11次。也受到了宋美龄的热情接待，而他也促成了宋子文在1963年的访台。

对于宋子安来说，家庭的和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也充当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调节剂。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鲜少见到家人，但却始终惦记着这个最小却最贴心的弟弟。

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多次见到宋庆龄，而宋庆龄也总会向他询问宋子安的情况，还让他给宋子安带口信：“他的二姐非常想念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跟他见一面。”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宋庆龄不便去美国，所以希望宋子安能回来看看她。但没想到，却等来了弟弟逝世的消息。

1969年2月25日，宋子安来到香港参加广东银行开幕，却在当天因为突发脑溢血而身亡，享年62岁。宋霭龄和宋美龄也来到旧金山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

而宋庆龄却是无意中在一本外国杂志中得知三弟逝世的消息，后来她亲自拟了电报发了出去。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紧张，所以宋庆龄在发送电报时，还专门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特许。

后来，宋庆龄也收到了律师的航空邮件，告诉他宋子安给他留了一份遗嘱：接受属于她的遗产。

而这份遗产是倪太老夫人去世后留给兄弟姐妹的遗产，其中也有宋庆龄的一份，当时因为和兄弟姐妹的分歧，宋庆龄并未接受这份遗产，最后只得由三弟来保管。

宋子安一家

宋家分配的这份遗产，大概有60多万美元。然而，当宋庆龄得知三弟的遗嘱后，失声痛哭，痛心不已，哭着不接受。而这份遗产，宋庆龄最终也没有接受，将其全部留给了宋子安的子女。

当中美建交之后，宋庆龄主动联系上了宋子安的夫人胡其英，希望能够得到弟弟的照片。

而胡其英也自然知道姐姐思念弟弟的这份情谊，在寄去的十张照片上，特意用钢笔写上了照片说明。同时，还向姐姐交代了他们的儿子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以慰藉宋庆龄惦记他们的心。

当宋庆龄收到这封信时，已经距离弟弟逝世整整十年，她拿着这些照片，感慨万千，在思念弟弟的同时又痛心自己最终也没见得上他最后一面。

宋子安

看过照片后，她立即给杨孟东写信，说明了自己对三弟的思念：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眼泪。”

剪不断的手足情深，割不断地血脉相连。宋庆龄一面怀念着弟弟，一面将他的照片放在床头翻来覆去地看，她将自己对家人的全部情感寄托于宋子安，不间断地思念也让她的身体状况陡转之下。

一年后，宋庆龄便在北京逝世，惦记着宋庆龄的胡其英也从旧金山发来了唁电：“对我丈夫的姐姐逝世谨表示诚挚的哀悼。”

在宋氏家族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亲情。亲情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嘱咐，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是“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来”的思念，然而却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守候。即便他们都已经逝去，但这份亲情将永久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