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国军垦惆怅——黔地屯堡（三）

六百年，无疑仅仅是历史长河的一朵浪花，然而，花开花谢弹指一挥间，大明帝国灰飞湮灭，倒是遗落山野的屯堡，使今人沐浴帝国余耀，看到一个王朝离去的背影。

难以想象，历经三百年明朝军垦磨合而成的屯堡文化，如何穿越封建禁锢至严的清朝三百年的文化壁垒？如何抵抗外部的文化侵蚀？孤立无援，独自跋涉的岁月，何以坚守三百多年？

一切有待翻开屯堡史卷，寻找真相。也许，事实随时光而逝，给历史留下大段空白，但纵使千头万绪，也会有两个篇章着墨其上。

于生命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文化与此息息相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往往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状态，更深一层来说，要保持一种文化形式的持续，首当其重是生成这种文化的土壤——生产方式的存在。贵州，显然有着适合江南水稻农耕生产的自然环境。屯堡文化，毫无疑问，根植于长江流域水稻耕作生产方式的土壤里。几千年历史的江南农耕方式，不仅落地黔南、黔西南等地，还开花结果，并影响周边地区的农业。自然，文化与之相随。不难想象，先进的经济模式和文化优越感，足以使屯堡人傲视遗立，而彼时，黔地民族虽生产落后，但其文化却有着强烈的自我认知和个性色彩，轻易不可能异变，屯堡文化的力量也远远达不到扩张的地步，或者是，因为优势，反而故步自封，保守起来。于是，屯堡文化在相对封闭的孤岛独自繁衍。同是军垦途径，屯堡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明王朝的江南文化模式在其它地方可能就没如此幸运了。拿河西走廊明长城沿线来说，明也曾在那军屯，然时至今日，不是人去堡亡，就是即使还有人居住的城堡，基本上都是后来迁入者，王朝气息荡然无存，永泰古堡就是明证。再拿山区的临潭新城来说，其曾是屯军重镇，除从少数居住在那的汉族人口语用词和一些节日习俗可知新城和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外，已成不了气候，居住新城的回族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文化无处不在。要知道河西和新城的屯军，大多来自江南人烟稠密的地方，然而，地理气候使然，面对河西的游牧和新城半农半牧，且农只能种麦子的生产方式，不用讲都不如贵州种水稻得心应手，更不要说有所作为了。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文化方式的存亡。

文化自然和人有关，贵州屯军人员的数量定是不在少数，而且堡与堡距离适当，方便联系，确保屯民自我繁衍，否则，象河西的屯堡人烟稀少，堡与堡距离遥远，何来联姻生育的基础？如果人没了或变了，文化之皮焉附？

贵州屯堡一叶飘零，却令人庆幸，如同承载往事的孤舟逃过历史浪潮冲击的波涛，使后人能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捕捉积弱帝国的军垦遗存。夹缝中漫长的生存和坚持，无疑和战争无关，恐怕在帝国灭亡前夜，屯堡就放弃了战争，那些与军事有关的一切，日积月累成了习惯，成了生活方式。若不，大清入关，吴三桂的铁骑早把区区屯堡荡平！若不，康熙与吴三桂的对决，屯堡岂能偏安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