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的一个下午，国民党的“文字大秘”陈布雷被戴笠带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陈布雷看到蒋介石满面阴云地坐在办公桌前，就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于是赶紧摆出一副庄重的表情来。
蒋介石指着桌上的那份报告，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先看看这份报告。”
陈布雷不敢怠慢，赶紧拿起来详细阅读。
他发现这份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写的《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毛泽东的笔力自不必多说，内容更是干货满满，讲述了在日军侵华的大背景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且评论了其对中国革命的全面认识。
陈布雷当然早有耳闻毛泽东的文笔何等厉害，蒋介石也是很清楚的，他只是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做。
看到陈布雷的表情，蒋介石神情严肃地说道：“你觉得这份报告写得怎样？”
陈布雷当然知道蒋介石，他是多么痛恨毛泽东的。
他赶紧这样说道：“从政治角度看，共产党观点与我们分歧很大，无法尽然苟同。但从文字能力上说，此报告说理透彻，笔力深厚，不失为一篇佳作。”
听到陈布雷这样夸赞毛泽东，蒋介石又指着桌上的小册子悠悠来了一句：“你知道这些书是怎么说毛泽东的吗？”
蒋介石的言外之意陈布雷听明白了，那他该如何回答蒋介石的问题？而蒋介石此时把陈布雷叫来，又是希望陈布雷为他做些什么呢？
青年名笔陈布雷
陈布雷很早就成为了上海《天铎报》的著名记者，当时他的文章大受好评，写了很多拥护辛亥革命的文章，备受国民党革命人的钦佩。
在那些文章中，我们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陈布雷对革命的热情。
随后，他还翻译了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起草的英文版《对外宣言》，可以看出当时二十几岁的陈布雷在上海文坛拥有何等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报业笔耕十年有余的陈布雷看到了国共两党进入第一次合作，联合北伐的时候，情绪是非常高涨的。
当时他已经是《商报》的编辑主任了，孙中山评价他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影响力，“可称为是忠诚的党报”。
在那时，陈布雷发在报纸上的诸多观点，是与共产党的主张基本相符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萧楚女还公开赞扬过陈布雷的工作。
北伐胜利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点墨，在文学范围内无法与共产党正面交锋。
他最开始是打算找国民党内部的陈训正为自己服务。但他很快发现，他请不动陈训正，而陈训正也顺水推舟向他介绍了陈布雷。
这次蒋介石小心多了，他知道陈布雷号称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之一，不容易接触。
他请了邵力子前往上海，亲自面见了陈布雷，在邵力子的百般劝说下，陈布雷终于还是放下了身段，正式投笔从政。
蒋介石能够成功迈入权利的核心圈，陈布雷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
他利用自己的文笔，在各大文刊发表了很多有利于蒋介石的稿子。这些内容让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进步人士默许了蒋介石的壮大。
人生高光的抗日岁月
面对日军侵华，陈布雷是尤为痛恨侵略者的行为，但他的文笔却不能为之所用。
自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开始，蒋介石就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
当时这些政策惹得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作为蒋介石的主笔，陈布雷必须抚平这些反对蒋介石政策的声音，所以当时他的文章多以站在蒋介石一面发表。
在“918”事变之后，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也正是那时，蒋介石与陈布雷在办公桌前，讨论起了毛泽东的一本本抗日小册子。
蒋介石并不相信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己主笔所写，坚定地相信毛泽东背后的智囊在起作用，而他必须依靠这位曾经的报业四大主笔，来为自己增光添彩。
实际上，陈布雷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他的文笔被限定在了传播国民党消极避战的内容上，再优质的文笔也无法修饰苍白无力的诡辩，注定了他的文案不会得到更多的青睐。
而本文开篇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1936年1月，戴笠再次把陈布雷喊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面对蒋介石的诘问，陈布雷十分的为难。
当时陈布雷的文章已经很难被拿出来讨论了，因为内容大多陈词滥调，格局小且缺乏立足点。反而是毛泽东的文章有理有据，更显立意高远。
当时，蒋介石把几本小册子丢在桌子上，大声对陈布雷说道：“这几本小书，把道理说得头头是道，让看过的人马上就能知道，他毛泽东是个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毛泽东身边有高人啊！”
陈布雷拿起这些书来看，却发现这些小册子其实都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所写的东西。他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拿毛泽东的稿子去看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
原来蒋介石一直都不相信毛泽东能有这样的文笔。
在他的眼中，这些都是毛泽东身边的文秘为他所写，就像是陈布雷为自己做的事情一样。殊不知，毛泽东的笔力从来都是非常可怕的。
当年的《沁园春·雪》曾经在国内受到追捧，蒋介石一样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自己所写。而就算是陈布雷，也无法望其项背。
陈布雷的窝囊日子，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经过了“劝导”之后的蒋介石，终于转头开始统一抗战。
此时的陈布雷大受鼓舞，发表了很多优质的文案，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由蒋介石主讲，陈布雷代笔的对外演讲上，蒋介石对着话筒说出的那句：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职……”
蒋介石的这番演讲，提振了国民党的抗日热情，也点燃了陈布雷的希望。
此后陈布雷就抗日议题不断发文，多年之后，陈布雷最喜欢的还是蒋介石的那篇演讲稿，按照陈布雷自己对其评价，是真正的“笔落惊风雨，文成泣鬼神”。
那不但是他凝结了民族情怀的作品，更是他自日军侵华以来，憋闷在胸中的不吐不快。
此后，蒋介石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进行抗战演讲，其演讲稿也多是陈布雷所写。
那些演讲稿在掌声雷动中一次次结束，却只有陈布雷先生自己知道，那些慷慨陈词的背后，主讲人蒋介石又有几分抗日的真心？
解放战争里的违心
日军投降之后，蒋介石就再一次让陈布雷感到了不适。
陈布雷非常乐于看到战争的结束，但当他看到自己拟定的中方受降名单里，唯一的共产党人朱德名字被抹去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失望的神色。
陈布雷这样提醒蒋介石：“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没有，恐怕不好对外界交代吧？”
“让朱德待命就行了。”蒋介石并没有同意陈布雷的说法。
共事这么多年，陈布雷清楚蒋介石的心气，所以在长长的受降名单里，只给中共一个名额。但他也没想到，蒋介石能把事情办得这么绝。他回去之后与家人这样评价蒋介石：
“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恐怕以后会弄巧成拙……”
聪明如陈布雷，知道蒋介石这么做是不行的。
此时的陈布雷依然在感怀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在如此情况下，还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出了《中国之命运》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陈布雷高举蒋介石的理论，坚持中国只能依靠“一个主义和一个政党”，而这个主义就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党也只能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的呼声尤为巨大，蒋介石的独裁之心却是路人皆知。
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来到重庆的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小震动，各种爱国名流和文人雅客都去和毛泽东交流座谈。
为了防止中共在重庆影响更大，陈布雷一会儿要做各报社的工作，要求他们以政府通稿的方式报道中共的出行，一会儿又要为蒋介石的演讲稿通宵达旦的写作。忙碌之余，他依然感慨中共的工作热情和思想定力。
面对一条条苛刻的要求，共产党的百般让步不但没有让陈布雷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如芒在背。他知道双十协定本来就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能够接下这么一招。
内战爆发之后，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失望进入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喉舌，眼看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四大家族疯狂敛财，他再也受不了蒋介石的盲目自信了。
面对如此败局，陈布雷曾多次希望蒋介石能够进行和谈，却被蒋介石以“和谈即投降”的说法反驳了回去，并狠狠训斥了陈布雷。
陈布雷自此逐渐被雪藏。
1948年11月8日的那次讲话中，蒋介石更是提出了“抗战要8年，剿匪也要8年”的口号。这口号可不是陈布雷所写，而且当陈布雷听到这番口号时，更是大加摇头。
面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胡乱不堪，作为文人的陈布雷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现状。
他曾私下里与自己的好友兼伯乐邵力子这样说道：“国民党现在已呈江河日下之势，当前坏的根源一个是‘钱’字，另一个是‘权’字。这两个字害了国民党了。”
邵力子当然是清楚自己的朋友是何等的心痛，但他也只能这样说道：“你我都无回天之术，只能跟着这艘快要下沉的船同归于尽了。”
含恨而终的文胆
陈布雷当年从《商报》退出之后，进入政界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除却他作为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国民党中央部书记、教育部的常务次长、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等各色职位。
这么多重要职位兼容于陈布雷，更使得他兼获“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的美称。
如前文所讲，盛名之下的陈布雷实则对国民政府愈加失望。他曾经是一个极其热爱革命的有志青年，对共产党更是青睐有加。
如果不是蒋介石自降身段地去请他，也许他会如好友邵力子一样加入共产党。如果蒋介石并不器重他，或许他也早已投身光明。
尤其是面对蒋介石表面君子，实则屠夫一面时，陈布雷总是展现出痛苦的神色。
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他曾在一次老友聚会中，这样比喻自己在蒋介石麾下的感受：“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1948年的11月12日，此时的国民党早已败局已定，陈布雷并没有放弃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却对接下来的命运早已看懂。
那一天他显得很庄重，特意带着自己的副官去理发店整理了自己的仪表，然后告知副官：“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
说完这些，他便要上楼，可是上到一半，怕是不放心一般又嘱咐了一遍，这才安然上楼。
副官以为他确实要写一篇很重要的稿子。谁知道这篇重要的稿子竟然是他的遗书。
作为一个文人，陈布雷为自己的妻儿、兄弟和友人各留下了遗书，然后吃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面对陈布雷的死，蒋介石非常心痛，并对其评价为“当代完人”。但是国民党内部都知道，陈布雷的死，和蒋介石不无关系。
蒋介石只看中了陈布雷的文笔，却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的政治主张。
蒋介石顽固地不愿意接受和谈，甚至打出了“剿匪要八年”的荒唐口号，这些都是导致陈布雷内心受到巨大打击的原因。
1948年初还曾有过一个与开篇故事很相近的轶事。
当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在全国得到热议，国内大部分文人都能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
当时蒋介石又要拿这篇稿子讽刺陈布雷：“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
谁知此时的陈布雷不再像1937年一样畏首畏尾，而是立即回怼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这样的一句让蒋介石彻底哑口无言。
也许此时的陈布雷对蒋介石有多少尊敬，就有了多少的恨意。对于这个即将倾倒的国民党政府再无任何拯救之心，怕是早已有了死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