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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以后，美国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
美国官员认为，事变本身并非日本有意制造。而且，中日双方都表明了谈判的意图，“只要南京不在外交和军事上过分强硬，很有可能在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实现调整”。
1、七七事变爆发美国为何不主持正义？
反之，美国在此时介入调停只能刺激日本，促使局势复杂化，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7月12日，美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写道：
“本政府在此时采取任何调停意图的行动都是不成熟和不明智的，将可能激化而不是缓和局势。”国务卿赫尔则担心“一项调停的建议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借此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
美国政府远东外交决策还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当时美国依然处于孤立主义的深渊之中。1937年2月众议院甚至有议员提出宪法修正案：除非美国领土遭遇外敌入侵，国会宣战以后，还要经由全民公决认可方能生效。
而且，“新政”实施几年之后，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而从1932年到1939年，美国对日出口占到美国总出口额的7.3%到9.9%，日本在美国出口中一直居第三位，这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仔细掂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也缺乏支持经济制裁所必要的军事实力。海军部多数高级将领都认为制裁将引发战争，而美国海军并未对此做好准备。
因此，美国国务卿赫尔认定：
“唯一的希望在于继续保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从而保证在时机成熟时，我们有机会介入结束战争，如同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做过的那样。”
至于时机到来之前美国要有什么主动行动，那就只能是以道义劝说的方式发动国际舆论，对促成和平施加影响。
2、美国的消极态度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除了与日方交涉，也力图促成列强干预。
7月21、24日，蒋介石两次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警告日本的举动将酿成战争，劝说英国约同美国，“一致设法，事先预为防止”。25日，蒋介石又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请美政府与英国协商，警告日本，“预阻其再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中国对意大利、法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在华利益，态度比较积极。它在事变后多次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日本将华北变为另一个伪满洲国，英日关系将很难真正改善。英国还试图以正在进行的英日谈判为杠杆，迫使日本尽快与中国恢复和平。此外，13日，英国还询问美国，是否愿意联合调停中日冲突，并表示法国在原则上已经同意。
然而，美国国务院委婉地拒绝了英国的提议，称美国已经向中、日两方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意义，美国愿意合作，但希望采取平行行动，而不是联合行动。
此后，美国多次拒绝了英国类似提议。
美国采取的行动是，7月16日，赫尔对包括中、日在内的《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发表声明，并要求他们予以回复。
声明提出了“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则，指出：
目前在世界若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表面看来，这仅仅牵涉到邻近的那些国家，但它归根结底必然会涉及整个世界”，并强调，“任何严重的敌对行为，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利和义务”，为此，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阐明对它所深为关切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立场。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美国在华利益受到进一步冲击。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及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也使美国民众逐渐转向同情中国，在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虽有55%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中、日任何一方，但43%的受访者支持中国，支持日本的仅有2%。美国政府也决定向上海增派海军陆战队。
8月23日，赫尔再度发表声明。他指出，目前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具体利益，还关系到美国所信奉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且强调：
“7月16日阐述的原则可以运用于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原则体现于华盛顿会议条约和巴黎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之中”，表示“本政府不信奉政治联盟或介人，也不信奉极端孤立。它信奉国际协作…正力图在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保持、加强和复兴上述原则”。
赫尔的两次声明成为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对待中日战争的官方政策的基础而被反复提及。
美国政府的这种无关痛痒的表态自然不能使中国感到满意。就在同日，蒋介石通过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美国人卜凯给罗斯福捎去口信，对美国拒绝与英国合作化解当前的危机表示“真正失望”，并说，1931年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在东北问题上不与美国合作，对此中国与世界都不会忘记；如今，英国也将久久记得美国不同它合作。
3、列强为何不同意诉诸国联？
随着中日冲突逐渐升级，将冲突诉诸国联，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尽管历史经验使中国国民政府意识到，国联不会给予中国任何实际的援助，但中国却可以将国联作为争取道义同情、谴责日本侵略的讲坛，也为未来可能的对日制裁留下一个合法性的基础。
8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致国防最高会议的一封信函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观点：
“国际联盟在近年来虽失其盟约上之有力地位，然既未正式解散，会员国之盟约责任依然存在，我国若诉诸国联，纵然不能得其实力上之援助，则至少亦可得国际舆论上之同情，而舆论上之同情在国际战争上，往往发生不可思议之助力。”
从7月中旬到8月，中国分别通知英、法两国，有意将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并与之进行磋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复函中不置可否，但强调中国诉诸国联将毫无用处。
法国外长德尔博斯的回答与之类似：中国应自行决定是否提出申诉，但不能指望这一申诉能收到什么实际效果。
8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造访国务院，探询美国对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一事的态度。但赫尔面临着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也不愿被英国拖下水，想不受约束地保持美国政策的独立性。
因此，他避免正面回答，只是重提自己7月16日的讲话，霍恩贝克则表示希望了解中国的意图及对国联会议议程的打算。
12日，顾维钧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书。
14日，艾登、德尔博斯和爱文诺共同会见了顾维钧，极力劝说中国放弃援引第17条。
该条规定：如某国不守盟约而从事战争，“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之各种往来，并阻止其他任何一国，不论为联盟会员国或非联盟会员国之人民与该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之往来”。
他们表示：最要紧的是“获得美国的合作”。艾登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即由顾维钧在大会发言中声明采用什么程序由行政院决定，指出行政院可以自行采取行动，也可以将此案提交大会或顾问委员会。
9月20日深夜开始，日本对南京和广州地区的非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日军空袭的性质和程度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致声讨，英、美、法、苏、德、意政府也向日本提出抗议。蒋介石于24日接见外国新闻记者，谴责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相信“公理必占最后之胜利”，并呼吁《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签字国对中国的抗战加以援助。
于是，中国代表团调整了目标，决定趁机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顾问委员会提交的决议。决议由两份报告书组成。
第一份报告书主要回顾和分析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冲突升级的经过及原因，报告书的结论认定日本侵占大量中国领土、封锁中国海岸并在各地实施轰炸的事实，指出日本“违背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
第二份报告书陈述小组委员会的态度，并提出解决办法。它首先驳斥了日本所谓中日争端只能由两国自行解决、第三国不能介入的说法，强调“目前中国之局势，不只关系冲突之两国，且对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许多国家与其人民皆已直接蒙受其影响”。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声明响应国联的这一决议，表示：美国不得不得出结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不符合处理国际关系的应有原则，并且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国联会议就此落幕。
由于列强的软弱和相互推诿，会议没有给予中国实际的援助，没有指明日本是侵略者，甚至不愿重申“不承认主义”原则。会议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基本达到了国民政府最低限度的目标，即保持国际对远东事务的关注，动员国际舆论，争取道义同情。
4、罗斯福检验隔离演说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越来越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关切。日本不仅继续占领着整个中国东北，还继续蚕食华北，退出国联，退出伦敦海军军备限制条约；意大利在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不断扩充军备，1936年派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悲观主义笼罩着整个世界。当小说《失落的地平线》发表时，罗斯福不禁评论道，这本书准确地描绘了“当前世界如临深渊的处境”。
但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潮流是孤立主义。因此，罗斯福政府认定，有必要发动一场宣传运动，使民众意识到孤立主义的危险，也向德、日、意几个“强盗国家”表明美国的反对态度。
1937年9月下旬，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尤其是对南京的野蛮轰炸激起了美国公众的愤慨，宣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国务卿赫尔建议，由总统在全国巡游时发表一个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演说。罗斯福欣然同意，并将演说的地点选定在孤立主义气氛最为浓厚的美国中西部城市芝加哥。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
他在回顾了美国自新政以来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后，话锋一转，谈到目前世界政治局势正在逐步恶化，以至于达到了“文明的基础遭到严重威胁”的程度，继而提醒自己的听众，在陷入战乱的世界里，“不要幻想美国能够逃脱、西半球将不受攻击…仅仅孤立或者中立没有出路…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和精神上休戚相关、互为依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动乱完全隔绝开来”，他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做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
这就是在当时震惊世界的芝加哥演说，又称“检疫隔离演说”。此后，罗斯福发表演说的意图便成为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根据罗斯福的好友、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韦尔斯的回忆，在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罗斯福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计划：由美、英海军在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
罗斯福认为，此时禁运不会引发战争，因为日本已经深陷于中国的战事，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断绝其贸易，日本将在它能够从东南亚获取所需的石油和其他原料之前垮台。他还认为，英国由于其在远东的巨大商业利益和英联邦的生存面临威胁，也会对激进手段给予支持。
内政部长伊克斯的日记也记载说罗斯福在9月14日谈起，他考虑给世界各国发信，建议在未来如果任何国家侵犯别国权利和危及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把它孤立起来，“切断与这个国家的所有贸易，从而使其无法获得原料”。
几个月后，在12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宣称，经济制裁可以真正有效，但“我们不称它们为经济制裁；我们称它们为检疫隔离。我们要发明一种不会带来战争的技术。我们想和日本、意大利一样聪明。我们要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罗斯福寻找的只是一种在外交上便利转圜的技术性的方法，实质仍然没有偏离经济制裁的思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罗斯福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坚持下去，当时他也不会如中国所期望的那样立刻对日本实施制裁。在上述与伊克斯的谈话中，罗斯福表示，他无意将自己的计划应用于中国和西班牙的局势之中，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不可能不发生了”，他想做的是“给未来设计出一个新的政策，作为给那些现在横行霸道的国家的警告”。
总之，罗斯福个人倾向于对德、日或单独对日本采用类似经济制裁的威慑手段；但如果有机会成功，他也很愿意尝试通过各国协商重新调整利益关系，毕竟这样做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但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是以防止战争而不是冒战争的风险为前提的，其目的是最终促成妥协。“检疫隔离演说”是罗斯福在1937年进行的各种试验中的一种。
不管罗斯福的本意如何，演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期望。中国朝野无疑深受鼓舞，10月7日，蒋介石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盛赞演说意义：
“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几次派人向美国询问“隔离”一词的确切含义。日本驻美大使则造访国务院，不安地探询美国未来的行动路线。
5、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
美国国内却是一片反对之声。
一些孤立主义的媒体大造声势，《芝加哥论坛报》批评“检疫隔离”就意味着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则意味着战争，美国不过是英国人用来拯救其远东帝国的玩偶。
《赫斯特报》调查了国会议员对于中日冲突的态度，然后宣布结果说：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国会议员们吼出他们的决心，今天、明天、永远都不能让美国卷入外国的战争”。
一些保守派议员在国会纷纷指责罗斯福的演说。博拉声称，他完全反对美国参与制裁日本，认为“那和发动战争毫无二致”；范登堡认为任何旨在指证侵略者、采取制裁一类的行动都将使美国卷入其力图避免的联盟关系；拉法耶特表示，他反对任何最终需要美国使用武力的东西，不管是否以暗示的方式。
甚至多数内阁成员也不支持罗斯福出人意料的表态。韦尔斯回忆，只有伊克斯、摩根索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支持总统，赫尔因为事先罗斯福没有和他商量“检疫隔离”的想法而大为光火。
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对检疫隔离这一想法的反应迅速而激烈，政府发动的意在制造并强化公共舆论，使其偏向国际合作的教育运动因此倒退了好几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刻从演说的立场后退了。
翌日，当记者问他，“隔离”是不是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时，他搪塞说：
“制裁”是一个可怕的字眼，现在没有人用了，他的演说主要的意思是最后这句话，即“美国厌恶战争，美国渴望和平，因此，美国积极地行动起来以寻求和平”，并补充说，“这种方法并非一定要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驰”。
“检疫隔离”演说的风波终于平息，但这个演说只是一个开始，既然强硬手段尚不便采用，罗斯福很乐意继续尝试新的办法，于是有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
6、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
布鲁塞尔会议是国联会议的产物。英国政府在中国要求国联采取实际行动援华制日的压力下，为了把责任推给美国，提议召开一次《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美国决定接受邀请，并建议将开会的地点设在小国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由九国中除中、美、日以外的其他六国共同发起，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出面领导，所以也就没有一个国家处于担惊受怕或受人指责的地位”。
这足以反映出当时大国对待中日冲突的精神状态：谁也不愿出头得罪日本，谁也不愿承担责任，互相推诿，搪塞中国。与会的共有19个国家，除公约签字国（日本拒绝参加)外，还有后来加入公约的英国自治领加拿大等5国及瑞典、丹麦等5国，苏联也应邀参加会议。
美国政府对布鲁塞尔会议也有自己的打算。在美国代表诺曼戴维斯行前，罗斯福几次接见了他，对美国参加会议的策略作了部署。
按照罗斯福的设想，布鲁塞尔会议应邀请日本与会，如果日本拒绝，就尽量将会议延长数周或者数月，并持续不断地向日本发出邀请，从而对日本施加联合的道义压力，迫使其参加会议并与中国达成妥协，在采取上述行动时，避免讨论或考虑其他步骤。
如果所有尝试都归于失败，而日本仍坚持其顽固态度，那么“世界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将很可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
这时，世界上的“中立国家”就可以联合起来向中国提供获得武器装备的便利，不过美国由于受限于中立法不能参与；另一种选择是“放逐日本，与之断绝关系”。
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布鲁塞尔会议的所有与会国实质上的一致同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国联内外)实质上的一致同意。
显然，罗斯福对布鲁塞尔会议的意图是：
（一)积极地制造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本与中国媾和；
（二）即使上述策略不能成功，至少推动国内国际的公众舆论发展并使之更趋明朗，从而给予美国政府更大的外交行动的空间；
(三)如果布鲁塞尔会议的参与国一致表现出制裁日本的愿望，并且国内外制裁日本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发展到压倒孤立主义势力的地步，美国可以在会议上有限地讨论和参与对日本采取战争以外的威慑措施。
事后看来，美国政府延长会议的策略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早已下定决心，无意妥协；而且明知自己在《九国公约》会议上将处于实际上受审的地位，它当然不会赴会。
整个10月间，美国一再极力劝说日本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申明会议只是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日本也可以更好地陈述自己的理由，甚至考虑澄清“会议与10月5日国联决议和10月6日美国的支持声明无关”，不准备“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但日本对美国的建议无动于衷，坚持拒绝与会。
会议期间，11月9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紧急呼吁会议采取步骤干涉中日战争。19日，顾维钧把一份备忘录分送英、美、法3国代表，要求列强联合举行大规模海军示威，抗议日本侵略；列强对此置若罔闻。
但这一切都只是徒劳。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报告和宣言。报告回顾了《九国公约》的条款和签订过程以及布鲁塞尔会议所作出的努力，并且指出，中国政府出席了会议并已宣布愿意接受符合《九国公约》原则的和平，而日本却多次拒绝与会。
宣言则着力重申《九国公约》的各项原则是“对世界和平和国内国际生活有秩序地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武力本身决不可能为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供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并强烈要求“停止战争行动，求助于和平程序”。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闭幕式上严正声明，“中国代表团深信仅口头复述原则，决无补于实际”，“对于大会不能采取积极而完备步骤，实为遗憾”，并再次表达了中国对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期望。布鲁塞尔会议终于在一片失望和斥责声中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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