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回忆录｜毛泽东留在北京

接上回（略有删减）：蔡和森、熊光楚以及其他人和我组织勤工俭学预备班时，毛泽东也在帮助。但在与蔡和森和我几次讨论后，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而留在北平了。为此，他提出了四项理由。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几平一无所有，虽然路费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其次，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的英语发不好音。第三，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系。第四，他一直记着谈悟本那次在“摩天楼”天心阁所说的话。谈悟本说在政治上要有所成就，最要紧的是一个人要有能力去组织一个党派并团结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实干型的人，我猜想谈悟本的话无疑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以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种子终于落到肥沃的土地中。蔡和森和我都同意毛泽东留在北京，像我们在法国那样推行勤工俭学计划。这就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毛泽东必须找到工作来糊口。为此，我们三个又谈过好几次。当时我们正从国立北京大学里招收新民学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对毛泽东说，他最好能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打扫教室，擦净黑板。这项工作很轻松，并且有一大好处，因为工作人员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工作是最理想的。那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能得到这份工作。负责雇人工作的是位高级教授，他同时还负责其他许多工作，因此我们不知该怎样拿这样一件小事去麻烦他。我们想到了蔡子民校长。他一直对我们关心爱护。我们直接给他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可以下个令，替我们的人找个工作。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这完全是蔡校长帮忙的缘故，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是不过问雇用工人之类的小事的。1921年，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成为共产党在北京的秘密领袖，而毛泽东在湖南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1921年， 在我第二次去法国之前，我与李大钊先生谈过几次。回国后，从1924年到1926年，我们在一起进行反对张作霖的革命工作。我们常常不得不躲避军警追捕，秘密接头。我们谈到过毛评东，有一次李大钊说:“我叫毛泽东作清洁工作，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1926年，李大钊在北京俄国使馆被逮捕，同年4月28日在北京就义。毛泽东对蔡子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已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1938年， 蔡子民先生隐居九龙，在他逝世前十二个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中促膝而谈。有几次我们谈起毛泽东。以蔡先生的高龄，自然他不能记住一切。蔡先生还能记得毛泽东给他写信，但想不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了。毛泽东在图书馆的活动不算十分出色。照我们的计划，他努力与前来借书的学生们交谈，但结果不甚理想，并且学业上也难有所成就，他写信给我说，北大的学生很使他失望，如傅斯年、段锡明、罗志希等，他在长沙时听说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1919年，毛泽东回到长沙，开始参加推翻暴虐的湖南总督张敬尧的运动，驱张的唯一办法是说服驻湘粤交界的军队开进长沙，协助革命，然后请前总督谭延闾重掌大权。在教育界策动革命运动的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师范时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实际上，整个教育界都卷进了这场运动，人们指控张敬尧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易培基与他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们一起策动起义，他们说这是“与邪恶势力的抗争。”要了解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的背景，必须谈到当时北大的两位激进领袖: 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这两个人都写文章颂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来他们又秘密与俄国人接触。俄国人建议他们在中国组织一个共产党，因为他们当时不能公开成立共产主义团体，于是便发起了“马克思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设在北大。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成立“外国语学校，”专门教授俄文。这些领导人并没有把毛泽东考虑进计划，因为毛泽东当时只是图书馆的助理员，而且并未在北大注册。他们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就他在北京的处境而言，他的工作开展会受到很多限制。而且，毛泽东在北大也确实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成就。所以，几个月后，毛泽东便回到家乡湖南，想在那里重新开始。他仍以“新民学会”为中坚力量，希望建立个更强有力的组织。这是1919年的情况，蔡和森和我到法国后不久。我们三个，毛泽东，蔡和森以及我，仍是‘ 新民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察和森和我在法国吸收了三十到四十名会员，毛泽东在长沙则吸收了一百多人。(实际上只有几十人)他重视以思想基础来选人。他还创办了一-份杂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容包括信件和评论，会员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份杂志只出了三期。除了“新民学会”以外、毛泽东还在准备湖南省的革命运动。毛泽东编印了周报《湘江评论》。周报上的文章十分激烈，很受青年人拥护，许多青年自愿到街上推销这份报纸。我从巴黎写回国的信也常登在报上作宣传。大约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办了文化书社，出售介绍新思潮的刊物。这个书社由毛泽东的合作者陶斯泳负责。这位最年长最可敬的女同事，我已在前面介绍了。湖南革命成功了。张敬尧逃出湖南，谭延闾复任总督。最初鼓动起义的易培基接任了新政府五个重要职务:总督第一秘书、 陆军司令第一秘书、 湖南教育会会长、 省图书馆馆长，以及第一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是长沙知识分子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泽东为师范附属小学校校长。同时，年高望重的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我们叫他何胡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日报社》社长(实际上是“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该报是一份优秀的出版物，能够影响平民，它的读者甚多，何叔衡出任新职，工作十分努力有效。他手下有几个出色的编辑，其中有个谢觉哉，这个人后来在北京共产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后任内政部长。谢、何二人是同乡好友。后来何权衡把谢觉哉介绍给我们，于是我们也成了朋友，都叫他“胡子”。这二人是当时我们学会中年龄最大的，大约有三十五岁左右，比我们平均年龄大十岁。何叔衡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们曾一起在楚始学校教过书。我不太了解谢觉哉，但我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何的好朋友。这样，“新民学会”在长沙有了两个基地:《平民教育日报》(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和第一师范附小。在蔡和森、熊光楚、向警予、李维汉、陈绍休和其他几个新会员的协助下，我们在法国的会员算是第三个基地。在湖南，由于易培基和谭延间管理政府，毛泽东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当时并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我们的活动都集中在新民学会。许多会员信从俄国共产主义，以为它是改造中国的魔杖。两年以后，1921年， 这个学会分成了两派。较大的一派百分之百是共产主义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