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贝拉·塔尔在河北传媒学院参加交流活动。资料图
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乘坐的汽车，疾驶在华北平原的高速公路上。2025年4月，碧空晴爽，几抹浅白云翳，像蓝色的天空床单经年之后的掉色。从北京电影学院出发前，贝拉·塔尔坐在轮椅上，招呼译者再给他一罐青岛啤酒。“时间不早了。”“有的是时间。”
2011年，贝拉·塔尔就宣布不再拍电影，《都灵之马》是封镜之作。此行来中国，他受邀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评委会主席，接着前往石家庄的河北传媒学院，以特聘教授身份与中国的年轻创作者建立联系。
他抽烟和拿酒瓶的手一直微微发抖，须发全白，戴一副墨镜，上身军蓝色西装敞开，腿上是发旧的牛仔裤，拐杖靠在轮椅一侧。贝拉·塔尔清癯，蜷缩，弓背，疲惫胜过了他希望掌控一切的意志。似乎，他不是本来的年纪69岁，更像一位80岁高龄的老者。
这可能是在世的最后一位电影大师。当然，还取决于如何定义大师，比他更年老的经典化导演，从伍迪·艾伦、肯·洛奇，到沃纳·赫尔佐格，从马丁·斯科塞斯，到蒂姆·文德斯、侯孝贤，都还健在。电影诞生了130年，这门年轻又衰老的艺术，众神殿里挤满了太多影子。但塔尔不是竞争者，他是他自己，靠耐力跋涉在上一个时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苏牧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都灵之马》诞生后五十年，世界上都不会出现比它更伟大的电影。”2016年，苏牧和贝拉·塔尔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一场对谈，台下坐着不少年轻的中国导演。苏牧认为，塔尔影响了很多中国电影人，“我们在万玛才旦、李睿珺、胡波的电影中都可以看见他的影子。”
这次借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苏牧邀请贝拉·塔尔重回校园，2025年4月27日，他们在一间空教室里放映《都灵之马》。苏牧将电影镜头定格在这一幕：片中的父女拉着马，将要翻过一座山头迁徙到另外一边，但他们发现，那个世界和原来的世界没有区别。苏牧告诉贝拉·塔尔：“我在电影学院教书的时候，总要将画面停留在这一幕，问学生，翻过这座山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都是——美好的生活，但你却没有这么拍。”
塔尔缓缓地说：“我想，他们这么回答，因为接受的都是叙事电影、商业电影的训练。”路过一段昏暗的走廊时，塔尔突然停在橱窗边，指着照片上来自好莱坞的环球影城标志说：“很多时候，问题都出在这里。”那是游乐场门口一个巨大的蓝色地球模型，universal的标语，似乎轻易取消了土地的重力。
贝拉·塔尔封镜之作《都灵之马》（2011年）剧照。资料图
汽车继续开着，平原一望无际，塔尔的目光掠过高速路两侧的灌木，楼房、农舍积木似的散落铺展，仿若霍格沃茨魔法城堡的一簇尖顶，从余光里闪过。
主办方建议他坐高铁，反复考虑后，塔尔坚持坐汽车，靠轮椅和拐杖进出火车站并不便利。车程3个多小时，如果在匈牙利，这是一段相当遥远的路程。车停在中途的加油站，“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的歌曲循环播放，为水泥路面撒上糖霜。
2011年初，塔尔息影时，只有55岁，几乎与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去世时的54岁同龄。那时，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老人了。因为这位老人的到来，河北传媒学院的校园，变成一个巨大而忙碌的片场。风打着旋，卷起雪片大小的杨絮，《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里凛冽的风、翻飞的纸屑，叠化在华北平原的阳光之下。
与时间错位
“1889年1月3日，都灵。尼采出门寄信或散步……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马车夫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这是《都灵之马》开头的旁白，一则关于尼采的逸闻。“如果不是演这部电影，片中的这匹马，因为衰老、瘦弱，本来可能被杀掉。”贝拉·塔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河北的餐桌上，人们谈论驴肉火烧的驴肉日益紧缺，有时要用更便宜的马肉替代。
贝拉·塔尔总是与时间错位，他生活在21世纪，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在告别之作里，置入了一个19世纪的“公案”。
他最负盛名的后期作品，《诅咒》《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来自伦敦的男人》《都灵之马》，以黑白摄影、缓慢的长镜头、严峻的末日场景著称，时间变成一种认知装置，提示恒常的生存境况，忧郁，凝滞，就像卡夫卡的小说没有日常时间，卡拉瓦乔和伦勃朗阴影中的人像摆脱了时间。
电影《鲸鱼马戏团》（2000年）剧照。资料图
1955年，贝拉·塔尔生于匈牙利的佩奇，16岁时就开始用8毫米摄像机拍片。1979到1982年，完成了早期三部曲《居巢》《异乡人》和《积木人生》。尽管他否认这些反映东欧城市生活的作品与后来凝重的生存寓言之间存在转向，但观众很容易识别出，一条从写实到日趋抽象和哲理化的风格线索。
首部长片《居巢》里，年轻夫妇拉西和艾伦因住房问题陷入困境，他们希望得到一间公寓，逃离父母家窒息的氛围，徒劳地围着售房处打转。《异乡人》的主角，是一个被朋友戏称为“贝多芬”的小提琴家，游走在不同的女性伴侣之间，影片采用非职业演员，现场即兴对白和手持拍摄手法。《积木人生》里的夫妻，虽然拥有舒适的公寓和两个孩子，却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彼此折磨。一天，丈夫打理好一切，离开了家，想去海外工作赚钱，或许一年内就能买一辆车。他突然回归后，购入了一台有18道程序的洗衣机。“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妻子在理发店里感叹青春的逝去。
贝拉·塔尔长片首作《居巢》（1979年）剧照。资料图
法国学者郎西埃把贝拉·塔尔的作品描述为两个时期，早期同匈牙利的社会问题做斗争，想要撼动官僚体制的日常程序，质疑保守主义、自我主义、男性统治和对异类的排斥；后期的成熟作品里，影调越发黑暗，社会的承诺被还原为一场骗局，集体被还原为一个野蛮的群落，年轻导演的愤怒，转化成了紧绷的空间里摄影机贴近人脸的运动，场面调度围绕着孤独个体的空洞景深展开。
在郎西埃看来，官方对时间的计划，与年青一代对生活的感受，存在巨大差距，两种时间的裂隙中，便产生了期待、渴望和幻灭。
美国作家和电影人杰里米·卡尔说，“无论塔尔本人如何辩驳，他的美学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但他也看到，“三部曲”与塔尔的后期作品一样，叙事无形、无始、无终，难于理解。
转变清晰地发生在《麦克白》和《秋天年鉴》这两部作品中。1982年的《麦克白》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全片72分钟，仅有两组镜头，第一组5分钟，出现在演职员表之前，第二组长达67分钟。而1984年的影片《秋天年鉴》，故事发生在一个单一而封闭的地点，塔尔通过轨道、摇摆和倾斜的拍摄手法，打开了局限的布景，五个主人公展开了充满喧嚣争执的日常生活。
电影《秋天年鉴》（1984年）剧照。资料图
到1988年拍摄《诅咒》时，33岁的贝拉·塔尔已经接近一个面目清晰的大师了。从这部影片开始，他再未使用彩色摄影，对白减少，肃杀的场景高度风格化，镜头虽然漫长，但充满变化的摄影机运动，不断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人物与空间的关系。矿场的浓雾里，索道上的车厢在空中逡巡，仿佛幽灵马车；镜头在下雨的门廊前缓缓横移，工人们的群像，隔着雨水浮雕般涌现。雨水与废墟空间的呈现，很难不让人想到同样来自东欧，同样严肃而早熟的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
人们刚刚还在为塔可夫斯基的早逝而哀叹，另一位电影的造梦师便降临了。伯格曼对于塔可夫斯基有一段著名的称赞：“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那就是梦境，塔可夫斯基在梦境空间四处游走，从不解释。而我毕生都在门口叩门，很少能进入其中。”只不过，贝拉·塔尔所创造的，更近乎噩梦。
纪念塔可夫斯基逝世30周年时，英国著名电影杂志《视与听》将贝拉·塔尔列为老塔最忠实的追随者。这种将老塔和塔尔并称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河北传媒学院的活动海报上。有趣的是，或许是为了消解“影响的焦虑”，贝拉·塔尔列出的个人影史十佳榜单中，刻意没提老塔的名字。在一次采访中，他强调，与塔可夫斯基具有浓重的东正教背景不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都灵之马》就是一个逆向的创世纪故事，《圣经》开篇，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而影片中的这对父女用六天的时间，见证世界渐趋毁灭。
真正令贝拉·塔尔声名鹊起的，是继《诅咒》之后，长达7小时19分钟的《撒旦探戈》。1994年，这部影片的上映，已成为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美国知名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撰文称，《撒旦探戈》用整整一个小时呈现的一位迷失的老医生孤独活动的段落，以及这部四百多分钟的影片的任何段落，一点也不显得乏味或自我放纵，这部影片的长度，完全贴合想要表达的宏大主题。苏珊·桑塔格则表示，她愿意在有生之年每年重看《撒旦探戈》，因为这部作品的每一分钟都极具破坏性，让人如痴如醉。
艺术家的突然成熟，或许可以用“如有神助”来解释，但知音和合作者同样至为关键。从《诅咒》开始，贝拉·塔尔开始了与匈牙利作家、编剧拉斯洛的长期合作。《撒旦探戈》改编自拉斯洛的同名小说，《鲸鱼马戏团》则改编自他的小说《反抗的忧郁》。一位严肃的影像艺术家，与一位具有深沉的哲学关怀的作家，在电影中完成了对称。
贝拉·塔尔在中国
贝拉·塔尔始终与文学保持着亲缘关系，《秋天年鉴》的开头，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即使你杀了我，我也看不到任何痕迹/这是一片未知的土地/或许是魔鬼的引领/绕着无限的循环……”而在1995年的短片《旷野旅程》里，男演员在公路、航船、教堂和废墟等不同的空间，不断念诵匈牙利最知名的诗人裴多菲的诗句。
《旷野旅程》的男演员米哈伊·维格，正是《撒旦探戈》的主演，以及塔尔后期电影杰出的配乐者。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短片时，塔尔却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理由：维格的妻子，那时因为抑郁症而自杀，他的这位好朋友状况糟糕，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因此，塔尔希望多给他找些活儿干。
贝拉·塔尔作品风格的严酷，与他对待朋友和年轻人的热忱，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不拍电影之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电影教育上，他在全世界讲座，和年轻的电影人交流。凭借《索耳之子》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戛纳评委会大奖的导演拉斯洛·杰莱斯，就曾是他的助理，其他著名的学生还有日本的年轻导演小田香。2011年，贝拉·塔尔在萨拉热窝创办了名为 “电影工厂（film factory）”的电影学校，在这里实践他心中理想的电影教育，虽然四年之后就因经营问题关闭，但他现在一半时间还是选择住在萨拉热窝。
2016年，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匈牙利留学生瓦劳迪·维多利亚在苏牧的课堂上听他讲解贝拉·塔尔的电影。“学校请过那么多大师来讲座，为什么不邀请贝拉·塔尔呢？”维多利亚问。“可以吗？他可能来吗？”苏牧很惊喜。维多利亚决定去试试，她托匈牙利做电影的朋友辗转要到了贝拉·塔尔的邮箱地址，给他发去邮件，很快就收到了愿意来中国交流讲座的回复。
2016年，贝拉·塔尔在北京电影学院。受访者供图
来到中国后，塔尔两次拜访毛主席纪念堂，因为第一次遇上闭馆。“他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传奇，某种意义上说，他奠定了20世纪的历史，影响了很多人。”贝拉·塔尔对苏牧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是一个高中生，17岁，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们叫‘小红书’。我们只能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买到，是匈牙利语的。其实，当时匈牙利属于苏联盟友，跟中国关系不好，所以这本书在匈牙利是禁书。”
2017年，贝拉·塔尔第二次访问中国，受邀担任first青年电影展的训练营导师，宋一然担任他的翻译，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我觉得贝拉身上有一股狠劲儿，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但他对他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定会‘竖中指’。这种东西和他拍电影很像，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拍东西了，还拿过奖，但是后来他去考电影学院，却被学校以‘你不能拍这样的东西’为理由拒绝，他没办法只好去船厂工作，他的腰伤也是那时候就落下病根的。”宋一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小彤在first青年电影展负责训练营工作，在她的印象中，贝拉·塔尔惜才，温暖，没有架子。“不论面对青年导演也好，电影节工作人员也好，西宁当地人也好，他愿意去尊重每一个个体，去相处，交流，哪怕语言不通，就那么一块坐着，”小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的人来电影节是公事公办，但贝拉·塔尔给我的感觉，工作跟生活没有分得特别开。”
有一年，宋一然和贝拉·塔尔在多伦多电影节重逢，她忙着开会，没看到他，塔尔突然笑眯眯地出现在宋一然面前说，“走吧，带你去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宋一然好奇，这里怎么还有他的办公室，结果塔尔带她去了酒店大堂的吸烟角。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呀，你又来你的办公室开会了……”
2025年在北京再次见到贝拉·塔尔，宋一然发现他的健康状况虽然不是很好，但身上的劲儿一直都在，“那个睥睨一切的精神头”。
贝拉·塔尔的编剧合作者拉斯洛是一个中国迷，出版过与中国有关的小说《西王母下凡》。塔尔本人随着近年数次来访，也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我觉得在中国无论去体验什么，都能看到一些非常精美的画面，包括吃饭的时候，有些美食我都不敢动，我感觉如果开始吃，就会破坏它，人们穿的衣服，那些传统的服装也非常有美感。”贝拉·塔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大国，但是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很多细节都很温柔，让人觉得舒服，中国人也很友好，热情。”
事实上，欧洲艺术片导演与中国，有着漫长而奇妙的互动历史。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斯在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国际社会声援中国抗战。1970年代，伊文斯在中国历时五年，拍摄了长达12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1988年，90岁高龄的伊文斯再次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风的故事》，成为他生命的绝唱。
1956年，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和阿涅斯·瓦尔达访问中国，制作了纪录短片《北京的星期天》。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遭到了“文革”期间官方组织的批判。1980年代末，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在故宫拍摄《末代皇帝》，尊龙、陈冲、坂本龙一在影片中合作，用英语讲述了一个20世纪的中国故事，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贝拉·塔尔与中国的关系，处在这条延长线上，但他并不认同由欧洲导演来讲述中国的故事。“作为外来者，我们毕竟没法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工作最后还是要由中国导演来完成。”他说。
已故的青年导演和作家胡波，是贝拉·塔尔在中国的学生。胡波正是以《大象席地而坐》申请了first2017年度的训练营项目。即使塔尔本人，刚看到这部影片时也产生过“为什么让我看4个小时”的疑惑，但随着影片展开，贝拉·塔尔渐入佳境，看完之后非常喜欢，把胡波选进了训练营。《大象席地而坐》深受《鲸鱼马戏团》影响，训练营期间，胡波完成的短片《井里的人》也是塔尔最喜欢的作品之一。2017年9月，贝拉·塔尔在武汉大学作交流时，胡波专程飞到武汉，和他谈论正在筹备的第二部长片。塔尔喜欢他的新作，愿意担任监制。没想到一个月后，噩耗传来，胡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2025年4月，河北传媒学院的欢迎晚宴上，酒酣之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胡波当年的朋友、《大象席地而坐》的制片张帅，他把这部电影的剧本作为特殊礼物，交到了老导演手上，两人的眼泪夺眶而出。《大象席地而坐》的取景地河北井陉县，距石家庄不远。
“他不仅是我的一个学生，也是我的朋友。现在说到胡波，我都会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内心可能有点脆弱。我们的关系有点像父子，我非常想念他。”贝拉·塔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严肃电影的终结？
2025年4月，贝拉·塔尔在北京电影学院观看自己的作品《都灵之马》。受访者供图
2016年3月，贝拉·塔尔第一次访问北京电影学院时，发言说：“一个真正的导演不会遵守规则，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眼神拍下这个世界。他有一种激情，就是他唯一的目标是，他想和他的观众一起分享他眼里的世界，我比较欣赏这种人。我比较喜欢这些只想直接地、很坦白地向我们表达他们看法的电影，我比较喜欢他们的电影给我一个巴掌，这是匈牙利的说法，就是被震撼的感觉，前面麻木，突然醒来的感觉。我认为一个导演最大的任务是找到他自己的语言，然后无论怎么样，他与电影市场产生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
“匈牙利的大平原其实很少有人用雨伞，不是买不起，其实戴个帽子就够了，这些人习惯用他们的双手干活，你拿雨伞的话，得用一只手，你不能一边干活一边拿着雨伞。在匈牙利有个俗语，拿着雨伞是贵族的习惯。”
2025年4月，华北平原上的河北传媒学院，贝拉·塔尔开始讲座前，抬起发颤的手，说：“我们开始干活吧。”
2025年4月，贝拉·塔尔在河北传媒学院与学生们交流。受访者供图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首次公开放映了他们的短片《火车进站》和《工厂大门》。这一天被公认为电影诞生的标志。
十年后的1905年，中国的光绪三十一年，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五大臣出洋考察，因革命党人在正阳门的炸弹行刺而延期到年底。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始人任庆泰拍摄了《定军山》片段，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出演，影片在北京大观楼放映。后来，电影史学者将其追溯为中国电影的起点。
2025年，是电影诞生13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戈达尔有一句名言：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美国导演格里菲斯通过平行剪辑等手法，奠基了电影的叙事法则；伊朗导演阿巴斯，则通过打破虚构与纪实的边界，在媒介“自反性”的意义上终结了电影的神话。
如果仿照戈达尔的句式，或许可以说，严肃电影始于1928年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止于2011年的《都灵之马》。电影或广义的活动影像诞生之后，纪录与娱乐，是它最核心的两大功能，时至今日，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以及最近十年最有代表性的媒介形式短视频，正延续和加固着影像的这两项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严肃电影指的是电影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完整性的努力向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艺术电影和娱乐电影有着绝对清晰和本质化的界限。但贝拉·塔尔的息影，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精神坐标的闭合与完成，也无意间与数码化、流媒体开始大行其道的时间相重合。
如果严肃电影终结这一命题成立，毋宁说它并非终结于电影作者创作意志的枯竭，而是终结于媒介转型和受众更替。正如贝拉·塔尔欣赏的导演蔡明亮、阿彼察邦，走向了更小众的美术馆化。
今天全球电影业面临的处境，一方面是代表主流商业片的好莱坞创造力严重萎缩，另一方面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体系下的作者电影，与黄金年代相比，日渐乏善可陈。事实上，贝拉·塔尔本人的电影，便证明了欧洲电影节指针功能的失灵，他所获得的三大电影节的最高成就，不过是一尊柏林的银熊。
河北传媒学院的《都灵之马》映后提问环节，台下一位学生举手发言：“是不是没有经过艺术教育的大众看不懂这部片子？如果像苏牧老师说的，《都灵之马》是未来50年最伟大的电影，难道评价最伟大电影的标准，只能局限于小圈子吗？”
贝拉·塔尔答道：“看懂我的电影，并不需要经过什么专业训练，我们应该用心去看电影，而不是用脑子一直去分析。电影其实没那么复杂，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电影表达的就是什么。电影并不完全等于故事，现在很多做电影的人觉得，讲一个故事是最重要的，每一个镜头里都得有一个转折点，发生特别多事情，然后到下一个镜头。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和一定的时间里，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结束问答后，贝拉·塔尔回到了轮椅上，他毕竟是一个老得过快的老人了。南方周末记者跟他告别，他说，下次见到你们，我不会再要拐杖。
电影《旷野旅程》（1995年）中，男主角在旷野中弹奏键盘乐器。资料图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余雅琴
责编 刘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