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15年4月1日，王某出资180万元认购了某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并于4月15日签署了《基金合同》《补充协议》和《合格投资者确认书》等。该基金产品于2015年4月成立，延续期间为2年，资金全部用于投资新三板挂牌A公司。2017年底，A公司被终止股票挂牌。在摘牌前，该基金产品持有A公司股票5000万股，持股比例为0.54%。
2018年年中，基金公司发布通知，根据基金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征询意见的约定，基金以A公司被摘牌当月全月平均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格进行估值。据此计算，投资本金价值剩余不足20%。投资人王某将基金公司诉至法院。
王某认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该基金公司存在先打款后签合同的情况，未履行风险提示的适当性义务，亦未对投资人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同时，推介材料中“新三板正处于历史投资机遇期”“A公司是国内最优秀的私募基金管理与股权投资机构”等描述皆为夸大耸动内容。基于此，王某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基金公司支付其投资本金损失并赔偿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共220余万元。如该请求未能得到支持，王某请求判令基金公司对基金产品组织清算。
基金公司辩称，公司在宣传阶段充分说明了基金产品的各类风险，对投资人的资金情况、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进行了充分了解，已经充分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另外在基金运行、管理阶段，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勤勉尽责，积极履行管理职责。与此同时，受市场风险和政策因素叠加的影响，A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并持续低迷而被摘牌，该基金产品并非保本保收益的产品，基金公司尽到“卖者尽责” 。因其他与公司完全无关的内外部因素导致的风险，投资人应当“买者自负”。
对于王某清算的诉求，基金公司表示，针对证监部门的责令改正决定，A公司已及时采取了改正措施，不足以影响对案涉基金产品对投资标的的投资判断。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请求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基金公司推介材料中未见主要风险提示事项，双方还存在“倒签合同”的情况。基金公司在销售基金产品的过程中履行适当性义务不及时不全面，未能及时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接受投资者认购基金产品，并在投资者认购基金产品前未能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存在一定过错。由于王某属于合格投资者，且补充签署了《基金合同》并对认购事宜予以确认，基金公司并未在实质上过度影响投资者在认购案涉基金方面的自主决定，但仍应对其上述不规范行为对投资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可酌情确定基金公司按照投资者认购金额20%的标准予以赔偿。但对于产品清算的诉求，法院认为，基金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应在将来的工作中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工作，勤勉尽责，积极主动地推动案涉基金有序退出，在合同终止后及时组织清算和分配，最大限度地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由此产生其他纠纷。最终，法院判决基金公司按照投资者认购金额20%的标准对王某予以赔偿。
案例分析
适当性义务属于诚信义务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的具体化，是在基金合同订立前赋予卖方机构的义务范畴。违反适当性义务，应当根据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的相关规定承担与其过错及投资者实际损失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1、适当性义务是基金管理人及委托销售机构的“先合同义务”，其履行时点应是签署基金合同之前。基金管理人及委托销售机构应当在销售阶段履行，在投资者签署正式基金合同前，须完成以下规定流程：特定对象及合格投资者的确认——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投资者适当性匹配（适当的产品匹配合适的客户）——基金风险揭示——签署基金合同/合伙协议——投资冷静期及回访。当投资人已经完成认购，基金已经备案并已经投向标的资产时，此时再履行适当性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2、实务中，倾向于认为基金销售过程中“先打款、后签署基金合同”的做法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适当性义务、存在过错。
北京浩云律所股民维权团队，专业代理证券虚假陈述股票索赔案件。
※收费标准：
风险代理，前期无律师费，案子结束拿到赔偿款后再支付律师费。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将姓名、联系电话与交易记录（建议为Excel文件）发送到邮箱[email protected]，参与“浩云律所”组织的索赔预征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