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雨了，给丈夫打23个电话不接，妻子冷笑：离开你，我过得更好

窗外雨声淅沥，我望着手机屏幕上的＂已拨23次＂，冷笑道：＂吴松，离开你，我过得更好。＂

那年我二十七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两年，是县机电厂会计科的普通职员。

八十年代末的县城，能在国营单位上班已是许多人羡慕的事，拿着固定工资，每月还有布票、粮票、肉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吴松比我大三岁，个子不高，却结实精干，那双技术员的手总是干净利落，手指修长有力，在同一个厂的车间当技术员，我们是厂里组织联谊活动认识的。

我至今记得初见吴松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衣服是有些旧了，可整洁得很，连纽扣都是新缝的，这让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当时厂里正值兴旺时期，几乎每月都有文艺演出或篮球比赛，工会的李阿姨常说：＂厂兴人旺，人旺厂兴，咱们厂的文化生活就该红红火火。＂

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天气晴好，空气中充满了初夏的暖意，我和几个会计科女同事去看篮球赛，穿着带花边的确良衬衫，梳着刚烫过的卷发，满怀少女般的兴奋。

吴松是车间队的主力，他个子不高，却特别灵活，投篮姿势很好看，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样子，特别阳光。

赛后，我远远看见他抱着球犹豫着朝我们这边走来，我假装没看见，低头整理随身带的挎包，只听同事小声叫我：＂林巧，那个吴松向你走过来了！＂

＂林会计，我听说你喜欢打乒乓球，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吴松站在我面前，脸上还挂着细密的汗珠，说话时目光不敢直视我，声音却格外清朗。

就是这样平常的对话，竟成了我们婚姻的开始，想来也是缘分使然。

开始时我们相约在厂里的小礼堂打乒乓球，后来渐渐地，又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在厂门口的小摊买冰棍，坐在护城河边聊天，许多细小而温暖的时刻，编织成我们最初的回忆。

半年后，吴松拿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普通的银戒指，在厂区的小花园向我求婚，他说：＂林巧，咱们结婚吧，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那时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照，只在照相馆拍了几张黑白合影，请了几桌亲朋好友吃饭，我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吴松穿着他唯一一套藏青色中山装，我们就这样成了夫妻。

婚后第一年，日子过得还算顺心，我们在厂里分了一套四十平的小房子，狭小的两室一厅，客厅堪堪放下一张老式方桌和两把靠椅，但我和吴松都觉得知足。

虽然简陋，但胜在是自己的家，那时候多少人挤在筒子楼里，一层楼共用一个水龙头，能分到独立的小套房已经是幸运。

吴松人勤快，手也巧，买了些木料自己做了书架和衣柜，还把破旧的墙面粉刷一新，那时的墙面不像现在用乳胶漆，而是用石灰刷的，白得晃眼，却透着朴实的温馨。

＂你看，我贴了墙纸，这样显得不那么单调，＂吴松站在梯子上，小心翼翼地把花纹壁纸贴在墙上，脸上挂着汗水和笑容，＂这可是从省城带回来的，听说现在挺时兴。＂

那时的傍晚，我们常常一起去附近的人民公园散步，或是在家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夜半歌声》，虽然经常因信号不好而沙沙作响，但那声音里藏着我们年轻的欢笑和梦想。

夏天的夜晚，我们搬着竹椅坐在楼下的槐树下乘凉，和邻居们一起聊天，吃着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西瓜，孩子们在一旁追逐嬉戏，这样的日子虽简单却温馨。

转折发生在我们结婚第二年，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连我们这样的小县城也感受到了变化的气息。

国企改革的风潮开始波及我们厂，原本稳定的＂铁饭碗＂开始松动，单位里流传着各种传言，人心浮动。

厂里效益下滑，开始实行部分计件工资制，吴松所在的车间受影响较大，他们被通知七成基本工资，三成计件工资，这意味着收入的不稳定。

＂林巧，这个月的工资又少了，＂一天晚上，吴松将工资袋里的钱一张张摊在桌上点数，脸上闪过一丝愁容，＂车间活少，计件部分只拿到六成。＂

我安慰他：＂没事，咱们又不是挥霍的人，够用就行。＂

心里却开始盘算着如何增加收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谁不想过得好些？

同一时期，我被调到财务科，负责应收账款，开始接触了一些外地来的商人和本地冒出来的个体户，渐渐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机会。

县城里第一家服装店开业时，我和科里几个同事去参观，那里的衣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与我们单调的确良衬衫、的确凉裤子形成鲜明对比。

＂你看这件，多漂亮，＂我拿起一件碎花连衣裙，眼里闪烁着向往，＂听说老板娘以前也是国企的，下海才几年，现在就开上店了。＂

物是人非，心境已变，我开始憧憬着不一样的生活，这种憧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同春草般疯长，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你就甘心一辈子拿这点死工资？看看杨大姐开服装店才几年，都买了楼房，＂一天晚饭后，我对正在修收音机的吴松说，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渴望和焦虑。

那台老收音机是吴松的心爱之物，是他父亲留下的＂红灯牌＂，每当它出现杂音，吴松总会耐心地拆开修理，仿佛那不只是一件电器，而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吴松抬头看我一眼，继续专注于手里的活计，他的手指灵活地在电线和零件间穿梭，眼神专注而平静：＂乱世才出英雄，现在社会变化太快，我看有些发财的路子未必长久，咱安安稳稳的不好吗？＂

＂安稳？就像我爸那样，一辈子种地，老了连个体面的房子都没有？＂我有些激动地说，＂时代变了，不抓住机会就会被甩在后面！＂

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似乎在应和我内心的躁动，吴松叹了口气，轻轻合上收音机的后盖：＂林巧，人各有志，我理解你想过好日子的心情，可我这个人，只会老老实实做事，投机取巧的路子我走不了。＂

这成了我们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争论主题，我嫌他没上进心，他觉得我虚荣浮躁，矛盾如同一道无形的鸿沟，在我们之间渐渐拉开。

机会来得很突然，财务科接待的一位香港客商看中了我的工作能力和英语水平，提出想让我去他在深圳的公司做会计主管，月薪是我在厂里的五倍多。

当时，深圳特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黄金地带＂，报纸上常有＂深圳发财＂的故事，黄灯下打麻将的人们也经常谈论＂特区速度＂和＂下海经商＂的话题。

我心动了，如同沙漠中的旅人看到了绿洲，这或许是我摆脱平庸生活的唯一机会。

＂我不同意你去，＂吴松听后，脸色阴沉得如同窗外的乌云，＂那么远，你一个女人，能照顾好自己吗？再说，我们的家怎么办？＂

＂什么家？这个筒子楼里的小房子就是你心满意足的家？＂我语气尖锐，话语如刀，伤人伤己，＂我才二十九岁，难道就此甘于平庸？＂

＂林巧，钱不是万能的，＂吴松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无奈和失望，＂你去了深圳，我们就成了两地分居，这婚还怎么过？＂

＂那我问你，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机会，会不会去？＂我反问他。

吴松沉默了，良久才说：＂我会和你商量，看什么对我们俩都好。＂

我冷笑一声：＂说到底，你是怕我在外面学坏是吧？吴松，我以为你会支持我的梦想，没想到你和那些老古董一样！＂

我们争吵了一整夜，直到天光微亮，他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脸上还带着疲惫和沮丧。

最终，我还是决定去深圳，那天清晨，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院子里的几棵向日葵正迎着朝阳怒放，邻居家的鸡在咯咯叫着，一切如常，却又好像从此天各一方。

临行前，厂里几个要好的同事为我送行，杨姐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巧啊，出去闯是好事，但别忘了你还有个家在这儿等你。＂

唯独吴松没来，他只在我出门时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路费，让我路上小心，神情复杂得让我看不透。

我没打开那个信封，只是草草塞进了行李包，心里暗自庆幸总算结束了这场拉锯战，终于可以开始追求我向往的生活。

深圳的生活如我所料般丰富多彩，高楼大厦，西式餐厅，彩色电视机，这些在县城还很稀罕的东西，在这里却司空见惯。

第一次拿到工资时，那厚厚一沓钱让我几乎不敢相信，竟然是我一个月的收入，比在厂里大半年的还多。

公司提供员工宿舍，我和另外两个女孩合住一间，虽然空间有限，但设施齐全，还有热水器和电风扇，这在县城还是稀罕物件。

我很快适应了工作节奏，也交了些新朋友，学会了用传呼机，穿起了时髦的裙装，甚至化起了淡妆，仿佛整个人都焕然一新。

唯一的遗憾是吴松很少给我打电话，即使打来，也是简短几句，大多是询问生活起居：吃得好不好，住得习惯不习惯，工作累不累。

每当我兴奋地谈起深圳的见闻，他总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应和两句，却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距离，早已不只是地理上的一千多公里。

有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结婚时吴松说的话：＂林巧，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一个人了。＂

那时的我们，挤在狭小的宿舍里，手挽着手看星星，憧憬着未来的生活，那些简单而真挚的时光，如今想来恍如隔世。

第一年年底，我辛苦攒了些钱，买了些深圳特产和时髦衣物，准备回县城过春节，想着见到吴松时他惊喜的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期待和愧疚。

县城的冬天比深圳冷得多，下了火车，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裹紧了羽绒服，拖着行李走出站台，吴松穿着那件旧棉袄站在出口处，手里捧着一束不知从哪弄来的腊梅花。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我惊讶地问，明明没告诉他确切时间。

＂我这几天每趟车都来接，＂吴松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怕你回来没人接。＂

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酸，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却又很快被深圳生活的习惯所掩盖。

厂里的变化很大，许多老面孔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陌生人，厂区大门口的光荣榜已经破旧不堪，上面的照片早已褪色。

吴松瘦了，眼角也多了些皱纹，他说厂里开始大规模裁员，许多老工人被买断工龄，领了一笔钱就回家了，他被借调到了技术组，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总算保住了饭碗。

＂你回深圳后，考虑一下申请停薪留职吧，厂里现在这情况，你的位置不一定保得住，＂吴松小心翼翼地建议，语气中带着担忧。

我点头应下，心里却暗自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如果留在厂里，现在恐怕也和那些下岗工人一样，前途茫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回到那个四十平的小家，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整洁，甚至更加井然有序，吴松说他把我的东西都好好收着，就盼着我哪天回来。

＂我学会做红烧肉了，你尝尝，＂除夕夜，吴松端上一盘色泽红亮的红烧肉，那香味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无限思念，＂记得你最爱吃这个。＂

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这些年其实也在默默地成长，学会了生活的各种技能，只是我太忙着自己的世界，没有留意到而已。

短暂的春节假期后，我回到了深圳，这一次，我带走了更多的行李，心里隐隐有了长期不回去的打算，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无限的机会，让我越发不舍得离开。

第二年，我正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公司业绩蒸蒸日上，我也获得了晋升，成为部门主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吴松来深圳看过我一次，下了长途汽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拎着一个旧皮箱，在车站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局促和格格不入。

我带他去了公司，介绍给同事认识，却发现他几乎无法融入这个环境，对这座喧嚣的城市充满不适应，与我的新朋友圈——那些说话夹杂英文、谈论股票和进口化妆品的人们格格不入。

＂这里的饭菜不合我胃口，＂吴松嚼着一块西餐牛排，表情尴尬，＂太生了。＂

＂这是七分熟，正宗的西式吃法，＂我有些不耐烦地解释，＂你得学着适应新事物啊。＂

短短一周的相处，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好像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林巧，你变了，＂临走前，吴松站在我租住的公寓门口，欲言又止，眼神里满是复杂，＂我不是拦你追求更好的生活，只是希望你别忘了我们是夫妻。＂

我有些心软，送他到汽车站，目送他登上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心里五味杂陈，既不舍又松了一口气，这种复杂的情绪让我自己都感到困惑。

车子启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什么，冲着车窗喊：＂吴松，我一定会回去的！＂

但我食言了，接下来的两年，我只在春节回去过一次，公司业务扩张，我被提拔为财务经理，薪水又涨了一大截，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回家的念头渐渐被稀释在繁忙的工作和丰富的都市生活中。

我开始考虑在深圳买房，甚至动了把吴松接过来的念头，终于在一次电话里鼓起勇气提出这个建议。

＂我不适合那种地方，再说厂里现在需要我，我不能走，＂电话那头，吴松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遥远，透过话筒传来的沙沙声，仿佛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失望极了，同时也埋怨他不理解我的苦心，渐渐地，我们的通话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个月才联系一次，曾经的亲密无间变成了敷衍了事的例行公事。

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回归前夕，深圳经济更加繁荣，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座城市散发着令人目眩的活力和机遇。

我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外资集团收购，我的职位再次提升，还配了一辆日本进口小轿车，在当时的深圳，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同事们都羡慕我的好运气和能力，也有人私下议论我在深圳这么久，丈夫却从未露面，难免引发一些猜测，但我已经学会对这些闲言碎语置之不理。

＂林总，过年回家看看吧，你都好久没回去了，＂公司的小李是我的老乡，春节前一周这样劝我，＂听说咱们县城现在也变化不小呢。＂

我点点头，却因为一个重要项目被留在公司加班，这个春节，又一次与家乡失之交臂。

＂对不起，今年可能回不去了，＂除夕夜，我打电话回家，电话那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背景音和亲戚朋友的说笑声，让我突然有些怅然若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吴松淡淡的声音：＂没事，工作要紧，我理解。＂

那语气中的疏离和失望如同一根细针，轻轻刺痛了我的心，却又很快被工作的忙碌所淹没。

挂了电话，我继续投入工作，把那一丝不适感抛之脑后，心想等项目结束，一定要好好休假，回趟老家看看。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的夏天，那是一个特别闷热的雨季，深圳连续下了三天大雨，市区多处积水，交通几乎瘫痪。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准备季度报表，心里盘算着过几天回老家的计划，突然接到了县城老家的长途电话。

＂林巧，是不是厂里有人找我？＂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以为又是些工作上的琐事，或者是吴松例行的问候。

＂不是，＂电话那头是邻居李大姐焦急的声音，＂是吴松，他生病了，住院了。＂

＂什么病？严重吗？＂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电话线那头的急促语气让我意识到事情不妙。

＂医生说是胃溃疡大出血，现在已经转到县医院，＂李大姐停顿了一下，声音带着责备，＂他原来就有胃病，你不知道吗？＂

我愣住了，电话那头的质问如同一记重拳击中我的胸口，我确实不知道吴松有胃病，这些年，他在电话里从未提及过自己的健康问题，总是说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

突如其来的愧疚感涌上心头，我想起他曾经说过工作太忙经常忘记吃饭，想起他那张越来越消瘦的脸庞，却从未往深处想过，从未真正关心过他的身体状况。

＂我马上订机票回去，＂我慌忙收拾东西，向公司请了紧急假，心里满是自责和焦虑。

回程的飞机因为大雨延误了四个多小时，我在机场焦急等待，一遍遍拨打县医院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内心的不安如潮水般涌来。

航班广播里不断重复着延误通知，窗外的雨点敲打在玻璃上，如同我急促的心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登上飞机时，我的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反复告诉自己吴松会没事的，他一向坚强，一向什么都能扛过去。

从省城机场到县城，又花了三个多小时，出租车在泥泞的乡间公路上颠簸前行，雨刮器不停地摆动，却难以抵挡倾盆大雨带来的视线模糊。

当我匆匆赶到县医院时，已是深夜，医院走廊的灯管发出冷白色的光，照得人脸色惨白。

病房门口坐着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厂里的老同事，看到我，他们的表情有些复杂，有惊讶，有欣慰，也有些许责备。

＂吴松怎么样了？＂我顾不上寒暄，直接问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

＂刚做完手术，已经没事了，＂一位姓张的师傅回答，嘴角微微上扬，＂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松了一口气，推门进了病房，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角的老式风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吴松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比我记忆中的他瘦了不止一圈，青筋暴突的手背上插着输液管，床头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

他睁开眼，看到是我，先是一愣，眼神中闪过惊讶和喜悦，然后又归于平静，淡淡地笑了笑：＂你来干什么？工作不是很忙吗？＂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我心里，语气里的疏离和苦涩，让我一时无法接近他，那个曾经对我百依百顺、温柔体贴的吴松，如今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我强忍泪水，走到床边，轻轻握住他的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有胃病？＂

＂告诉你又能怎样？＂吴松虚弱地说，眼神中混合着无奈和认命，＂你会回来照顾我？还是能把深圳的高薪工作丢了？林巧，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各自有各自的选择。＂

我无言以对，这些年，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忽视了吴松的感受和需求，他的话虽然刺耳，却是事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自私与忽视。

＂对不起，＂我握住他的手，感受到那曾经有力的手指变得如此薄弱，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见，＂我应该多关心你的。＂

吴松轻轻摇头，眼里闪过一丝疲惫：＂不全是你的错，我也有责任，不该把什么都闷在心里，逞强硬撑。＂

接下来的一周，我请了长假，留在医院照顾吴松，每天给他换水倒药，擦身喂饭，日夜守在病床前。

从医生那里，我了解到他的病情其实已经持续两年多，只是一直靠药物控制，这次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加上饮食不规律才导致恶化。

医生皱着眉头说：＂家属也真是的，怎么能让病人拖到这种程度才来医院？再晚点就危险了。＂

这责备如同一把尖刀剜着我的心，我却无力辩解，只能默默承受这应得的指责。

在整理他的物品时，我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是我们结婚时在照相馆拍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年轻稚嫩，笑容灿烂，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照片背面用钢笔工整地写着：＂无论天涯海角，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人。＂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显然经常被翻看，被手指摩挲过无数次。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下来，五年了，他一直带着我们的合影，而我却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在同事面前很少提起自己已婚的事实。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这种默默的坚守和等待，是即使被伤害也依然不离不弃的执着。

还有一封信，是我走时他给我的那个信封，已经褪色陈旧，显然被保存了很久，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除了当初那些零钱，还有一张泛黄的字条：＂无论你去哪里，我都在原地等你，如果你累了，随时可以回来。＂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扑在病床边嚎啕大哭，泪水打湿了被单，也浸透了我固执的心。

吴松出院后，我们回到了那个四十平的小房子，屋子里一切如旧，只是更加整洁了。

书架上的书按高矮整齐排列，厨房的碗筷都收拾得井然有序，窗台上还摆着几盆我走时种下、如今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吊兰。

我才发现，这些年吴松不仅照顾好了自己，还把家里打理得很好，那些我曾经嫌弃的老物件，如今看来竟然充满了温情和回忆。

＂你看起来比在深圳时胖了，＂某天吃晚饭时，吴松忽然说道，眼中带着一丝欣慰。

＂是吗？可能是你做的饭太合我胃口了，＂我笑着说，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入口中，那熟悉的家乡味道让我心头一暖。

这是事实，吴松的厨艺确实进步不少，远比我记忆中的好，他说这些年一个人在家，不会做饭不行，慢慢就学会了各种家常菜。

＂厂里大部分人都下岗了，＂他把一块红烧肉夹到我碗里，眼神中透着淡淡的忧虑，＂但我因为技术特长，被留下来维修设备，工资虽然不高，但至少稳定。＂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深圳的高薪工作固然诱人，但那里没有家的温暖，五年来，我赚到了钱，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爱与陪伴。

而这个简陋的小屋，因为有吴松在，成了我心灵的港湾，一个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回归的地方。

＂吴松，＂我放下碗筷，认真地看着他，内心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想留下来。＂

他愣住了，放下手中的筷子，眼神中充满不可思议：＂你不是开玩笑吧？深圳那边的工作怎么办？＂

＂我已经辞职了，＂我平静地说，心中却是波澜起伏，＂这几天我联系了县财政局，他们正缺会计，明天我去面试。＂

吴松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黯淡下来，摇摇头：＂林巧，别冲动，深圳的生活条件那么好，你习惯了，回到这小县城，会不会后悔？＂

＂我离开这里五年，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我握住他的手，感受着那粗糙却温暖的触感，＂没有你，那些都没有意义。＂

吴松眼眶湿润，轻轻握紧我的手：＂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我坚定地点头，＂你这些年一直等我，现在该我陪你了。＂

那一刻，我看到吴松眼中闪过一丝光芒，那是重获希望的光芒，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明亮。

第二天，我去县财政局面试，很快被录用，工资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但胜在离家近，工作也相对轻松，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和吴松一起生活，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吴松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说要好好庆祝一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买了一瓶老白干，那是我们结婚时剩下的喜酒。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那天下午，天空乌云密布，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砸在窗户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县城的排水系统跟不上，街道很快就成了小河，人们撑着伞匆匆走过，溅起片片水花。

我在财政局加班到六点，准备回家时，发现外面雨势更大了，雨帘笼罩着整个县城，能见度极低。

＂林巧，要不你别急着回去了，等雨小点再走吧，＂同事劝我，指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没事，我打个车就行，＂我看了看手表，知道吴松这会儿应该已经下班回家了，正等着我一起吃饭。

然而，雨太大，出租车根本叫不到，电话占线，我犹豫再三，决定冒雨步行回家，反正距离不远，只有二十分钟路程。

刚出财政局大门，我就后悔了，雨太大了，伞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冰冷的雨水顺着伞边流下来，打湿了我的衣服和鞋子。

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踩进一个大水坑，整个人摔倒在水中，爬起来时，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我摸出手机想给吴松打电话，却发现手机进水了，屏幕一片漆黑，我使劲按了几下开关，屏幕闪了几下又黑了。

＂该死！＂我懊恼地拍打着手机，希望它能恢复工作，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烦躁。

雨越下越大，我站在屋檐下，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冒雨前行，还是回办公室等雨停？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林巧？＂

我回头一看，是吴松，他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车前挂着一把雨伞，整个人被雨水打湿，头发紧贴在额头上，却笑得无比温暖。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我打了你二十三个电话都没人接，担心你回不来，就出来接你，＂他把雨伞递给我，眼中满是担忧和关切，＂快撑上，别再淋了。＂

那一刻，我心如电击，二十三个电话，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拨打，只为确认我的安全，而此刻，他不顾大雨冒险而来，只为接我回家。

望着他被雨水打湿的脸庞和关切的眼神，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在你需要时默默出现的坚定身影。

＂对不起，＂我哽咽着说，心中满是感动和愧疚，＂手机进水了，我没收到你的电话。＂

吴松笑了笑，那笑容如同雨中的暖阳：＂没事，找到你就好，来，坐上来，我带你回家。＂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撑着雨伞，听着雨点打在伞面的声音，感受着吴松的背部传来的温暖，雨水模糊了视线，却洗净了我内心的迷茫和浮躁。

回到家，吴松给我拿来干毛巾和干净衣服，又烧了热水让我泡脚，那些细微的体贴和关心，胜过千言万语的表白。

那天晚上，我从行李箱最底层翻出了五年前吴松给我的那个没拆过的信封，里面除了一些零钱，还有一张泛黄的字条：＂无论你去哪里，我都在原地等你，如果你累了，随时可以回来。＂

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想起了刚才那个冲动的念头——＂离开你，我过得更好＂，那是多么可笑而幼稚的想法啊。

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物质的堆砌，而是心灵找到了归属，找到了那个无论风雨都会为你撑伞的人。

在那个雨声淅沥的夜晚，我和吴松坐在窗前，喝着热茶，规划着我们的未来，房子虽小，却充满温馨；日子虽普通，却满是幸福。

＂等攒够了钱，我们也买套大一点的房子，＂吴松憧憬地说，＂到时候有了孩子，也不至于太挤。＂

我点点头，靠在他肩膀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后来的日子，我们经历了许多风雨，但始终手牵着手一起走过，那个雨天的二十三个未接电话，成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回忆。

每当有人问起我们夫妻相处的秘诀，我总是说：＂真正的爱，是在对方需要时，不问缘由的奔赴。＂

时至今日，窗外依然会下起大雨，但我的心里，永远晴空万里，因为我知道，无论风雨多大，总有一个人，会冒雨而来，只为接我回家。

而那个曾经让我萌生＂离开你，我过得更好＂念头的雨天，最终教会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幸福不在远方，而在于此时此刻，珍惜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