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注释：《历代三宝记》原文如下：“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243～217；阿育王：西纪前266～230）。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俱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四万八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即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正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辗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二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
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在地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Kanchipura）。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1]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2]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着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实、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谭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是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3]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4]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辗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若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承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借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5]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心传心，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为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此遽易吾说也。
注释：
[1] 《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案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例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官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
[2]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罗马皇帝Antony也。此皆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
[3] 安世高传记，几纯属神话的性质，颇难悉认为史料。即其年代，非无可征信。通常之说，谓为汉桓帝时入中国，然有谓晋时犹生存者。又有谓彼前身死于广州，再世为安息王太子重来中国者。《高僧传》博采众说，言世高曾两到广州，曾往庐山度亭庙神，曾在荆州城东南隅立白马寺，曾在丹阳立瓦官寺，最后卒于会稽。其史迹多诡诞，不可尽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东登岸，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时中印海运业，皆在安息入手。世高遵海来，最近于事实。
[4] 严佛调所襄译事，或云安世高，或云安玄。然吾颇疑并无安玄其人者，或即世高之异名耳。
[5] 汉明求法说虽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迹，自必属于初期传说。因此转可以证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所考证，北印度像无涂金者。“金人”说殆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惜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明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陀罗所造，则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像绕塔”，此明属西印、南印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世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
原载《中国佛教研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