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佛国行记
法显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经律的翻译，比法显的翻译更为今人所熟悉的，可能还是他撰写的关于西行取经的游记《佛国记》（《法显传》）了。义熙九年（413），法显住道场寺写《佛国记》，翌年成书，并很快在建康流通传阅，但由于太过简短，无法满足读者对异域的好奇心，于是后来法显又对自己所写的书稿作了详细的补充，这就是后来以多种书名流传至今的《佛国记》一书。
在《佛国记》中，法显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和同伴一起，西度流沙、跨越葱岭、到达天竺的经过，以及在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于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归时，法显独自一人拖着老迈之躯，途经师子国从海路归返中土的全部经历。从时间上看，《佛国记》记述了法显从隆安三年（399）在长安出发，到义熙八年（412）在崂山登陆，前后长达十五年的经历。从地域上看，《佛国记》记录了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三十余国的政治、宗教、地理、经济状况以及风俗习惯等重要信息。《佛国记》作为法显对自己这一历时十五年的长途而艰巨旅行的记录，是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同时，《佛国记》这部书已经不仅是作为佛教史籍，起着鼓舞后世人们生起佛教信仰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五世纪西域、天竺情况的真实记录，已经成为人们研究五世纪之前印度历史最为可信的材料。《佛国记》的这一价值，早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佛国记》为我们了解古代西域、印度与中国的交通往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起，已经成为近代以来西域、印度考古发掘最重要的线索。
另外，《佛国记》作为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的重要成果，以其言必依实的写实特征和言简意赅的精练风格，也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与称赞。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曾经对法显的异域之旅做过独到的解析，她指出“法显把早期中古读者所极为熟悉的得失乐园的文化叙事结构植入了游记这样一个全新的叙事框架之中”，所谓“得失乐园的文化叙事结构”即法显经历万险千难穿过魔界而终于达到中天竺这个极乐世界，而后因为见到晋地的一柄白绢扇产生强烈的“思归”情绪，踏上归途后再次走入危险的地狱，失去乐园。同时，田晓菲教授还强调，这种文化叙事模式以输入中国并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人士的佛教地狱与净土概念为核心，也夹杂并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典型情节与意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佛国记》不再是一个对所经地点进行罗列的单子，而是一个有始有终、中间包含戏剧性转折点的完整叙事，甚至“可以被视为现代长篇小说的遥远滥觞”。
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是其内在精神、品格的反映和流露。法显以其卓越的旅行名震史册，如此动人心魄的作为，同样也是其内在品格激发和塑造的结果。尽管因为资料有限，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完全还原法显这位历史伟人的全部信息，但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片段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法显那熠熠生辉的个性光芒。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将法显的内在品格总结为十点：坚定不移的信仰、心系佛门的悲愿、开创荒途的胆略、老当益壮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虚心好学的胸襟、善于考察的习惯、惜缘重友的情结、惜时勤奋的作风、眷念故土的情怀。法显的这些精神品格，为我们今天的情感熏陶与精神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借鉴。
法显归国无意中与崂山的联结，从他个人信仰的角度看，是“为业风所吹”，而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法显的崂山登陆为崂山文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作为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骄傲与怀念。
转自宫泉久《游崂名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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