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朱清时院士的一次演讲报告，朱先生讲的是《科学与佛学，在顶层相遇了》。
大家都知道，朱先生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物理学家。朱先生讲佛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最近才讲，而是有些年头了。
几年前，第一次看到朱清时院士讲佛，甚是不解：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怎么会讲佛呢？但是，想到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走进神学，便也觉得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并不代表我理解了他。后来，看他讲多了，便也好奇，索性认真看看。看过之后，自己再感悟，慢慢地，就释然了。
朱先生最近一次讲，先讲“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包括佛学文化，最重要的是弄明白两件事。第一件事，科学是也有极限的；第二个就是传统文化包括佛学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这些优势是科学不能取代的。”即从科学的局限讲起。他说：“现在科学发展到这个程度，主观和客观已经不可分开的，过去我们人为在把它们分为主观与客观，科学实验专去发现客观的真理，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是科学的第一个局限。”“科学的第二个局限，是科学本身的逻辑推理要靠人的大脑。”
讲到佛学时，朱先生说：“我想说清楚的是佛学，我现在都不叫佛教，因为我把它当作学问在研究。佛学有它的独到之处，不是像科学那样做实验，也不用逻辑推理，佛学恰好相反，它获取真理的方法是靠提高人的智慧。”朱先生认为，科学正在认识、正在接近佛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阿赖耶识。
何为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是唯识学中的第八识，识是玄奘法师的翻译，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了，以前翻译成别的东西，玄装法师都不满意，后来就翻译成识，识就成了现代我们文化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词，知识、认识都是从这里演化来的。阿赖耶识是一种特别的识，它是含藏万有，又叫做藏识，又因其能含藏生长万有之种子，也称种子识。
从佛开始，及其后世弟子之努力，归纳出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心理、生理、哲学、逻辑各种精神观察法，即唯识法相学。
坦白地说，对朱先生关于科学与佛学的很多观点，我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因为我有打坐和禅定的经历。
我现在想，历史上的很多禅师，为什么说“禅，不可说”呢？是不是他们同样发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呢？我认为是可能的。他们的发现是对宇宙本体的逼近，但是，又感觉有悖常理。于是，他们只好说“不可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真正的“放下”是多么的艰难。
就说法相唯识吧。佛学并不否认，其实，佛学中并无“法相唯识”的名相，这只是法相和唯识两个名相的杂糅。法相，即诸法所具本质之相状（体相），或指其意义内容（义相）。唯识宗之特质在于分析或分类说明法相，故又称法相宗。唯识中的识，即心之本体，离识变现之外无任何实在，称为唯识。即认为吾人自己心外之物心诸现象皆由八识自体所变现之主观（见分）与客观（相分），又将所认识对象之相似形状视为心内之影像所映现而认为实在实有，且作为认识对象之物境自体（本质）亦从阿赖耶识中之种子变生，故唯识以外无其他实在，称为唯识无境，或据万有从识所变之意义，而称为唯识所变。此理论又可分为因能变和果能变。因能变又作因变、生变，所有之存在皆从阿赖耶识中之种子变生。果能变，又作果变、缘变，其结果在八识上起主观与客观之区别，而向对象作用。
佛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变，尤其是佛学中国化之后的禅宗，更开启了人类智慧的法门。遗憾的是，这门学问博大精深，既有勇气而又具智慧接近它的人太少。学问都放在各大寺院的藏经阁束之高阁。既有勇气而又具智慧接近它的又被列为异类。因为，在中国，传统上的正统和道统皆尊《论语》，就像基督徒皆尊《圣经》。
可是，人们对于《论语》的盲目尊崇，很少有人问过《论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认为田晓菲说得好。她说：“但凡是《论语》里提倡的德行，没有一样是容易做到的。世人都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却没有想到，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不过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她把《论语》看清楚了。
“听说，您现在失去了双眼，不能写作了，而且肯定有时候非常痛苦。所以，也许您会高兴地知道，二十年来，我所到之处，日本、美国、挪威，外省或巴黎，都能听到人们谈论您，男女老少都怀着这封信里所倾吐的那种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这个世界疯狂，没人性，腐败透顶。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愿上天保佑您。”这是法国著名的才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写给让·保罗·萨特的情书里的句子。人们多知道萨特，知道萨冈的甚少。其实，萨特和萨冈都属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这一类人。虽然他们可能都没有接触过佛学，但是，他们都已开启了智慧的法门。
“有时万念俱灰。有时欣欣向荣。偶尔豪情万丈。偶尔一落千丈。每个凡俗中的人都一样，起伏的才是人生，跌宕的才是生活。”这是雪小禅笔下的人生。其实，这样的人生已经离禅不远了。
所以，我们凡俗中人，还是从“法相唯是”出发，胸怀“阿赖耶识”。说不定，我们和佛也会相遇。但是，不必把和佛相遇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遇，或不遇，那也是要看缘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