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简
这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女孩，钢琴、书法、绘画、甚至街舞……样样学得都不错。按理，应该是小太阳一样的孩子——优雅、自信，充满活力，志在必得。
然而她不是。她怯懦、不安，与人交往的每时每刻，都怀揣着巨大的恐惧。她课上不敢发言，瑟缩地站在座位上，嘤嘤地像一只惊弓之鸟。让请她回答问题的老师感觉罪孽深重，仿佛是自己故意害她在大家面前出丑。
课下，她也不敢和同学聊天，对于跟她面对面讲话的人，甚至不敢直视。这种无来由的卑怯，常常让周围的人感到莫名的愤怒，连班上最窝囊的男生跟她说话时，都可以用一种教训的口吻问她：你能学会把头抬起来吗？！
她何尝不想把头抬起来呢？可是，沉重的负疚感和社交恐惧，一层一叠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真觉得抬不起来。
在她的家乡，她一直是班上前十名的学生。虽算不上出类拔萃，可是考个普通大学总不成问题。但是母亲说，这个成绩如果在天津，就可以上一本。
于是母亲连她的意见都没有征求一下，就快马加鞭地给她办了蓝印户口，说这样将来她在天津高考，分数线就可以比在家乡低好几十分。
因为一点波折，她比其他的同学晚到了一周。这一周，把她隔成了外人。
她自认为不能融入这个集体，仿佛那一早便是一个完备的体系，再加上什么，都是负累。她只有一个人闷头学习，期望有个好成绩，别人或许能够接纳自己。
可是月考成绩下来，她在班里只排倒数第四。全班60人的成绩单及班内排名又人手一份，板上钉钉昭然若揭，想藏起来都没有地缝可钻。她焦虑，气恼，一拳打在书桌上，引来周围同学的一片窃笑……
她更恨自己了。
同样恨她的，还有母亲。从老师那里“个别谈话”出来，她满脸通红，泪光闪闪：你怎么会考成这样呢？你怎么能考成这样呢？我费尽了心力把你办来送进这个学校，你以为我容易吗？为什么不好好学？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她当然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为办蓝印户口送她来天津上学，家里几乎花光了全部的积蓄。因为不放心她在这边的状况，母亲每个周末都要坐高铁在家乡和天津两地穿梭，每个月的收入都用在了学区房的房租和火车票上，而且跑得人困马乏、心力交瘁。
她看着疲惫而焦虑的母亲，心疼而愧疚，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不能让妈妈失望。然而越是这样，她的意识反而越不受她的控制似的，连听课都不能专心，脑子里时常嗡嗡地闪过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完全不是她想要的，她也控制不了。
然而这些苦楚，她不敢跟母亲说。母亲的负重已经到极限了，她不能再让母亲担心；她也不方便跟陪读的姥姥说：姥姥年纪大了，也没什么文化，很多东西说了，她也不懂——就是懂了，又怎么样呢？她的困难，姥姥帮不上忙。
而且下个月，就要换姑姑来替班儿了，她不知道接下来的“将来”会是怎样。就像她在日记里写的：她的日子，跟她的心一样动荡。
她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天天苦挨。临到考试前几天，更是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手脚冰凉头疼欲裂，脑子里那些怪念头又嗡嗡嗡地一遍遍飞过，像炸了窝的马蜂。考试的结果，当然每况愈下，她仿佛钻进了一个阴森森的连环套里，环环纠结，处处被动。
我问她目前的情形下，自己感觉最大的困难在哪？她想了又想，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我心里一惊。没有想到一个饱受困扰的16岁女孩，可以这样心如明镜地，挖出了自己所有问题的症结。
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事，她的一个比方，打得通俗而漂亮：孩子需要的是同龄朋友,这是任何无可替代的——你看那麦地，都是成片的,也是一簇一簇、紧紧地拥抱成长的。如果单棵孤立，都可能各有损伤，甚至致命。
对于一个移居到新环境的孩子，最要紧、也是唯一需要补救的，便是寻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让孩子找到朋友。一味地塑造和苛责，只能让她在这种无望的孤立之中越陷越深。而孤立，是最大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