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8日，克里米亚大桥上发生爆炸
俄乌“谍战”中，乌克兰特工如何短时间内从“溃败”中逆袭？
文/冯虚
举世震惊的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到底是不是乌克兰干的？
要是放在2月份俄罗斯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时，乌克兰人自己可能都怀疑。当时，乌克兰的情报工作几乎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具体的“荒唐段子”则数不胜数。他们的表现让自己的队友都看不下去，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直接讽刺他们为“内部敌人”。但现在，他们已经从当时谍战中的“全面溃败”中快速完成了一次逆袭。乌克兰特工近两三个月的战绩中，有的是比这“更漂亮的”。
比如，7月份，乌克兰一名特工潜入赫尔松，成功搞掂俄罗斯占领当局负责城市安全监控系统的乌克兰职员，一举将全城的摄像头数据拿到手，传输给乌克兰军方。靠着这些详实的安全监控数据，乌军得以实时掌握俄军调动部署情况及指挥机关具体坐标，然后通过海玛斯火箭炮等中程武器进行定点打击，几乎是一打一个中。
那么，在短短数月内，乌克兰情报机构究竟是靠什么快速实现了逆袭？
当地时间10月12日，基辅民众在袭击现场举行悼念活动
从“情报溃败”，到暗杀资深特工、传输全城监控
随着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展开调查，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已有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俄方称，该破坏行动由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亲自领导，将爆炸物隐藏在建筑材料中，由乌克兰港口敖德萨运往保加利亚，再经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最终装上卡车运到克里米亚大桥上引爆。目前，俄方已逮捕8名嫌疑人，其中包括5名俄罗斯公民，而乌克兰方面尚未承认这些指控。
虽然克里米亚大桥已经抢通，但乌方能通过特工行动而非军事打击袭击这一重要目标，不能不说是当前俄乌对抗的一大变化。今年2月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情报部门因为一度表现极差、全面溃败。但自7月全面整顿以来，乌克兰情报部门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形成战斗力，成为乌军反攻的重要助手，以及威胁俄罗斯本土安全的一大因素。
被俄方视为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元凶”的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GUR）局长布达诺夫
要特别指出一点，占领区情报和特工对抗的过程，只是俄乌情报战的一个“局部战场”。在战略层面上，俄方是在和西方主要情报机构对抗。另外，在这场“综合战争”中，双方情报机构都将对抗的范围扩展到舆论场，这使得涉及谍战的新闻都存在主动或被动造假的嫌疑。
今年8月，乌克兰情报机构就闹了一场很大的乌龙。他们宣布暗杀了俄占新卡霍夫卡市军民当局的副领导人古拉，此后古拉确实从公共视线中消失，俄占军民当局也默认了这一消息，西方媒体因而将此列入乌克兰间谍行刺得手的案例。但9月12日，古拉重新回到岗位和公共媒体上。塔斯社报道称，这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一次“钓鱼行动”，他们在得知乌克兰间谍准备行刺古拉后，让古拉在遇刺后“装死”，从而逐渐发现并摧毁了乌方的这个行动小组。
在今年俄乌战争的起初阶段，类似于这样的乌龙事件甚至是更荒唐的闹剧比比皆是。据西方媒体披露，早在4月俄乌战局第一次陷入僵持时，英国情报机构就通过北约的情报协作网络，向乌方提出过一个“中断克里米亚大桥运输”的方案，但并未得到进一步考虑。这并不令人意外：当时的乌克兰情报工作几乎瘫痪，具体的“荒唐段子”比比皆是，仅NBC等美国主流媒体披露的，就有：
2月24日俄军启动“特别军事行动”后的几天内，乌克兰特工们发现他们联系不上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乌克兰安全局（SBU）局长伊万·巴卡诺夫。迄今为止，也没有公开信息显示他那几天干什么去了。与此同时，战线各处的乌克兰情报机构全面瘫痪。
在北线，负责切尔诺贝利及周边地区安全事务的乌方高级特工瓦伦丁·维特上校自2月18日开始请假未归。24日早上，切尔诺贝利的乌军国民卫队负责人接到了维特从基辅打来的电话。当时，俄军已经到达附近，维特要求国民卫队投降。
在南线，赫尔松州的乌克兰情报官员们匆匆逃离，甚至没有按要求炸毁第聂伯河上通往赫尔松市区的安东诺夫大桥。俄军装甲车队得以长驱直入，3月3日就占领了这座乌克兰主要城市。
在基辅，SBU高级特工、原内部安全部门负责人瑙莫夫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夕突然消失。直到今年6月，塞尔维亚警方通告了他的下落，当时他正试图从塞尔维亚逃入北马其顿。警方发现，他随身携带了12万美元和60万欧元现金。
紧接着，俄乌停火谈判的乌方代表、泽连斯基政府的经济顾问丹尼斯·基里耶夫在3月死亡，SBU的官员们称他们怀疑基里耶夫是俄罗斯间谍，在逮捕过程中将其击毙。但很快，另一个乌克兰情报机构国防部主要情报局（GUR）表示，这是一起乌龙事件，基里耶夫其实是他们的特工，而且直接向最高领导层汇报……
终于，在乌克兰军方决定开始全面反攻的7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了SBU局长巴卡诺夫的职位。他公开对外承认，有大量SBU特工涉嫌叛国。紧接着，在SBU新任局长、曾因领导反恐行动获得“勇气”勋章的瓦西里·马利克准将，以及GUR局长基里尔·布达诺夫的领导下，乌克兰情报部门开始重新向占领区派遣特工，展开了一系列暗杀、破坏和情报搜集行动。
乌克兰安全局（SBU）原局长巴卡诺夫（左）和现任代理局长马利克（右）
乌克兰间谍如何重新潜入占领区？俄方曾公布破获乌克兰海军“第73海上情报中心”的消息。据称，该情报小组运营着一条沿第聂伯河潜入赫尔松州俄占区的路线，多次运送潜伏小组进出。在交通线沿线，情报小组通过联系当地的乌克兰民众，利用郊野地广人稀的优势建立起中转站，其中包括一家狩猎场。俄方公布的狩猎场嫌疑人口供说，他们主动接近附近的俄军驻军，博得好感后一边观察、统计当地俄军的动向，一边负责向占领区运送更多间谍。
到达俄占区后方后，暗杀、破坏是这些间谍小组最为显见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间谍小组并非仅携带少量武器和自制炸弹。从俄方历次通报的破获乌方间谍小组的信息看，乌军在撤离城镇前往往会留下一些隐秘的武器藏匿点，乌克兰间谍回到这些城镇后能很快得到大量武器补给。比如9月中旬，赫尔松市中心爆发多起街头枪战，外界认为这很可能是暴露的乌方间谍和俄军交火，从声音上判断乌方的火力配置非常强大。更具体而言，9月23日，俄军通报过一个乌方的“五人破坏小组”，该小组的装备包括：AK-47步枪，轻机枪，上万发子弹，手榴弹，地雷，甚至9枚反坦克导弹及发射器……
俄方认为，俄著名学者杜金的女儿杜金娜在一次汽车爆炸中遇难，就是乌克兰特工的“杰作”，但乌克兰情报机构并未承认。截至目前，双方公认的乌间谍暗杀行动中，职位最高的死者是卢甘斯克“共和国”总检察长谢尔盖·戈连科，他及副手都被办公室内的自制爆炸装置炸死。此外，各俄占区军民当局的部门负责人，多有遭遇汽车炸弹身亡的事件。乌克兰间谍还引导乌军用海玛斯火箭炮定点“清除”了投向俄罗斯的原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朱拉夫科。此事发生在四地“公投入俄”之际，产生了很大影响。
8月23日，杜金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莫斯科举行
对俄占赫尔松军民当局最高负责人萨尔多，乌克兰间谍也进行了多次暗杀行动。他们先是在萨尔多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设置炸弹，但因被俄罗斯情报机关发现而未果。紧接着，他们不知通过何种方式，完成了一次对萨尔多的投毒暗杀。萨尔多因而被紧急转运到莫斯科进行救治，最终脱离危险。
不过，以上都不是最重要的暗杀事件。9月30日，乌军在间谍指引下对赫尔松一处住宅进行了远程定点打击，俄占赫尔松军民当局第一副领导人阿列克谢·卡特里尼切夫当场死亡。当时，卡特里尼切夫刚刚到任一个半月。他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资深特工，已在俄军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服务25年，此次到赫尔松州担任军民当局第一副领导人，事实上是该州的俄方最高领导者。
为什么最初表现优异的俄罗斯情报机构，在“特别军事行动”进行半年后显得后劲不足，未能阻挡乌克兰特工们卷土重来？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俄方宣称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地居民支持加入俄罗斯的比例超过90%，但当地民众中“心向基辅”者不在少数。随着乌军在北线、南线反攻，一些底层“合作者”害怕被“清算”，也选择和乌克兰间谍合作。
塔斯社曾报道，在乌克兰特工开始活跃于南部被占领区后，一些服务于城市关键基础设施的乌克兰员工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全部逃亡。这使得占领当局需要分出兵力、招募俄罗斯国内的专业人士来接管电站、水厂等基础设施，疲于奔命；而原来的乌克兰员工逃入乌军控制区后，会汇报关键基础设施的详细情况，这亦有助于乌军对相关设施进行精确打击。
在南线反攻中，乌军最重大的战果也来自情报战线的贡献，就是前文所说的获取了赫尔松的全程安全监控数据，然后进行精准的定点打击。当然，在乌军发起攻击后，俄罗斯情报机构很快通过线索逮捕了嫌疑人，并在他家中发现了枪支弹药、手榴弹以及安全监控设备的配件。从这些装备可以推测，如果乌军更隐蔽地利用这一关键线人，乌克兰间谍后续可能还有进一步计划，比如对赫尔松安全监控系统进行破坏，然后组织线人全身而退。
基辅街头的“克里米亚大桥爆炸”邮票展板
乌克兰谍战的经验和教训
乌克兰情报机构的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不能通过一次谍战的成败来判断。在西方情报分析人士看来，乌克兰情报机构在战前的问题不在于行动策划或情报战略，而在于其治理结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有一些问题在战争中被解决，但也有缺陷仍然存在。
“乌克兰情报机构”包括三个具体机构：乌克兰安全局 （SBU），国防部主要情报局 (GUR) 以及乌克兰外国情报局 (SZR)。其中，SBU直接继承自克格勃的乌克兰分支，SZR原本是SBU的外国情报部，2005年机构改革后独立建制，专司外国情报搜集。GUR则是在苏联解体后从头开始创建的情报组织，它的早期成员都来自苏军总参谋部所属情报部门。名义上，GUR是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其预算独立于国防部，GUR负责人直接向乌克兰三军最高统帅、也就是乌克兰总统汇报。
简单来说，SBU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SZR相当于中央情报局（CIA），而GUR是总统直接掌握的秘密机构。
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西方情报同行正试图解决乌克兰情报机构的三大问题。首先是人员臃肿，仅SBU就拥有超过3万名员工，其规模是英国军情五处的七倍。其次是职责混乱。世界各国对情报机构的使命和职能都有相似的认知，但因为前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司法机关腐败横行，所以独立以来的历届乌克兰政府都试图借用情报网络解决司法问题，SBU不仅负责情报和反情报任务，还负责打击乌克兰的经济犯罪。换言之，这是一个“情报局+反贪局”的混合体。
问题在于，SBU的特工也受到腐败风气的影响。一份西方情报报告指出，该机构因为参与经济犯罪调查，近年来“勒索、滥用职权、腐败、秘密监狱、敲诈勒索等问题成风”。欧美情报机构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北约自2005年开始介入SBU的改革，总体目标是将SBU中的非情报职能剥离，然后在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下设立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的机构。但在SBU看来，这是“断人财路”，因而改革进行了17年，拆分的方案出了无数版，最终毫无进展。
SBU如此，另外两个情报部门也“好不到哪儿去”。SZR在2005年后名义上独立，但其预算至今在SBU的控制下。一方面，这让SZR无法摆脱SBU的腐败风气；另一方面，在2014年到2022年俄乌对抗的关键时期，SBU为避免SZR“做大”，阻挠SZR领导层的迭代，并不让SZR主要领导行使其法定的“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力。2019年，泽连斯基的“发小”巴卡诺夫出任SBU局长，进一步限制了SZR的独立权限。
SBU-SZR体系无能，隶属国防部、独立于原克格勃体系的GUR呢？西方情报报告指出，不幸的是，GUR因为不受国防部约束，也滋生了缺乏监督的腐败。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因为无法控制GUR，只能依赖边防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搜集俄乌边境的军事情报。其结果是，今年2月24日前，乌军虽然向边境集结了兵力，却并未做好对俄防御的精确准备，在战争之初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欧美分析人士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更严重：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已经显示出，许多乌克兰间谍和俄罗斯联邦情报局（FSB）存在联系。原因何在？直到2014年之前，整个乌克兰情报体系中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员生于俄罗斯并在莫斯科接受过情报训练，他们的故旧都是FSB的特工。此外，解体前长期担任克格勃乌克兰分支负责人的尼古拉·戈卢什科，在乌克兰独立后“携带关键文件”回到莫斯科，后来还成为FSB的创建者之一。这些文件成为了“勒索和利用乌克兰情报人员的宝贵来源”。
因而，不出意料的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战争发生时，包括SBU当地分支负责人在内的“超过三分之一当地乌克兰特工”都很快加入俄方阵营，摇身一变成为占领当局反间谍部门的员工。有分析认为，如果不是泽连斯基在2019年以来撤换了SBU原系统内“90%以上的中层官员”，今年“特别军事行动”之初乌克兰情报网络的“笑话”还会更大。
乌克兰情报系统的这些问题，自2月以来是否得到了解决？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完全没有得到解决，乌方无法取得前述那些战绩。究其原因，泽连斯基在进入“战时状态”后迅速构建了以基辅乌军统帅部为中心的指挥体系，特别是在3月的基里耶夫乌龙事件后，乌克兰各情报部门及军方之间的壁垒被完全打通。许多细节可以证实这一点：乌军总参谋部能够和情报机构一样发布情报消息；乌方渗透进占领区的间谍小组能和前线乌军直接联络传输情报；在俄罗斯破获的乌克兰情报小组中，有不少是乌克兰军方人员组成、但受到情报部门领导的，这说明双方在人事上也已经融为一体。
10月14日是乌克兰“保卫者日”，基辅举行纪念活动
与此同时，强烈的民族情绪激励了更多乌克兰人参与情报工作。7月下旬以来，乌克兰情报部门公开向南线被占领区居民征集俄军信息，包括俄军部署点的地址坐标、交通路网详情、当地同俄方“合作”的乌克兰人的身份信息等。有乌克兰学者称，在线情报搜集的总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官方宣布破获的乌克兰情报小组中，有不少是由“亚速营”等民族主义武装人员组成的。很难说他们是否代表了当前乌克兰情报战的主力，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腐败、亲俄的乌克兰“老特工”们。不过，或许正因为缺乏谍战经验，这些小组才屡屡被俄方破获，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2月以来的俄乌谍战，特别是乌克兰在被占领区的特工活动从“全面溃败”转向“常有斩获”，颇值得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关注。我们固然能从改革情报指挥体系、创造性发展情报人员、全民参与情报战等方面总结经验，但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再强大的情报技术与战略，都需要有民心民意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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