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3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能源与政治风波。军政府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奇亚尼签署了一项紧急政令，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津德尔炼油厂（Soraz）及西非石油管道公司（WAPCo）的三名中国籍高管在48小时内离境，并查封了炼油厂的账户。同日，尼日尔旅游部以“歧视性经营”为由，吊销了中资阳光国际酒店的营业执照。这一系列举动迅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外媒纷纷报道并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尼日尔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历史可追溯至2003年，当时西方石油公司因勘探风险和利润微薄撤离尼日尔沙漠，而中国石油的勘探队却踏上了东南部乍得盆地的滚烫沙丘。这里地表温度常达50摄氏度，疟疾与脑膜炎肆虐，基础设施近乎为零。但中石油却在这里开启了与尼日尔长达22年的合作，累计投资约46亿美元，建设了阿加德姆油田、毕尔玛油田、尼日尔-贝宁原油外输管道、津德尔炼油厂等项目。至2011年，阿加德姆油田投产，探明可采储量3.24亿桶，使尼日尔从石油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津德尔炼油厂日加工2万桶原油，终结了该国成品油100%依赖进口的历史。
原本和谐的合作关系在2023年7月尼日尔政变后出现新的变数。新上台的军政府推行所谓的“资源主权觉醒”政策，一直寻求加强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控制。尼日尔作为西非内陆国家，尽管国土面积的75%被撒哈拉沙漠覆盖，但其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已探明石油储量达50亿桶，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乍得盆地；天然气储量186亿立方米；铀矿资源是尼日尔最突出的战略资产，已探明储量42万吨，居世界第四位。军政府上台后立即以各种理由审查旧合同，要求将原油分成比例从15%提高至30%，并以“税务稽查”名义向Soraz炼油厂追缴1.3亿美元。此外，军政府还不断要求中资企业加快本地化管理，并改善尼日尔员工的薪资待遇。
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到一年前。2024年3月，深陷债务危机的尼日尔军政府与中石油签署协议，获得了4亿美元的预付款贷款用于原油出口。然而，一年期限已至，尼日尔军政府却无力偿还本息。在此背景下，军政府以“外籍高管薪资过高”、“拒绝本地化采购”为由，对中石油及相关企业发难。专家分析指出，尼日尔此次做法较为激进，其提出的一系列举措本质上反映出政府运转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期望以行政手段要挟中石油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尼日尔军政府甚至对Soraz炼油厂征收了高达800亿美元的“天价税”，远超该国全年GDP，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勒索行为。
与此同时，尼日尔旅游部吊销了中资阳光国际酒店的营业执照，给在尼日尔的中资企业员工提供住宿服务的主要场所之一遭受重创。Soluxe国际酒店自2015年开业后，长期为CNPC等中企员工提供住宿服务，此次被吊销营业执照无疑是对中资企业的又一打击。尼日尔旅游部以“歧视性经营”和“财务违规”为由撤销其营业执照，但未提供具体证据。有传闻称，酒店顶层长期预留的总统套房拒绝接待军政府某位将军的情妇，这可能是导致酒店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真实原因之一。
尼日尔此次对中资企业的强硬举措，不仅暴露了非洲资源国在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的矛盾与挣扎，也反映了尼日尔军政府试图通过反外资姿态转移民众对经济困境的注意力。尼日尔以“外企薪资不公”为由发难，但其自身却将军官工资上调50%，卫队奢侈消费进口牛排。这种“双标”操作进一步加剧了中尼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尼日尔此举也被视为其“资源国有化”策略的延伸。自2023年后，尼日尔便以“主权主义”为旗号，试图摆脱法国等前殖民国家的影响，并加强对石油、铀矿等战略资源的掌控。此次针对中企的行动，可以说是尼日尔在资源争夺与政治博弈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面对尼日尔的强硬举措，中资企业迅速启动了应急方案。一方面，中国石油集团将技术岗位的培训周期从3-5年压缩至18个月，并设立“中尼联合管理学院”，以满足尼日尔政府提高本土化比例的要求。另一方面，西非石油管道公司引入第三方国际审计，增强财务的透明度，以应对尼日尔政府的指控。此次事件也给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提供了深刻的反思。非洲投资环境复杂多变，政权更迭频繁，政策不稳定性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不仅要注重商业利益，还要充分考虑政治风险和社会责任，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尼日尔事件绝非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全球化退潮下资源国与投资国矛盾的集中爆发。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资源国对资源的控制欲望日益增强，而投资国则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政治风险。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既是一次警示，也是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