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年龄只有18岁的加沙,是全球人口最年轻的城市。这个年龄之轻并非因为他们能够长久地保持青春,而是因为太多的孩子们无法成长,只能夭折。当一位加沙少年被问及长大后的愿望时,他回答道:“我们在巴勒斯坦长不大。”
这个令人心酸的回答揭示了加沙的惨痛现实。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另一边,约旦河西岸却展现出了不同的景象。约旦河西岸的人均GDP曾一度突破了5000美元,即使在疫情期间,人均GDP也超过了4000美元,而加沙地带的人均GDP最高也未超过1500美元。
尽管约旦河西岸的经济水平在中东众多石油富国的包围下并不突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在巴勒斯坦独特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经济成就仍然显得亮眼。那么,为什么法塔赫统治下的约旦河西岸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呢?
事实上,约旦河西岸的实际控制权并不在法塔赫手中,而是在以色列手中。虽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自称为巴勒斯坦总统,将法塔赫视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但法塔赫对约旦河西岸并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
约旦河西岸的经济完全依赖于以色列。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了隔离墙,将犹太人定居点和巴勒斯坦人定居点隔离开来。每年,约旦河西岸可获得22万个工作岗位,允许22万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工作。他们白天在以色列工作,晚上返回约旦河西岸。
要想进入以色列工作,他们必须获得以色列的签证。这一签证制度类似于过去日本颁发的“良民证”。只有获得这张“良民证”,他们才能在以色列工作,获得高额工资,年薪约为1.5万美元,相当于约11万元人民币,高于大多数中国打工者的收入。看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与以色列人相比仍然相形见绌。以色列的人均GDP高达5.4万美元,人均年薪约为30万元人民币。
这些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主要从事一些脏活、累活,甚至连二等公民的地位都无法得到,只能算是低贱的外籍劳工。
22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一年大约能够赚取33亿美元,为法塔赫政府带来约5-6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并不由法塔赫政府直接收取,而是由以色列政府代为收取,然后再转交给法塔赫。换句话说,法塔赫没有自己的税收权。独立的税收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象征,但法塔赫却没有这一权力。
法塔赫的主要税收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另一个是进出口关税。约旦河西岸是一个内陆地区,人员和货物的进出都受到以色列的控制。法塔赫也没有关税权,进出口关税由以色列代为收取,然后再转交给法塔赫。看到了吗?虽然约旦河西岸名义上是法塔赫的管辖区,名义上是巴勒斯坦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更像是以色列的半殖民地。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不是挺好吗?去以色列工作,一年能够赚取11万元,总比在加沙贫困死去好吧?对此,我无法评价。有些人选择跪着活着,而有些人选择站着死去。谁对谁错,让历史去评判吧,我不做评判。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先辈没有跪下,而是选择站起来战斗。
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法塔赫保持了沉默;当加沙平民被无差别屠杀时,法塔赫也没有作出反应。直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男人们站起来,呼吁支持哈马斯,反对阿巴斯,法塔赫才感到不安。他们派出军警,对站起来的人群使用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要求他们重新跪下!
法塔赫费尽力气争取到的和平生活,又怎能因为一小撮人选择站起来而付之东流呢?没有以色列,法塔赫连自己都无法养活。财政命脉和税收大权都牢牢掌握在以色列手中,法塔赫如何能够挺直腰杆?
正因为法塔赫放下了武器,所以西方世界对他们比较友好,每年还能推动联合国和其他慈善组织向法塔赫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种金钱的安抚下,法塔赫失去了斗志,只想苟活于世。其中包括贪污腐败问题,更是不言而喻。
法塔赫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是一个财务高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揭露他的一个秘密账户里存有9亿美元。巴勒斯坦立法机构称,阿拉法特的存款高达10亿美元。他去世后,这笔巨额财富全部留给了比他小33岁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阿拉法特的10亿美元从何而来?除了国际捐款,主要还来自于巴勒斯坦的税收。为什么这些钱会变成阿拉法特的个人资产?一个终生为巴勒斯坦奋斗的人,为什么会操纵数十个银行账户,积累起亿万美元的财富?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加沙还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