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年龄只有18岁的加沙，是全球人口最年轻的城市。这个年龄之轻并非因为他们能够长久地保持青春，而是因为太多的孩子们无法成长，只能夭折。当一位加沙少年被问及长大后的愿望时，他回答道：“我们在巴勒斯坦长不大。”
这个令人心酸的回答揭示了加沙的惨痛现实。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另一边，约旦河西岸却展现出了不同的景象。约旦河西岸的人均GDP曾一度突破了5000美元，即使在疫情期间，人均GDP也超过了4000美元，而加沙地带的人均GDP最高也未超过1500美元。
尽管约旦河西岸的经济水平在中东众多石油富国的包围下并不突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在巴勒斯坦独特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经济成就仍然显得亮眼。那么，为什么法塔赫统治下的约旦河西岸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呢？
事实上，约旦河西岸的实际控制权并不在法塔赫手中，而是在以色列手中。虽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自称为巴勒斯坦总统，将法塔赫视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但法塔赫对约旦河西岸并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
约旦河西岸的经济完全依赖于以色列。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了隔离墙，将犹太人定居点和巴勒斯坦人定居点隔离开来。每年，约旦河西岸可获得22万个工作岗位，允许22万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工作。他们白天在以色列工作，晚上返回约旦河西岸。
要想进入以色列工作，他们必须获得以色列的签证。这一签证制度类似于过去日本颁发的“良民证”。只有获得这张“良民证”，他们才能在以色列工作，获得高额工资，年薪约为1.5万美元，相当于约11万元人民币，高于大多数中国打工者的收入。看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与以色列人相比仍然相形见绌。以色列的人均GDP高达5.4万美元，人均年薪约为30万元人民币。
这些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主要从事一些脏活、累活，甚至连二等公民的地位都无法得到，只能算是低贱的外籍劳工。
22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一年大约能够赚取33亿美元，为法塔赫政府带来约5-6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并不由法塔赫政府直接收取，而是由以色列政府代为收取，然后再转交给法塔赫。换句话说，法塔赫没有自己的税收权。独立的税收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象征，但法塔赫却没有这一权力。
法塔赫的主要税收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另一个是进出口关税。约旦河西岸是一个内陆地区，人员和货物的进出都受到以色列的控制。法塔赫也没有关税权，进出口关税由以色列代为收取，然后再转交给法塔赫。看到了吗？虽然约旦河西岸名义上是法塔赫的管辖区，名义上是巴勒斯坦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更像是以色列的半殖民地。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不是挺好吗？去以色列工作，一年能够赚取11万元，总比在加沙贫困死去好吧？对此，我无法评价。有些人选择跪着活着，而有些人选择站着死去。谁对谁错，让历史去评判吧，我不做评判。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先辈没有跪下，而是选择站起来战斗。
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法塔赫保持了沉默；当加沙平民被无差别屠杀时，法塔赫也没有作出反应。直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男人们站起来，呼吁支持哈马斯，反对阿巴斯，法塔赫才感到不安。他们派出军警，对站起来的人群使用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要求他们重新跪下！
法塔赫费尽力气争取到的和平生活，又怎能因为一小撮人选择站起来而付之东流呢？没有以色列，法塔赫连自己都无法养活。财政命脉和税收大权都牢牢掌握在以色列手中，法塔赫如何能够挺直腰杆？
正因为法塔赫放下了武器，所以西方世界对他们比较友好，每年还能推动联合国和其他慈善组织向法塔赫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种金钱的安抚下，法塔赫失去了斗志，只想苟活于世。其中包括贪污腐败问题，更是不言而喻。
法塔赫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是一个财务高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揭露他的一个秘密账户里存有9亿美元。巴勒斯坦立法机构称，阿拉法特的存款高达10亿美元。他去世后，这笔巨额财富全部留给了比他小33岁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阿拉法特的10亿美元从何而来？除了国际捐款，主要还来自于巴勒斯坦的税收。为什么这些钱会变成阿拉法特的个人资产？一个终生为巴勒斯坦奋斗的人，为什么会操纵数十个银行账户，积累起亿万美元的财富？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加沙还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