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私刑而言，没有哪个州比密西西比州更严重，它保持着美国私刑受害者人数最高的记录，自重建以来到 1965 年，至少有 500 多名黑人被处以私刑。
奴隶制和边疆生活的传统，荣誉和复仇的准则，贫穷、无知和孤立都对暴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而言，密西西比人比其他州的美国人更贫穷、更残暴，他们不识字的可能性是宾夕法尼亚人的 5 倍，而杀害他人的可能性是宾夕法尼亚人的 10 倍。
密西西比州因此呈现出独特的私刑特点，以农民、工人、黑人罪犯为主要受害者群体，私刑在各地域分布状况有较大差异，尤以棉花带私刑数量最多最残忍。
以农民、流浪工人为首的受害者群体
密西西比州以农村为主，在密西西比州，容易成为私刑暴徒目标的并不是南方社会的流浪者，而是农业工人，主要是在固定地区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佃农，他们经常被指控对地主或监工犯下了一些罪行。
据统计，在密西西比州，超过 60%的黑人私刑事件涉及非裔美国农业工人，白人指控犯罪的佃农对他们的雇主或雇主的直系亲属有直接的、致命的冒犯实际上，在整个南方，美国黑人农民与白人雇主经常在工作安排、作物安置、金钱问题、行动自由或人际关系等问题上出现激烈矛盾。
当代的观察家，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威廉·皮肯斯和沃尔特·怀特，都认为白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是私刑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上讲，许多私刑确实是由于非洲裔美国人拒绝屈从于许多地主试图强加给他们的侮辱和压迫。
地主与雇农之间的关系极具复杂性。
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试图在南方推行劳动合同制，希望种植园主和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签订劳动合同，种植园主作为资本家支付黑人工资，黑人奴隶作为农业雇佣工人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但由于种植园主资金短缺、黑人过于贫困、种植园主的压榨与欺骗等因素，劳动合同制并没有在南方发展起来，一种新的体制一作物分成制 (crop-sharing system)应运而生。
作物分成制实际上包括分成雇农制与分成租佃制两种形式。
在雇农制下，雇农向种植园主租种一小块土地，但他一无所有，全部生产资料需由种植园主提供。
种植园主取得收成的一半，分成雇农获得收成的另一半。
在分成租佃制下，分成佃农通常租种 20-50 英亩的土地，他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如耕畜简单的农具、种子和饲料。
其地租以实物缴纳。
通常为全部收成的 1/4 或 1/3。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雇农 (sharecropper) 与农 (sharetenant)在作物的选择与生产决策方面享有不同的权利。
佃农在作物选择与生产决策和产品销售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并对收获物持有所有权与处置权。
雇农的生产活动则受到地主的严格监督与控制，在作物选择方面，雇农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不能决定作物种植的地点、时间和方式。
此外，雇农对收获的作物也没有所有权与处置权，在收获季节后，收获物往往被地主全部取走，在估量价值后，按照分成比例分给雇农。
然而，无论是细农还是雇农都要受到种植园主的盘剥。
密西西比州私刑最严重的地方是亚祖河三角洲，这里是南部棉花王国的中心。
世纪之交棉花价格的上涨和 1908 年棉铃象甲的出现，严重限制了黑人的经济机会。
棉花价格上涨导致三角洲的土地价值飙升，这实际上为许多黑人农民关闭了拥有土地的大门。
棉铃象鼻虫的毁灭性破坏导致许多土地所有者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并促使黑人选择了佃农，以便向土地所有者转移更多的风险。
到20世纪初，三角洲的大多数非洲裔美国农民都成了农。
三角洲的一切都围绕着棉花作物和它所需要的劳动力运转。
种植园内部学校、商店、教堂、邮局一应俱全，对黑人工人极尽剥削。
工人被迫在远高于市面价格的种植园商店里购物，并且只能使用地主发放的临时凭证或代金券，而非现金(有些农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还从未见过一美元票)。
每年的3月1日是结算日，这一天的劳作结束时，农和地主坐下来商量他们的分成。
由于很少有佃户有能力阅读他们的报表或把数字加起来，更没有人敢质疑种植园主的最终数字，作弊的机会无穷无尽。
据统计，“不超过 25%或 30%”的三角洲农在结算日得到了诚实的计数，其余的“要么不赚不赔，要么欠雇主的债”。
国会议员弗兰克·e·史密斯这样描述亚祖河三角洲地区精明的雇主:“雇农在结算日被告知他的棉花收益完全等于他的债务。
”种植园主通过让他们的佃农永远负债来控制劳动力供应，他们高价提供生产资料，低价计算农民生产的种植物。
生产的农业产品低于生产资料价格，农民又无力偿还差额，身上的债务因此不断累加。
根据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无论预支的金额有多小，借贷人在预支后违约都是违法的。
结果，劳役偿债制一一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一一在密西西比州和南方其他地区盛行起来。
1907 年，一名调查人员称，在棉带地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农场主让黑人工人处于“负债状态”。
同年,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描述了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密西西比州一位债台高筑的佃农连同他的全家被一个种植园主“卖”给了另一个种植园主整个过程中，只要佃农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情愿的样子，他就会被鞭打和殴打成肉浆。
“(他的)孩子们把他带回家,”贝克报道说，“白人雇主第二天返回种植园，拿出一根绳子，威胁若他不同意去找债主就要绞死他。
这个案子上了法庭，但白人并未受到惩罚。
”从密西西比州长厄尔·布鲁尔(Earl Brewer)的信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役偿债的残暴。
“布鲁尔曾是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检察官。
1915 年春，布鲁尔写信给塔拉哈奇县警长，提到种植园主虐待黑人的问题。
布鲁尔说，问题很严重，殴打、枪击和私刑每天都在发生。
然而他并没有特别帮上忙，只是简单调查了这些杀人事件，大陪审团做出了惯常的裁决:“死于不明人士之手”。
布鲁尔说，“一开始我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我以为是一些黑人·...·.在种植园主给了他们作物之后，无缘无故地想逃跑。
......但这确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暴力必须停止你会发现有大量的黑人身上都有被鞭打和殴打的痕迹，他们站在这里，成了阻碍劳工再次进入三角洲的屏障。”
黑人在解放后衍生发展起来了一种“自由文化”，这也在困扰着地主与农之间的关系。
黑人佃农不再是战前那些心甘情愿地耕种土地的顺从奴隶了，荣誉的概念也渗透到黑人文化中，当白人虐待他们或诋毁他们的自尊时，非裔美国人渐渐选择诉诸暴力。
因此，19 世纪后期，许多白人在南方发现了一种“新的黑人形象”一-“亡命之徒”、“坏黑鬼”黑人不再像战前那样忠诚，温顺，爱好和平，他们反过来嘲笑白人虚荣做作的种姓、权威和荣誉。
对此，白人经常用私刑作为回应，希望以做效尤，告诉其他非洲裔美国人，挑战种姓制度的代价太高了。
黑人但农们明白与白人的暴力冲突可能导致私刑，但有些人仍然选择为尊严而死。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黑人很少挑战白人雇主，密西西比州的私刑证据表明了另一种情况有关涉及农业工人的私刑事件的报道中充斥着非裔美国人与其雇主之间的纠纷和分歧，这些纠纷和分歧常常导致一名白人的死伤。
白人用私刑处死农业工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还因为他们敢于挑战(通常是身体上的)白人地主或主管的社会地位。
例如，1903年7月，来自密西西比州纳齐兹区(Natchez District)的年轻黑人户卡托·加勒特(CatoGarrett)杀死了一个名叫哈里·斯托特(Harry Stout)的受欢迎且“人脉广泛”的种植园主加勒特曾和斯托特就把一头骡子放在草地上的问题发生过争执，当争吵到了紧要关头，加勒特用一把小折刀刺入了斯托特的心脏。
尽管当局召集了一个特别的大陪审团以确保加勒特能得到快速的审判，三天后，斯托特的 15 个朋友强行把加勒特从一名执法人员那里带走，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绞死了他。
不出所料的是，没有人因加勒特的死被捕。
黑人私刑受害者的第二大群体
非农场工人，包括铁路工人、木工、松节油工人、渔民以及搬运工、邮递员等服务工人。
在密西西比州，大约 20%的私刑事件都与黑人工人(非农业)有关。
与黑人农的情况一样，白人通常会因涉嫌对雇主犯罪而对黑人工人(非农业)处以私刑。
谋杀和袭击相关的指控约占同期非农业受害者事件的 42%。
然而，与农业私刑事件不同的是，在几乎 37%的非农私刑事件中，涉嫌强奸和涉及妇女的其他犯罪是正当理由。
白人害怕一些工人阶级的黑人，尤其是流动工人，因为他们不关注也不在乎白人的种族礼仪。
那些在偏僻的木材和松节油营地里劳作的黑人劳工，几乎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社会里，极少与居住在农场或城镇里的白人有接触，因此，流动工人涉嫌对白人妇女犯罪而被处以私刑的可能性是黑人农业工人的两倍多。
一个黑人流动工人比任何事物都能引起白人的恐惧和担忧，在白人心中，流动的黑人劳工属于黑人和白人社区的“局外人”。
一些劳工的犯罪背景和许多集中营中盛行的令人厌恶的黑人劣根行为加剧了白人固有的恐惧，白人认为这些男人总是潜伏在暗处，伺机掠夺白人女性的美德。
一个陌生的非裔美国工人的意外出现往往会在白人社区引发恐惧的涟漪。
毋庸置疑，如果这样的工人攻击、威胁或恐吓白人妇女，他的暴力死亡往往是注定的。
例如，阿贝·巴雷特(Abe Barrett)是一个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的松脂工人，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松林地区(Piney Woods)，从佐治亚州搬来后不久居住在罗顿湾附近，那里是汉考克县松节油工业的中心。
在私刑实施之前，罗顿湾周围的白人越来越害怕“那些在果园和松节油蒸馏厂周围工作的危险而又鲁莽的黑人”会对他们实施侵害，附近的白人害怕这个“人类中最危险的阶层”，许多白人告诫自己的女性亲友避免独自在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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