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李沐子 于诗奇
3月24日下午2时，“张某华故意投放危险物质案”（即“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刑事附带民事部分二审，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择期宣判。该案自2022年9月14日案发至今，已步入第四个年头。（此前报道）
此次二审，受害人之一、小狗papi的主人李真（化名）表示，焦点在于被害犬作为伴侣动物的价值意义，以及精神损失赔偿能否获得支持。当天，她依然背着印有西高地小狗模样的单肩包，身着小狗图案毛衣，仿佛那只陪伴了13年的小狗仍在身边。
在北京三天，记者蹲守庭审现场，走访通州某大集，同时重访案发小区，并走进该案之后同样发生宠物中毒的现场。记者发现，宠物中毒事件仍在不断发生，案件推进并不轻松。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集上仍可轻易购得“限制使用”的鼠药。
papi妈妈李真庭审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 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从一审到二审，这起“北京首例”留给我们的追问远未结束：为何类似小区投毒案件屡禁不止？养宠人与非养宠人之间的底层矛盾究竟是什么？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在关注人类生活舒适度的同时，是否也能给予伴侣动物更多目光？
带着这些思考，潮新闻记者将通过上下两篇报道，探问城市之中人、宠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
精神损失，能否被看见？
开庭前一天，北京安定医院门口依然是车水马龙。
李真刚刚取完病历证明，上面写着“抑郁症发作”。她的包里塞着七种、十几盒日常服用的药品。“管焦虑的，管睡眠的，管抑郁的。”她一件件掏出药盒，声音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2022年9月14日，李真在自家小区遛宠物狗papi。回家不久后，papi开始抽搐、吐血、大小便失禁。
“它不是‘嘎嘣’一下就没了。”夕阳从窗外洒进来，落在她身侧。说话间，她时常停顿，望向窗外，“它被剧痛折磨了将近十个小时，有惊惧，有抽搐，有尖叫。”
开庭前，李真接受记者采访。 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我认可生命有限，但papi以这种方式离世，我不能理解。”那一夜之后，她的生活被彻底改写，辞职、发声、打官司、遭遇网暴、抑郁……成了关键词。
这起“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华因投放危险物质，致11只宠物犬及流浪猫中毒死亡。
在李真的叙述里，受害者始终是“11位被害人”（其中2只为流浪猫），但实际的起诉人是9只宠物犬的主人。
2025年12月，一审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张某华有期徒刑四年，但仅支持部分民事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张某华因患食道恶性肿瘤，于2024年7月被取保候审。一审刑事部分生效后，包括李真在内的五位受害人继续就民事部分提起上诉，才有了今天的二审。
一审判决中，李真为papi写下的民事赔偿金额是2万元，参照了当时正规犬舍的市场价格，取了最低值。一审法院最终认定金额为8000元。另她提出的25万元的精神损失赔偿，未被支持。
“我写的25万，是2023年初的数字，参照了民法典误工费标准。”彼时，李真离职前三个月的收入能达21万余元。而2024年，她全年收入仅5806元。
“三年半过去了，我37岁了，很难再回到高强度的大厂状态。”但二审中，她的诉求金额未作修改。她说：“更希望重新审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李真的代理律师、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王重表示，本案核心上诉点，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释第175条第二款，此类案件一般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但2021年以来，已有极少数特殊案件实现突破。“我们相信本案符合突破一般规定的情形，所以特地到线下参与庭审，试图说服合议庭。”
不过，关于精神损失赔偿，上海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洪连认为，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他坦言：在实践中，“连人身损害类，尤其是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罪的精神损失赔偿诉请，都很难得到支持。”
在他看来，“法治的进步很难一蹴而就”。
“1万也好，一块钱也好。”李真明白从“0到1”的过程很难，但她仍希望本案能有所突破，为更多面临类似处境的人带来借鉴。“我写25万，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什么样的双重伤害。”
事发后，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她看来，papi是家人，是全家福的一员。“它陪伴我走过13年的日日夜夜，它的价值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
李真当前吃的情绪类药品。 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李真说，这件事对她来说，像伴随一生的潮湿阴影。“我永远不想提及，但又必须不停复述。”
在她理解，这大概率是最后一次庭审，“希望法官能为‘精神损失是否属于身体伤害’这一命题，留出讨论的空间。”
首案背后，仍有类案不断发生
在迎来二审之际，李真说，很多人劝她别折腾了。“但我还是想试试。”
因为她看到了一些变化。“广州已经有了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判罚。武汉也有了，长沙也有民转刑的情况发生。”她说，法治进步，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人去一遍遍地说。
2026年2月5日，广州南沙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投放危险物质罪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该案受害人代理律师吴娱介绍：“这是广州首例对宠物投毒行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的案件。”这起案件仅历时五个月。
然而，投毒案件仍在发生，进入刑事程序不乏困难。
2024年5月，在北京丰台某小区，11只犬只中毒死亡，后检出氟乙酸，案件从“故意毁坏财物”升级为“投放危险物质”，最后检察院以“证据不全”退回。
受害人赵先生的小狗鱿鱼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去年年底，承办民警告知，检察院已出具不予批捕告知书，律师连介入的机会都没有。”
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检测出氟乙酸 受访者供图
该案另一位受害人吴娜（化名）解释说：“毒源找不到，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可就是没办法。”
为此，记者特地走访了该小区。吴娜带着我们在小区中心的休闲区逛了一圈，几乎每隔几米，她都能指出被投过毒的地方。“嫌疑人买了最好的肉，煮了一大锅，洒遍小区各个角落。我亲眼看到我的小狗吃了地上的肉。”她家三只犬先后毒发身亡。
吴娜阿姨居住小区曾被投毒的地方。 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此次投毒共导致11只犬只死亡，另有多只流浪狗、猫甚至刺猬被毒死。吴娜曾亲眼看到动物遗体：“这不是第一次了，从2020年搬来，这已经是第五六次了。”说起小狗去世的场景，她依然红了眼眶。
吴娜养狗近三十年。“有的人觉得狗是玩伴，但对我来说，它们就是我的孩子。”
她说，其中被毒害的一只小狗，曾救过她的命。“有一次半夜遛狗，一根撑着树的木棍突然倒下，上面有很长一根钉子。如果不是它跳起来撞开我，我可能就没命了。”
三只小狗去世近两年，她的手机屏幕和手机壳仍是它们的照片。“你看我们‘大猫’多可爱，它是这一窝里最帅的小狗。”说话间，吴娜轻轻抚摸着照片，“我可以这一辈子有好多好多狗，但是它一生只有我。”
两年里，吴娜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我到现在都走不出来，做梦还会梦到它们。”
她说，自己并不奢求赔偿，“哪怕投毒人说一句‘对不起，我误伤到你的狗了’，我都能接受。可他没有，他说他是‘替天行道’。”
她清醒地明白，“这不仅仅是毒狗的问题，万一有孩子或老人误食了呢？这是公共安全问题。”
2024年夏天，北京通州马驹桥同样发生投毒事件，小区十余只小猫被毒死。
“报警了，警察来取证，我们有怀疑对象，但没有证据。”小区居民英姿的小猫，吃了散落在小区地上的香肠，后中毒身亡。“小区监控什么都查不到，证人怕被报复也不肯出来作证，所以不了了之了。”英姿说。
英姿被毒死的小猫。 受访者供图
吴娜、赵先生和英姿的遭遇，正是当下许多宠物投毒受害者共同面临的现实与法律困境。
因为毒源问题，吴娜的案件被退回。但早在案件一审时，潮新闻记者便发现，在市郊集市上可以轻易获得鼠药。因而此次，潮新闻记者再次走访该集市。
请继续关注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之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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