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众多将领中,杜聿明和郑洞国的名声比较好。
别的不说,单看他们在辞世后获得了两岸民众的共同追悼,就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国民党将领在辞世后同时获得两岸民众共同追悼的,就只有他们两个了。
老覃在前一段时间写了《开国少将回忆俘获杜聿明的情形:他像个变戏法的,不断往外掏东西 》一文。里面提到,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失败后逃亡,在身穿的棉衣里层夹带了不少吃的、用的,以至于在被俘时,上演了一出不大不小的“丑剧”,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有点小遗憾。
相较而言,郑洞国一生行事磊落,几乎没有留下过什么有失体面的言行。
顺带说一下,以《万历十五年》一书闻名于世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1943 年 2 月担任了时任新一军军长的郑洞国的司令部参谋,跟随郑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缅北反攻战役。
胜利归来,即在1945 年9月,黄仁宇将之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12篇战地通讯以《缅北之战》为题,交由上海大东书局集结出版。
在《缅北之战》一书中,郑洞国的“铁血将军”形象跃然纸上。
黄仁宇晚年还著作了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一书,书中同样用了很多笔墨来描写他眼中的郑洞国。
黄仁宇是这样描写他的这位曾经的顶头上司的:“(他)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尔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
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两次东征和一次北伐。而令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他很早就参加了抗日战争。
在1933年的长城古北口抗战之战中,他是第17军2师4旅旅长,率部坚守南天门一线,与日军硬扛了八个昼夜。到了第九日,兵力伤亡惨重,弹药严重不足,奉命撤回后方休整。然而,在返回途中,他忽然听说接防的第83师崩盘,马上率部回援,没有丝毫犹豫。为示死战之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穿一件溅满了鲜血的白衬衫,亲自抱着轻机枪带头冲锋,最终神奇般地夺回了阵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前后参加了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后来的远征缅北。
在保定会战中,他置之死地而后生,守城数日,突然发力,一举突破了敌人六道封锁线,溃围而出。
在台儿庄大捷中,他负责强攻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因为攻得太猛,胸部中弹。所幸,胸部衣袋时的一块银元替他挡住了这颗子弹——银元被弹片击凹了一大块,未能击入体内,他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昆仑关大捷中,他是第5军副军长兼率荣誉1师师长,坚忍不拔,血战到底。
黄仁宇由衷赞叹说:“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
黄仁宇是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大一学生,因为战争,他投笔从戎,改读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到郑洞国手下效力,得到了郑洞国的多方关照。
抗战胜利后,黄仁宇远赴美国深造。郑洞国却被老蒋派往东北代理因病留医的杜聿明的军务,成为了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郑洞国对老蒋挑起的内战大感不满,对时局深感失望,多次想托病离开内战,终因无法摆脱老蒋的控制,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郑洞国是一名军人,却天生有一颗怜悯人之心。
在长春被围的日子里,他目睹了无数被饿死的饥民。
这使得他在战后,他不能承受那种噬心的痛,再也不愿重回长春,再看长春一眼。
曾泽生率领60军举行起义时,老蒋准备派飞机向60军发起轰炸。郑洞国致电老蒋,让他取消了这一行动。
长春城里有日军投降后缴交的细菌武器,老蒋命令郑洞国使用细菌武器突围。
郑洞国却将这口皮箱交给了我东北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参谋长师镜,没执行蒋介石那道丧心病狂的命令。
在辽沈战役前,朱德在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郑洞国这个人不坏,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他。”
毛主席非常赞同朱德的提议,让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郑洞国写信。
周恩来于是在1948年11月18日给郑洞国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可惜的是,这封信并没能如期交到郑洞国手中。
郑洞国投诚后,心如死灰,内心只有一个愿望:回老家当农民。
接待他的萧劲光和萧华没有强人所难,只是建议他到哈尔滨看看。
哈尔滨在抗战胜利后被我党接收,在我党的治理下发展得有声有色。
萧劲光和萧华建议他去那里看看,或许他会有所触动。
郑洞国到了哈尔滨,果然被哈尔滨的新气象所打动。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得这么快?
共产党为什么会赢?
带着这些问题,郑洞国大量阅读毛主席和马列的著作。
书读得多了,思路就豁然开朗了。
他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反动立场,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
1950年8月,他准备去上海就医,途径北京,得到了周恩来的盛情款待。
周恩来诚恳地对他说:“你是起义将领,现在还不到50岁,还有很多时间为人民多做贡献,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建设呢?”
郑洞国以实相告:“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一分力。”
郑洞国病愈之后,在1952年担任了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前,毛主席提议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郑洞国在会议中当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毛主席高兴的在中南海设宴为他祝贺。
郑洞国受宠若惊。
那天,在宴会上作陪的有贺龙、叶剑英,还有鹿钟麟等人。
郑洞国是最后到达的。
他一到,毛主席就大步上前,热情地和他握手,说:“我听说了,你回电蒋介石,没有让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曾泽生的60军,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是有功的,而且,你是抗日名将。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为人民做一做工作嘛!”
毛主席边说边把郑洞国安排坐在自己身边,笑眯眯地说:“现在,我们是同坐在一条凳子上的人了!”
毛主席一句话就把在座的人都逗乐了。
毛主席在郑洞国坐下来后,递给了郑洞国一支香烟,问他:“你抽不抽烟?”
“抽。”郑洞国接过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好!”毛主席笑着说,十分熟练地擦着一根火柴,给他点烟。
郑洞国一下子就被感动到了。
他在点烟的时候想到,自己在国民党阵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却时常被蒋介石呼来喝去,从没得如此礼遇。这么一想,眼眶有些湿润了。
老覃在去年年底写了《1980年,外国女记者问:天安门的毛主席像会挂多久?邓小平答:永远》一文,讲述到邓小平在1980年8月23日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他谈到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说“毛主席是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美结合的人”。
郑洞国这几年来通过阅读毛主席和马列的著作,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一点。
他从心底里对毛主席充满了钦佩、敬仰之情,激动这下,就有些口不择言地问:“你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觉得问得太冒昧了。
不用说,郑洞国问得是太冒昧了。
他不知道,毛主席早期的政治主张,曾经被那些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年轻领导人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但是,陈独秀失败以后,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国焘、王明一个个以“真马列主义专家”自居,相继上台,却相继失败了。
毛主席虽然没有出国留学吃过“洋墨水”,却脚踏实地,真的是在山沟里开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行程,从理论上解决了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
郑洞国这突如其来的一句问话,让贺龙、叶剑英以及毛主席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都怔住了,一齐望着郑洞国。
郑洞国大感窘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主席随即爽朗地笑了,他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我刚刚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年轻气盛,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谛了,总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去到安源领导工人斗争,工人却不买我的账。那一段时间,我也一度陷入了苦闷中,整天琢磨着,这问题出在哪儿呢?琢磨了很长时间,才有了些眉目,原来是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和实际工作是脱节的,根本行不通嘛!”
说到这里,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并非生而知之的圣人,也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只要转变立场,自觉地放下架子,以人民为师,就一定能学好马列主义。”
毛主席一席话让郑洞国犹如醍醐灌顶。
郑洞国的思想深受启发,从此真正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上,成为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