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解放记忆：无锡县警察总局策反始末

2022年08月27日17:49:05 热门 1496

冯春/文

我党策反国民党无锡县警察总局的斗争，始于1948年7、8月间。经过地下党的艰苦努力，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时，警察局多数旧警人员按照布置，不逃跑、不抵抗，并于1949年4月23日，当国民党反动派仓皇撤逃，锡城治安暂呈真空之时，留守岗位，维持治安，保护警察局的档案、枪械和财物，配合解放军顺利进行了接管。

（一）

解放战争时期，无锡警察总局设于城区时郎中巷（现梁溪饭店）内，机构分为：督察处和总务、行政、司法、外事四个科，以及刑警队、警卫队、保警大队（辖3个中队）、车巡队、水巡队。在城区，总局有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城中5个分局暨18个分驻所。全城警察共有800余人，配有各式长短武器，国民党统治者对警察局的控制十分严格。警察局内有戴笠、毛人风的军统派，这批人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有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的所谓“正统派”，这部分人在警局内占绝对优势，起决定作用。中央警校生和军界的黄埔系一样，是蒋介石的嫡系。军统派和正统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此外，还有一些军人出身或靠人事关系进警局混事的员警。警察总局前后换了三任局长，第三任总局长苗秀霖，徐州人，黄埔三期毕业，曾任汤恩伯手下的少将师长。此人思想反动，立场顽固，解放前夕，苏州警察局有人来信征询他对去与留的态度，苗拒不复信，以示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可见要在警察局开展策反工作是很困难的。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全国革命的有利形势，对反动阵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锡警察总局内出现了分化瓦解的趋势，一些较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警察局人员到处寻找出路。这就为我地下党分化瓦解敌人、进行策反提供了良好时机。从这时起，中共无锡工委、江南工委、锡澄县工委、华中二地委等各条线的地下党、团组织积极展开了策反工作。

1949年中共无锡工委策反小组散发的策反信件底稿

1948年7、8月间，苏州地下党党员王天杰来锡，约无锡警察总局司法科科员王鲁锋（又名王宗曾，和王天杰是中央警校同学）外出郊游，有意对其宣传，希望他追求“进步”，“靠拢革命”。王鲁锋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因此当即表示愿意选择光明道路。1949年初，王鲁锋和同班同学、西区分局局员贺长久专门去苏州找王天杰，希望通过他和地下党建立联系。王天杰热情接待。为了谈话方便，王天杰特地在旅馆开了房间，邀他们住了两天，与两人促膝长谈，进一步打消了王鲁锋等人的顾虑。王天杰要求他们“回锡收集情况”，“注意保存武器，解放军来时要负责维持秩序，听候接收”，并答应将设法“使无锡方面的组织与你取上联系”。王鲁锋、贺长久领受任务回锡后，就积极行动了起来。

江南工委方面，由杨增同志直接领导的叶冰一条线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警察总局发展了一个关系，叫高一鸣。高原为苏北解放区干部，后因害怕敌人，脱离了革命，托关系在无锡警察总局谋了差事。1948年，他去北塘一带寻找党的组织，引起组织注意。地下新青团北塘店摊支部负责人杜枫抓住机会，对他进行了教育，然后把高的关系交给叶冰，由叶冰直接做高的工作，向他宣传革命形势，阐明党的政策，要求他“提供情况，保存档案和枪支，争取立功赎罪”。高一鸣接受了新青团的任务，决心将功赎罪。

中共锡澄县工委在城区的地下党通过党员、申新三厂门警王春华在警察局小木桥分驻所发展了4个关系，向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情报。

这些，都为日后我地下党全面展开警察局的策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1949年1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即将结束，江南解放近在眼前，我党策反国民党无锡县警察总局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月，党组织特从苏州党组织调中共预备党员焦晓天来锡，打入警察局开展策反工作。焦晓天以其中央警校正科毕业生的公开身份，利用他的堂兄关系疏通了警察总局长苗秀霖。苗答应让焦“留局候差”。焦在城中分局住下，站住了脚跟。

焦晓天来锡后，中共无锡工委城北区委负责人沈仁涌很快与焦接上了关系。沈交待他的首要任务是“站稳立脚点，迅速摸清敌人的情况”。根据组织的指示和苏州地下党的介绍，焦晓天首先找到王鲁锋、贺长久，使他们成为焦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不久，经党组织同意，焦晓天、王鲁锋、贺长久3人成立了小组，一起开展策反工作。他们在西门内城脚下（原市人民大会堂西南脚），专门租借了一个房间，作为小组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的秘密联络点。

地下党员焦晓天关于策反国民党无锡县警察局的回忆录

为完成组织的任务，小组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调查敌情，较清楚地掌握了国民党无锡军、政、警、宪、特，尤其是警界的人事组织机构、人员武装分布及思想动态。焦晓天还以候差身份，假借帮助巡逻查哨，跟随城中分局巡逻组深入街巷，察看城区地形及敌军分布的明岗暗哨、军事设施。对不属城中分局管辖区范围的地形等情况，就以寻亲访友名义前往查看。王鲁锋凭借职务之便，将司法科档案里的一份中统特务名单抄录下来，还整理了警察总局的总局长、督察长、科长、分局长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这些重要情报，都由焦晓天及时送交上级党组织。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小组针对无锡警察局内中央警校正科毕业生和徐州人占优势的特点，利用他们和军统派水火不容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力量。他们先是重点做了李中奇、宋敬亭（宋庚时）的工作。李中奇是城中分局局长，宋敬亭是城北分局局员。这两人平时为人正派，在中央警校正科系统和警察局人员中威信很高。他们原来对共产党、解放军抱有恐惧疑虑之心，准备随敌撤退。焦晓天等人晓以大义，并由贺长久专去南京，请原中央警校的进步教授高佩珩来锡帮助工作，高虽然未来，但焦等人用他的名义进行宣传，大大促进了李中奇、宋敬亭的转变，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宋敬亭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为解放无锡出力。李中奇也下定决心，不再随敌撤逃，并且积极行动起来，阻止总局长苗秀霖有计划的破坏和撤退阴谋。他们的转变，对进一步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警察局人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3月，上级党组织指示焦晓天小组，要“扩大工作面”，“争取大多数，战时减少阻力，防止破坏，争取尽可能多的警察局人员留下为我所用”。根据党的决定，焦晓天小组以个别聊天的方式，利用报章杂志和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宣传战场形势、宣传党对公教人员“包下来”的政策，如对留下来的旧公务人员职务一律不动，原职原薪，保护私人财产和“立功受奖”的政策等。还进一步利用警界的宗派关系，通过李中奇、宋敬亭、张增荣等人传播一些在警校正科生中威信较高的教授、教官去解放区参加解放军的消息，争取和稳定大多数。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无锡军政当局慌作一团，各自急于做撤逃的准备。警察总局长苗秀霖在这之前已召开会议，布置警察局人员撤走的计划，他在会上威胁说：“谁不走就枪毙”。20日以后，他又一再命令警察局各单位清点财物，烧毁档案文件，集中枪支，准备撤逃。

4月中旬，焦晓天小组接到了地下党“要积极组织力量，防止敌人撤逃前的破坏，保卫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尽量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的指示。面对苗秀霖破坏和撤逃的企图，焦晓天、王鲁锋、贺长久、李中奇、宋敬亭在城中分局商议了对策，决定由李中奇、宋敬亭出面，以“中央警官学校同学会”的名义，在城中分局召开在锡同学代表会议，对外称“应变”会议，邀请部分非警校同事参加。会议目的是争取到会人员做出最后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

4月20日，李中奇主持召开了“应变”会。参加会议的有北区、东区、南区、中区的分局长季意诚、刘健民、廖大镠等，城西分局由贺长久代表，总局由王鲁锋代表，此外还有巡官（局员）韩文柳、宋公侠、马相伯等10多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去留的问题，到会人员争论得很激烈，气氛十分紧张。为防止意外，焦晓天未直接出面，在另一房间通过李中奇、宋敬亭、王鲁锋控制会议的进程。当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刘健民提出要追查这次会议的后台。宋敬亭为防不测，三次要焦晓天离开分局，焦要宋敬亭等人沉住气，说：“不要怕，敌人是抓不到把柄的”。会议继续开下去。经过反复争论，李中奇、王鲁锋等人阐明形势，晓以大义，终于使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约定共同遵守四条原则：（一）留下来迎接解放。（二）对总局长苗秀霖的命令，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万一非随苗走不行，路上一闻枪响，立即分散回城，将队伍带回原地。（三）各单位分别负责管理本辖区的日常工作，防止一切破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察局人员不准趁火打劫。（四）城中分局作为联络点，李中奇、宋敬亭为指挥。

会后，焦晓天小组加紧了对那些思想动摇的人的策动，为迎接解放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江南工委系统的地下团员责成警察总局的高一鸣，将新青团的宣传传单分塞到警察总局部分办公室内，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和震动。

华中二地委社会部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杨树春，也通过南门大同镇的地方人士，争取了大同镇的十二名警察，留下迎接解放。

（三）

1949年4月21日晚19时，人民解放军在东线强渡长江。4月22日凌晨，驻守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成功举行起义。此后，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一部突破长江后，沿锡澄公路南下，迅速逼近无锡。

从4月21日起，国民党无锡警备司令部、城防指挥部、县政府陆续撤逃。警察局是最后一个撤走的。22日，总局长苗秀霖让人电话催促各分局和分驻所及警局其他单位烧毁一切文件档案，到总局集中。

当天，各分局的人（包括总局一部分人员）都按20日“应变会议”的布置，寻找各种借口，如“人员集中不起来”等等，拒不执行命令，甚至当苗想毁掉总局的档案时，也没人为他干。只有军统控制的水巡队、车巡队到总局集中。拖到4月23日中午，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苗秀霖见各分局的人迟迟不来集中，又气又急，他把指挥所从时郎中巷迁到崇安寺钟楼旁县参议会办公室内，亲自打电话或派人催逼各单位，对他们威胁，强令集中。此时，形势严峻。焦晓天小组一方面及时通知各单位负责人用不接电话或避不见来人的办法软顶硬拖，另一方面，由焦晓天编出了一些“消息”，如“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地下武装已经进城”等等，在警局人员中大加散布，逼苗逃走。到下午3、4点钟，苗秀霖眼看大势已去，再不敢坚持下去，不得不带领总局的一小部分人和水巡队、车巡队从水陆两路（车巡队骑自行车，水巡队乘汽艇）向南撤逃。途经城南分局时，苗秀霖带着一批武装亲信闯进分局，责问分局长廖大镠：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并迫令廖集合员警（只有部分人）随他撤退。地下党原计划由游击队沿途截击，因未赶得上，截击未成。苗秀霖只带走了警察局的一小部分人，逃到舟山后全部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苗秀霖虽走，但局面尚未稳定。焦晓天、王鲁锋、贺长久、宋敬亭等人立即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宋敬亭出面，通知各分局把档案、文件、武器和弹药管好，准备交给解放军或我地方武装。焦晓天则赶往总局，让各科室人员各司其职，不准破坏。当天，中共城北区委负责人华逸民、沈仁涌和焦晓天研究了警察局接管事宜。尔后，焦晓天根据党的指示，在时郎中巷总局召开了全局警官大会。会前，沈仁涌赶来，与焦晓天商定了督察长的人选，还派打入总局刑警队的地下工作人员杨家伦保护焦晓天，为焦压阵。在全局员警大会上，焦晓天以地下党代表名义，宣布正式接管。同时宣布：一、宋敬亭为督察长，负责协助处理全局接管事务。二、加强纪律：（甲）全体员警照常上班、值勤、站岗、巡逻，负责辖区的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乙）各单位的文件、档案及一切物资，要认真保管，不准毁坏、转移或私人占有。（丙）县乡镇分局、所，要将所有的文件、档案、武器弹药及资财等，就地移交给我地方武装，交接完毕，立即来总局报到。

会议结束后，人心稳定。绝大多数警察局人员按照地下党的决定坚守岗位，保护警察局的档案、财物，协同工商自卫团和我地下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维持治安，为锡城安定地度过真空时期出了大力。

经我地下党（团）系统策动的其他旧警人员，如总局的高一鸣、南门大同镇和小木桥分驻所的部分员警，有的携带枪支及保管档案的钥匙向我方投诚，有的留下不走，等待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