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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5月的一天,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在应城的一家招待所招待两位昔日的老友。
老友相聚,本就是为了叙旧。饭局刚刚开始,三人闲聊得十分愉快。
可随着饭局的深入,其中一位老友逐渐变得惶恐不安。
以至于最后说道:“李司令,我要向您举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应城县招待所饭局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愈战愈勇,其兵锋之锐利直指长江以南各省。
4月,解放军直逼湖北,各县国民党守军慑于解放军的军威,纷纷选择了弃城而逃。
到处都是国民党逃兵和躲避战乱的百姓,一时间,整个湖北混乱不堪。
党中央考虑到李先念曾长时间在湖北工作,熟悉那里的情况,便命他前往湖北主持工作,以稳定局面。
5月,应城被解放军接管,李先念亲自来到这里安抚城中的百姓。
几天后,应城的整体情况趋于稳定。
这时,李先念突然想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便命人把民政部长郑绍文请来。
两人一起坐在招待所里,静静等候他的到来。
郑绍文感到不解:“司令员,我们这是在等谁啊?”
李先念不慌不忙地说道:“绍文别急,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便把桌上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
而在同一时间,一名解放军战士敲响了城中一家百姓的大门。
咚、咚、咚,一连三声敲门声,紧接着这名战士便喊道:“郭仁泰、郭仁泰在家吗?”
稍许片刻,屋内的人打开了房门,他看着门口的解放军战士,心中一时迟疑:
“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郭仁泰?”
“是的,同志。”
“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李司令找你去一趟,你跟我走一趟吧。”
“同志,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李司令只说请你去一趟,别的也没说什么。”
郭仁泰心中不免嘀咕,解放军中自己所认识的姓李的人只有一个,难道是他?
来不及多想,郭仁泰便跟随这名战士的脚步来到招待所。
打开房门,郭仁泰看着房间中正在喝茶的二人,心中不禁一喜:
“李司令果然是您,还有郑部长,我们也多年未见了。今天您二老能邀请我,实在是我三生有幸。”
李先念面带笑容,邀请郭仁泰赶忙坐下。
故人相见,自然避免不了一番叙旧。
待酒过三巡,郭仁泰用双手端起一杯酒敬向李先念和郑绍文:
“当年感谢您二人的大恩,不然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李先念神态自若的端起酒杯:
“郭先生曾在抗战中做过一些贡献,我们今天不是来问罪的……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忘了,我们曾经还一起做过战友呢?”
说罢,李先念便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不过,我听闻城外的山中还潜藏有一伙土匪。”李先念又继续说道。
郭仁泰一听顿感不妙、心生冷汗,原来解放军早已调查好了一切。
他此刻也顾不得其他,连忙说道:
“李司令,我正要向您举报这件事呢。这伙土匪的首领叫李春山,昔日曾是我的亲信,他还邀请我一同上山落草为寇,不过我没答应。”
说完,还不忘记表忠心。
紧接着,郭仁泰便把自己所知道关于李春山的信息,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了李先念和郑绍文二人。
在战乱年间,山中藏有土匪并不罕见。
只要他们不欺压百姓,解放军尚且还能容忍,甚至收编。
可李春山这伙土匪,大多都是无恶不作的奸诈之人,他们趁着国家动乱鱼肉百姓,甚至还收买一些国民党军官一同欺压百姓。
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自然不会容忍这些“毒瘤”。
李先念来到应城的当天,就听闻了山中的这伙土匪。
而且他之所以请郭仁泰吃饭,就是想看看他和李春山有没有互相勾结、欺压百姓。
等李先念的事情问完了,旁边的民政部长郑绍文笑着问道:
“郭先生,我听闻你的家中还有几支枪,你打算怎么解决呢?”
郭仁泰连忙赔笑:
“郑部长,您瞧我这记性,我正打算明天就上交呢。这几把枪我是用来防卫国民党的,如今解放军来了,这些枪我还留着做什么呢。”
见目的已经达成,几人又互相饮了几杯酒,李先念与郑绍文二人便离开了。
郭仁泰望着离去的二人,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回到家中,他来不及休息,连忙把家中的6把驳壳枪交给了门外的解放军。
几天后,一名解放军带着郭仁泰的亲笔信打入了李春山的内部。
当天晚上,在里应外合下,解放军很快便歼灭了这伙土匪。
值得一提的是,好在郭仁泰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解放军这才避免了伤亡,仅有几名战士受轻伤。
那么,郭仁泰又是怎么结识李先念的呢?这一切还要从1937年说起。
2.第一次投靠新四军
郭仁泰出生贫苦人家,从小父母双亡。
为求生计,叔叔把他过继给应城一位郭户人家当养子。
生活环境有了巨变,但郭仁泰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虽说顶着养子之名,但郭户人家从未把他当做儿子对待,不仅不让他上学,成年之后还把他送到黑心盐矿当矿工。
于是,一怒之下郭仁泰便与郭户人家断了联系。
眼下没有去处,又无法逃脱盐矿警卫的看守,郭仁泰索性留下,慢慢寻找离开的时机。
直至有一天,当地黑帮势力之一的“洪帮”,因矿主没有交“保护费”,便来到盐矿闹事。
郭仁泰看着平日里对他们趾高气昂的警卫,现在却对洪帮低头哈腰,也幻想着自己要是洪帮的一份子就好了。
突然一声大喝传来:“我问你们,什么时候交保护费!”
郭仁泰从幻想中惊醒过来:“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于是他趁着警卫都在应付洪帮之际,悄悄离开了盐矿,后来又加入了洪帮。
为了能在洪帮站稳脚跟,每次帮派出任务郭仁泰都是抢在前面,如果发生激斗,他也会义无反顾地掩护帮派众人。
慢慢的,洪帮众人都被郭仁泰所折服,他也逐渐地成为洪帮的话事人。
虽然郭仁泰是当地帮派的老大,但老百姓对他并不怨恨。
因为郭仁泰本就是穷苦人家出身,又遭受黑心盐矿的不断压榨,导致他对那些黑心矿主、压榨百姓的地主乡绅极为怨恨。
洪帮在他的管教下,并没有对老百姓动手,有时还会主动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开始着手解决地方上那些不稳定的因素,洪帮就在他的重点打击范围内。
赤手空拳的洪帮众人如何能与军队对抗呢?很快,郭仁泰就被抓进了监狱。
当时,为促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国,我党力求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也把一些注意力放到了民间。
当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新四军鄂豫纵队领导之一的陶铸,在听闻郭仁泰的事迹后,就觉得他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于是,陶铸亲自出面,找到当地国民党驻军,将郭仁泰救了出来。
听闻是陶铸救了自己时,郭仁泰对他感激涕零。
行走江湖,义字为先,更何况是救命大恩。
而陶铸说道:“你要真想报恩,那就带着你的洪帮弟兄与我们一起打侵略者。”
说干就干,郭仁泰用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威望,没多久就拉起了一支约200人的队伍。
并接受新四军的改编,成为应城第三抗日大队。
3.二次投靠新四军
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武器装备,都无法与日寇相提并论,导致了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进而占领整个湖北。
一些地方武装被日寇消灭,而郭仁泰所在的应抗第三大队,则是选择了投降。
毕竟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日寇的对手,更何况是郭仁泰的队伍。
而且,他队伍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昔日洪帮的帮众,他们街头斗殴或许可行,又怎么能与日军正面对抗呢?
再加上郭仁泰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又何谈国家与民族呢?
他本就是出身江湖草莽,心中想的几乎都是如何保全性命,所以他的投敌行为不足为奇。
由于日军当时执行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因此郭仁泰在投降日军后反而被格外关照。
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很快成为应城地区势力最为庞大的一伙伪军,对我军根据地产生了不小的威胁。
当时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便想着如何歼灭这伙伪军,但陶铸却不这样认为。
眼下新四军还很弱小,如果将郭仁泰争取过来,岂不能壮大新四军的力量。
于是陶铸急忙向李先念汇报,待获取同意后,他就开始了行动。
1939年9月,陶铸带着一支小分队秘密来到余家嘴,找到了郭仁泰的亲信红旗老六。
红旗老六连忙求饶:“这都是郭大当家让我们做的。”
“这我知道,所以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说服郭仁泰,让他带领队伍重新反正。”
“可我不敢,这样吧,我带你去见郭大当家。”
第二天,陶铸就扮作商人见到了郭仁泰。
刚一见面,陶铸就斥责他:
“你带着队伍背叛新四军,选择投靠日寇,这就是你的‘义’,我看是背信弃义!”
不等郭仁泰开口,陶铸又继续说道:
“李司令觉得你投靠侵略者是有苦衷的,他让我代为转告给你两个选择:一是重新被共产党改编,二是被新四军就地消灭。”
一面是实力强大的日寇,一面是昔日的救命恩人,郭仁泰面临两难。
最终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接受新四军的再次改编。
几天后,李先念亲自来看望郭仁泰:“郭同志知错能改,这是好事。”
紧接着就宣布了任命,郭仁泰的队伍被改编为第六团,郭仁泰任团长。
这次新四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给第六团派了政委和指导员,来改变第六团的不良风气,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认知。
其中政委就是上文提到的郑绍文。
时间匆匆流逝,出人意料的是,郭仁泰等少数分子因受不了我军艰苦的生活作风,再次选择了背叛。
对此郑绍文向上级请求处分,但似乎一切都在李先念的预料之中:
“绍文同志,你为新四军训练出了一支强而有力的部队,我还要表扬你呢。至于郭仁泰,我看他迟早还会回来找我们的。”
果然不久后,郭仁泰又重新找到郑绍文,请求他批准自己再次加入新四军。
原来日寇的饭也不是好吃的,他再次叛敌既没人又没枪,日寇又如何能看重他呢?
不过新四军这次并没有接纳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郭仁泰几次三番选择背叛,我党又如何能再次相信他呢?
不过,郭仁泰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重新回到伪军中,在后来为新四军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抗战结束后,我党念在他曾经的功劳,并没有对他进行清算,而是让他重新成为了一名老百姓。
纵观郭仁泰的一生,虽然他几次三番背叛我党,但好在他并没有为难老百姓,也没有与我军对抗,甚至还有一定的贡献。
而且我党向来宽容,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或许这就是我党最后能获取胜利的一个因素吧。
值得一提的是,郭仁泰后来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还是在李先念的帮助下,他依靠养老金活到了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