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管晏列传》，先贤认为司马迁略去了二人的主要事迹，而“论其轶事”，认为太史公写管鲍之交，写晏婴赎越石父，无不是借题发挥，以抒发自己的胸怀。
东郭先生承认可能有这个原因，但认为世家、列传的体例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在《齐太公世家》中齐桓公那段历史，管仲生平的大事已经讲过；“栾高之乱”那段历史，晏婴的生平也是一样；所以在他们的合传《管晏列传》里，两人的事迹只能选些私人的。
管仲和鲍叔牙在国家大事上，一开始是政敌，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齐桓公，公子纠失败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管鲍之交
但在私底下，两人却自始至终都是很好的朋友，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牙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牙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牙谋事而更穷困，鲍叔牙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牙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治国理念，太史公引用了《管子》一书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太史公关于自己略去了管仲、晏婴生平的主要事迹，而“论其轶事”的解释也在这些他们的著作上，认为这些著作已经向详尽的说明了他们的主张，人们想要了解直接来读即可。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
众所周知，西汉初年，黄老之术是国家的政治理念，所以《管子》一书是贵族士人的必读书籍，太史公理所当然，认为不过是常识，但随着“独尊儒术”，这书逐渐被边缘化，普及率和四书五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到了现代，国学传统早已丢的差不多了。
晏婴救出越石父后，没有刻意保持礼貌，招来越石父的怨恨，越石父的话很有意思，和《让子弹飞》中，花姐用枪指着张麻子的理由一样，都是对善良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姜文那句“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回应。
“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倒是“其御之妻”的劝告很有借鉴意义，无论身居何位，“谦虚恭谨”必不可少，随随便便就翘尾巴，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流传至今的《晏子春秋》一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后世伪造的，地位比《管子》更低，人们不过当作奇闻逸事来读，直到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晏子春秋》后，才作为先秦名作被人们认可。书中《橘逾淮为枳》、《晏子使楚》曾入选过语文课本。
若不是这本书，晏婴这么风趣幽默的人物恐怕就只能淹没在《左传》、《史记》的宏大叙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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