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邀请张治中随行视察大江南北：文白先生，可愿意？

“9月10日早八点，北京南苑机场，主席微笑着冲我招手：‘文白先生，咱们起飞啦！’”——张治中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一句轻描淡写的问候，让他紧张的心立刻松了三分。

飞机抵武汉时已近中午。骄阳炽烈，江面像一条闪光的银带。张治中知道，主席昨夜又几乎没合眼：五个会、一场接见、一叠文件，硬是把凌晨拖到了天亮。这种高强度，他早已见怪不怪，却依旧心疼。刚下舷梯，他低声劝：“先歇一歇？”主席摆手：“天热，趁水温好，去江里转转。”接着哈哈一笑，“你要是怕浪，就做个观潮派吧。”一句玩笑，把随行的干部逗得直乐。

翻阅张治中整理的四万字随行笔记，那趟长江之行节奏紧得像一首急促的鼓点：武汉、安庆、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杭州——七站一线贯通，七昼夜几乎不眠。很多人只看到“七次横渡长江”的壮举，忽略了沿途那些“细枝末节”。可张治中偏爱写小事，他觉得，小事才最显人心。

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那一幕，就很能说明问题。主席进门没看进口设备，却在两台国产龙门刨床前停了足足三分钟。“能再放大一倍吗？”“有难度，但理论上行。”工人回答得干脆。主席点头，语速不快却掷地：“那就做，给自己定一条更长的杠。”旁边有人担心数据，张治中却在心里暗叫痛快——这股子自信，正是他最佩服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主席对吃并不讲究，却偏爱在地方小店“抖机灵”。武汉的豆皮店“老通成”只备了青菜、黄瓜肉片、冬瓜汤三样。服务员递毛巾时，主席道谢，很轻，却真。席间他忽然讲起陕北的馍馍笑话：“某位南方学者到了延安，抱怨入党后连米饭都没得吃。”众人轰然。张治中用铅笔飞快记下，旁边王任重看他，眼里都是惊叹：这位“和平将军”，记录比记者还勤快。

同行十二日，张治中最在意的是两件事。一是主席读书。每到一地，必借当地志书、诗文集。《安徽省志》《朱熹注楚辞》都是临时调来，翻得满页折痕；在火车上，他还抽空与张治中讨论朱子籍贯，“婺源划到江西，祖籍仍是徽州人嘛。”语气像闲聊，逻辑却缜密。二是主席对他这个“前国民党将军”的礼遇：合影时要等他，座次上给靠前位置，就连船上谈长江规划，也特意把张治中拉上，“你不是党员，却是老朋友”。这种平等相待，让张治中数度动容。

时间线拉回到1949年，两人真正亲近，始于北平和谈。那时张治中兵符尚握，蒋介石怀疑他“必通共匪”。可他宁可交出军权，也不愿再打内战。毛主席在双清别墅设宴，“小米不好，却是自己种的”。一句玩笑，卸下对方全部戒备。七年后在北戴河，主席忽然问：“文白先生，可愿意到江南走走？”张治中原本准备回北京，便把行程拖了又拖，直到接到正式邀请，这才恍然：原来主席一直等他说“愿意”。

马鞍山钢铁厂那天，车还未停稳，主席已推门下去。炼钢炉火光扑面，一阵热浪。有人递上一件薄外套，他摆手：“热潮里，穿这个反倒难受。”随后挽袖，凑近炉前看钢胚流动。厂领导汇报：“若今年再上两座高炉，产量能翻番。”主席笑看张治中，“他说翻番，你信不信？”张治中回以一句半玩笑：“主席点头，我就信。”炉火映着两人侧脸，汗珠闪得厉害。

20日南京。坐在火车包厢里，主席忽问江渭清：“那三千块，欠条可还在？”江渭清一时没反应。张治中忙摆手，“旧事旧账，别提了。”原来，当年江为筹抗日费，写信向他借款，他痛快批给。主席听完这段往事，乐不可支，“借钱不打欠条，更显信任。”一句话，车厢里气氛立刻活络起来。

次日凌晨一点，列车驶入上海郊区。张治中刚合眼，又被秘书轻拍：“主席请您过去。”他披衣前往，主席正看文件，风扇嗡嗡。见他来了，放下笔，“想去上钢一厂看看，夜里进厂，工人也能少受干扰。”话音很轻，却透出对基层的体贴。张治中默默点头，心想：如此日夜兼程，他这个老红军的身体到底靠什么支撑？答案或许很简单：信念。

杭州是终点。西湖边桂花初放，空气里甜腻腻的。张治中提议：“这一站多歇几日吧。”主席半开玩笑，“三天就够，我睡得快，醒得也快。”说罢自去楼上，依旧是四五个小时的短眠。张治中原想好好整理随行记录，却发现主席白天仍批阅电报，晚上还翻史书。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做“不遗余力”。

随行笔记写成后，他抱着厚厚稿纸想请主席审定并发表。主席摇头：“你若全写实事，无所谓。但要把我夸成圣人，恐惧之极。”张治中笑了，“主席，我这篇没有一句颂词。”主席望着他，眼中含笑，“说服可以，压服不行。”又是一句轻轻的幽默，把气氛拉得很松。

十年后，张治中病重。主席派人送来东北人参，并嘱咐：“把药全部交给文白先生，别客气。”1969年4月6日下午，他在北京医院病逝。遗体告别那天，周总理到场，主席送来花圈。悼词极简，只一句：“老朋友，一路走好。”简洁，却沉甸甸。

有人说，毛张之交是统战的范例；也有人说，那更是一份跨越阵营的朋友情。张治中曾对女儿话语哽咽：“主席待我如兄，如师，又如友。”他没说出口的那半句，或许是——此情此义，值得用一生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