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而亡！这个王朝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公元947年正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坐在汴梁皇宫的龙椅上，望着殿外瑟瑟发抖的后晋百官，得意地将国号改为"大辽"。这位草原霸主不会想到，仅仅半年后，他精心布置的中原统治网就被一个沙陀汉子撕得粉碎。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城头升起汉旗的消息传来时，耶律德光正蜷缩在回师的毡帐里。这个沙陀人出身的枭雄，早年曾两次救过石敬瑭的命。此刻他望着地图上星罗棋布的契丹驻军，嘴角泛起冷笑："契丹人抢得了中原，却守不住人心。"

刘知远的算盘打得精准。他一面派使者向耶律德光称臣纳贡，一面暗中联络中原豪强。当契丹军队因劫掠引发民变时，他果断出兵，打着"驱逐胡虏"的旗号一路南下。沿途州县纷纷倒戈，连契丹扶植的傀儡李从益也被百姓杀死。

六月的汴梁城，刘知远在群臣劝进中登上皇位。他望着宫殿上斑驳的血迹，或许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在战场上为石敬瑭断后的沙陀少年。此刻他改名刘暠，以汉朝后裔自居，却不知这个国号将在四年后成为历史的笑柄。

暴政治国：从省耗到族诛的死亡循环

后汉的朝堂从一开始就充满血腥味。宰相苏逢吉在皇帝生日时"静狱祈福"，将监狱里的囚犯不分罪行全部处死，美其名曰"狱静"。这种嗜杀的风气很快蔓延到地方，卫州刺史叶仁鲁为抓捕盗贼，竟将协助追捕的平民砍断脚筋遗弃山中，任其哀嚎而死。

财政大臣王章的敛财手段更是登峰造极。原本每斛田税附加二升的"雀鼠耗"，被他提高到二斗；官府支付钱币时，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却要求百姓按八十文缴纳，称为"省陌"。更绝的是，他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无论数量多少一律处死，连百姓日常用盐都成了死罪。

这些暴政在《旧五代史》中留下了冰冷的记载："王章督税苛急，民有蓄十钱者，尽没入之"。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出现"父子相食"的惨剧。但刘知远对此视而不见，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用严刑峻法巩固统治。

权力绞杀：四代托孤的致命棋局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在病榻上握住托孤大臣的手，目光扫过杨邠、郭威、史弘肇、王章四人。这个沙陀皇帝或许意识到，自己留下的不是帝国，而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权力炸弹。

他死后仅三个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就联合凤翔、永兴三镇叛乱。十七岁的汉隐帝刘承祐慌了手脚，只能依赖郭威平叛。这位日后的后周太祖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他采用"围而不攻"的策略，耗得李守贞粮草断绝，最终自焚而死。

但胜利的果实被权臣们瓜分。杨邠把持朝政，连皇帝的诏书都要经他过目；史弘肇掌管禁军，在京城随意杀人立威；王章则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当刘承祐想提拔几个亲信时，杨邠公然顶撞："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

年轻的皇帝在寝殿里彻夜难眠。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杜重威反复无常，必杀之。"却发现自己连诛杀一个叛将都要看权臣脸色。这种无力感最终演变成疯狂的报复——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刘承祐在殿门埋伏甲士，将杨邠、史弘肇、王章当场斩杀，并灭其族。

澶州兵变：黄袍加身的死亡预言

当密使带着诛杀郭威的诏书来到邺都时，这个五代最具传奇色彩的将领正在校场练兵。他拆开诏书的瞬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破绽——这份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书，竟然没有加盖玉玺。

郭威的部下们群情激愤。他们跟着这位统帅南征北战，如今却要被朝廷卸磨杀驴。更让他们恐惧的是，刘承祐已经杀光了郭威在京城的家人，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

十二月的澶州城，士兵们突然将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这个比赵匡胤早十年的"黄袍加身"，揭开了后汉灭亡的序幕。郭威望着城下黑压压的军队，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在潞州街头杀屠户的少年。命运的轮回中，他从杀人犯变成了开国皇帝。

刘承祐在逃亡路上被乱军杀死时，或许终于明白：当皇帝的权威只剩下诛杀权臣的利刃时，这把刀最终会反噬自己。郭威进入汴梁后，并没有急于称帝，而是导演了一场"迎立刘赟"的好戏。当这位后汉宗室在宋州被囚禁时，后汉的最后一丝血脉也断绝了。

速亡密码：五代政治的致命基因

后汉的四年国祚，是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这个由沙陀人建立的王朝，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的致命缺陷：

1. 军事寡头政治：刘知远依靠河东军事集团起家，却无法建立有效的文官体系。杨邠、史弘肇等权臣既是开国功臣，也是帝国的掘墓人。
2. 合法性困境：沙陀人以"汉"为国号，却无法真正获得汉族士大夫的认同。刘知远称帝不称汗的策略，反而加剧了胡汉矛盾。
3. 继承危机：刘知远仓促传位给未成年的刘承祐，导致权力真空。这种五代常见的"父业子承"模式，在缺乏制度保障时必然引发内乱。
4. 经济崩溃：王章的重税政策和苏逢吉的酷法，将百姓推向绝境。正如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指出："后汉延续了前朝的暴虐统治，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

当郭威在广顺元年（951年）正月正式称帝时，后汉的宫殿已被战火熏黑。这个存在仅四年的王朝，留给历史的不仅是血腥的记忆，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权力失去制约，当法律沦为暴政的工具，再强大的军事机器也终将崩塌。

结语

后汉的故事，是五代乱世的一个注脚。这个由沙陀铁骑建立的王朝，如同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一道血色轨迹。它的速亡不仅是刘知远、刘承祐父子的悲剧，更是整个五代时期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沉沦。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叹："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真正的长治久安，从来不是依靠铁腕和酷法，而是建立在民心与制度的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