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出土文物二三事》

本书是郭沫若四篇有关出土文物的考证文章，“原载《文物》、《考古》杂志，经作者同意并且略加修改后，由本社出版。”本社者，人民出版社是也。

出土文物二三事

第一篇《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和第二篇《〈坎曼尔诗签〉试探》读来蛮有趣味。第三篇《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刻辞》是关于甲骨的方面了，读来颇有些吃力，第四篇《出土文物二三事》其实包含《日本银币〈和同开宝〉的定年》《新出土侯马盟书释文》《扶桑木与广寒宫》三个部分，算是增添了一些知识，趣味倒没有十分感觉到。

不过，因为书中这几篇文章都是1971、1972年写的，自然有许多当时的时代印痕，读来仿佛能感受到和当代文学史的关联，也便觉得都很好。

《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涉及的主要是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一座唐墓的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有“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写〕”，并可以根据另有的籍贯知悉卜天寿时年十二岁。

因为卜天寿的写本的价值已经得到研究，作者主要叙述的是残卷末尾卜天寿写的一些诗词和杂录。

之中有内地传去的当时的流行歌曲《三台词》，不过“全凭记忆在写，写了好些别字”。

后来的诗歌，有卜天寿自己写的，也有抄的旧诗。这里头有别字，也有格式上的错讹，但正因为这些错别之处，我才感觉自己读的是十二岁的小朋友的东西，不是神童不是才子，就是一个小朋友，很亲切的。

中有一首五绝，按正确的字写出来是：“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可爱的。

这样看到末了，“前两行写的是卜天寿的籍贯年岁，由于是自己所熟悉的事项，因而没有一个别字”，“第三行写的是《千字文》的开头五句”“这里也没有一个别字，足证平时诵读很熟”，在前面一大堆错讹的忍俊不禁后，这里通通没有问题，读来还有点小感动呢！

“最后一行是‘牒件通今月中旬临书状如前谨状’，完全是有意仿效官样文书。卜天寿这个孩子，看来是相当伶俐，也相当调皮的。”是也是也，忍俊不禁。

作者总结“当时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什么两样”，并对“苏修社会主义帝国的官僚和学者”“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未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狂妄”“放言”，以卜天寿“渊默的雷声”教训道：“老沙皇的子孙们！你们看看，我所写的《论语郑氏注》和我所做的五言诗吧！”

《〈坎曼尔诗签〉试探》涉及的是新疆的坎曼尔所书的三首诗和抄的《卖炭翁》，不光继续证明了西域和内地的沟通，还传达出民族团结的意思，乃至于之中《诉豺狼》还可以看出“以地主的身份写出痛骂地主的诗，坎曼尔可以算得是一个开明绅士”。

至于诗中几个简笔字，作者以为“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

末了，作者说前些时日卜天寿的教训或者在坎曼尔看来是太轻，于是以他的口吻“大声地斥骂”：“超过了老沙皇的豺狼们！你们听着！我坚决相信：‘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被你们诱拐去了的我的亲爱的后辈们，终会‘云开复见天’的！”

读来很澎湃，然而今天在网上看到，说《坎曼尔诗签》仿佛是伪造的，然而太过于符合政治需要了。那个年代呀，嗟乎！

尽管如此，书中涉及到音韵、甲骨、神话等方面的知识还是很叫我钦佩的。

而在《追记》文字上落的“沫若”二字让我长久停留。

想起先前第一次他抛开姓氏单称“沫若”，发现这名字真好听；又想起不久前读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文章，里头有位唐兰先生，“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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